刘世锦:中国经济触底了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2 次 更新时间:2018-02-23 20: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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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从2010年一季度后到目前为止,在这将近八年时间里增速逐步下行,该如何分析这一期间的经济变化?争议激烈,众说纷纭。

   这一争论有大的国际背景,早前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这类追赶型经济体都是在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出现回落。为何会出现回落?已有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都没有对这一现象给出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何理解经济增速回落?

  

   对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在国内外,大体上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用的是凯恩斯理论。但过去八年一直下滑,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了现在7%以下,一般的周期理论很难解释。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外部冲击,2008年后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形势不好,中国也受到冲击。2008年全球经济整体下滑,2009年中国实施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增速大幅回升。但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便逐步回落,而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却在恢复往上,这说不通。

   第三种是我们研究后得出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2009年、2010年,我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观察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二战”后工业化历史进程,大多数国家不是很成功,有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

   这些成功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后,无一例外经济都下了相当大的台阶。比如,日本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在9%以上,70年代初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开始明显回落,70年代-80年代增长速度跌到4%左右,之后再下台阶,90年代到新世纪的增长速度是1%左右,甚至出现零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在过去60年时间里,下了两次台阶,经历了三个平台。

   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发生很大变化,并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下一个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

   当时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相信、认可的人并不多。但过去八年的增长历程表明,这不仅是逻辑推论,增速回落、增长阶段转换过程已成为现实。中央提出的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首先指出的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还有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动力和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九大进一步提出,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增长阶段转换?

   第一是终端需求和重要工业品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如果有关条件具备,后发经济体都会有一个高速增长过程,我称之为“挤压式增长”,二三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经济体上百年的发展路程。在这里,我强调一个概念——历史需求峰值,是指某一种需求或者某一种产品,它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点。历史需求峰值是一个长期需求概念,背后是由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提供的技术所支撑的,所以,实际上还是由供给决定的。

   第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总量与结构变化。从2012年开始,中国15岁-59岁的劳动力每年减少大概200万人,总量是在下降,老龄化速度在加快,而工资水平在上升,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边界临近。比如雾霾严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门都出不去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很难。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发展经济到底为了什么。资源环境的底线已经被触碰到。

   基于这么几个原因,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具有必然性,这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经济学理论对此应该发展出适当的分析框架。

  

比速度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

  

   经济发展速度是重要的,但从另一层面来说,速度又不那么重要。因为速度是表象,背后实际上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乃至体制机制政策的系统性转型。

   几年前,经济学家、政府官员都说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原因是工业和投资比重高,过度依靠外需,过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但在过去这几年时间,这四个基本指标都出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消费比重已开始上升,近两年消费在经济增量中占比达70%以上;出口曾经是20%、30%的增长,近年出现负增长,以后也可能保持在5%左右的增长速度。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但就业情况整体不错。原因是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吸收的就业人口增多,在2005年时是80万人,最近几年可吸收170万-180万人。除了增长基数加大外,服务业更快地发展,也能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

   还有一个是企业效益问题。中国的企业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当速度开始下降时,效益随之下降。十几年前我们做过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变,GDP增长速度低于7%时,有40%甚至一半的企业会亏损。前两年增速开始回落后,我们很担心企业效益会不会下降很多。从实际情况看,前几年虽然有所下降,但还不算严重。但从2015年开始,工业企业产能严重过剩,带动价格和利润下滑,突出表现在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了解这个情况,也就明白为什么要推动去产能,就是要通过去产能,调整供求状态,使价格和利润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我们的企业在高速增长时才能赚钱,但国外企业却是另一种情况。美国平均增长速度2%-3%,日本1%-2%,欧洲甚至零增长,但大多数企业能稳定盈利。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是7%以下,以后还会有5%-6%,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数企业要有稳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转型。这是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观察、分析和评估这几年的中国经济,一定要考虑经济增长阶段和背景的变化。这几年不再是高速增长期,而是从高速到中速的转型期。尽管中国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从反映经济转型的指标看,总体上是好的,有些进展是突破性、有长期意义的。而一些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或陷入严重危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实属不易。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

  

   过去八年经济增速逐步下行,有些人相当悲观,担心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底?我的观点是,不要那么悲观,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而且已经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在需求侧,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高投资拉动。在过去许多年,高投资中房地产占比20%-25%,有时候上了30%,基础设施占20%-25%,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三项合计占到整个中国投资达到80%-85%。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

   高投资要触底,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要触底,或者通俗地说,这三只靴子就要落地。目前出口已经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高点已经过去。房地产也是如此。有一组国际比较数据,美国、英国、韩国、日本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房地产投资都接近历史需求峰值。经过我们测算,中国占房地产投资70%的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1300万套,已在2014年达到。此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会逐步回落。2016年一季度,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房地产投资开始回升,有人又变得乐观起来。我们提出,这只是短期回升,不可持续,还会往下走。事实上,近期剔除价格因素后,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是负增长。

   在供给侧,去产能取得了一定进展,PPI在54个月负增长后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时间也大幅回升。煤炭钢铁价格有时涨幅很大。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当下煤炭钢铁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中国到底有多少煤炭钢铁产能,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下而上的统计不一定能搞清楚,还是要相信市场。价格是最方便的反映某一产品供求信息的机制。供求关系从来都是在变化的,还是要相信市场信号,要让市场在调节供求关系中正常发挥作用。

   我们提出,2017年是一个触底的验证期。一说触底,有人就会兴奋起来,马上想到一个词叫“触底反弹”。最近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上7%,还能持续一些年。但我们认为大的V型或U型反转是不可能的。如果采取某种激烈的刺激措施,也不排除偶然会上7%,但一年都撑不下来,而且必然会大起大落,副作用很大。这里所说的触底,确切的含义是指“稳住了”,不再明显地持续下降,然后平稳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2018年将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调整期

  

   从我们开发的中国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预测系统看,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回升,终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货回升是需求侧走强的重要动因。但是存货在2017年二季度达到高点后回落,PPI也跟着回落,利润本来也应随之回落,但受到环保督查等因素影响,有些生产能力退出,利润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下来的。从供给侧看,生产性投资依然下行,产出增加主要是产能利用率提高。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转。

   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终端需求中,房地产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风险、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资的增速可能下降,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

   另一方面,存货、出口在上半年出现低点,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确定性。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长期那样大幅回升,按照国际经验,大体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这样,中速增长平台还是能稳得住的。宏观经济逐步进入我们曾说过的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大干快上倒没错,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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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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