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异化与分离的政治: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回来(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18-02-03 23: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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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  

构成性的与被构成的异化

  

   “异化”这一个话题在“温和”的人道马克思主义里担当着重要角色。简单来说,人道马克思主义依旧受困于机械与有机的抽象对立中,亦即是说,受困于黑格尔早期浪漫主义对克服异化的视野中。故此,异化这一概念无法对“冷酷”的斯大林教条主义给予充分响应——皆因它并非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一部份。在此,拉康的介入十分重要:他能引领我们超越“温和”的人道马克思主义——视克服异化、建立由自由个体组成的透明社会为革命首要任务——与“冷酷”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历史规律”当道、异化概念无处容身的世界。拉康还假定人类主体中一种根本的、构成人之为人的、在符号秩序里的异化:一个人类主体不单是一个言说的存在体,更根本地,他/她是一个被言说的存在体:主体被语言穿越着,自身的真相置于自身外,一个人类永远无法控制的去中心化符号秩序里。每一个试图“挪用”被异化的符号实体、试图将之管辖于人类主体性之下的美梦终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幻觉……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符号秩序里的)异化只是一种人类主体性无法突破的状态,就如构成人之存在的先验条件?再者,当马克思论述异化时,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他将克服异化设为革命解放的目标;即使在异化概念鲜有出现的“成熟”著作里我们亦可以见到共产主义的目光明确投向一个被自由的集体主体性规范着、透明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商品拜物教的另一面是这样的一个表象:背景里有一个更根本、非异化的位置,而在这个位置里可以认知到那个构成商品拜物教的错误。”对,但这个“表象”无论在早期或成熟时期、专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里,不正正就是他的基本预设吗?那么,马克思其实也不跟随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预设:作为结构性先验存在的异化概念,它意味着知识与真理之间的缝隙、一个完全意识到自身社会位置的主体与正确地被政治化的主体(也就是卷入了排除任何自我认知的对抗性过程的主体)之间的空隙。但,假若我们接受劳动力的异化是永远无法消除,那么这个论点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对马克思来说,劳动力异化与自身的商品化是直接对等的——那么,我们应否该划分两种异化:一种为“基本”的、先验于人类历史的本体式异化,另一种为特定的自我商品化的异化?为解决这个僵局,汤思哲(Tomšič)引入了:

   “两种异化:构成性的异化——这种异化即等同于结构;和被构成的异化——比如商品拜物教,它来自对价值的表象和构成此表象的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误认。”(注1)

   两种异化:构成性的异化——这种异化即等同于结构;和被构成的异化——比如商品拜物教,它来自对价值的表象和构成此表象的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误认。

   这样理解的话,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异化的终结,而只意味著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商品形式的终结。也就是说,“构成性的异”化(constitutive alienation)并不会消失,只有一种个别的、历史性的“被构成的异化”(constituted alienation)会终结。可是,我们应问:最大的幻觉不正是以为我们可以触碰与获取去除了拜物式神秘化后的“原始纯正”的构成性异化吗?我们应当如何将马克思与拉康连结起来?汤思哲这样分辨主体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他透过拉康对马克思的阅读:

   “一个激进的政治纲领一定需要消解主体性与否定性之间的连结吗?我们不应该反而跟随着马克思的例子——从工人阶级里认识到一个削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症状性的否定点——来断定政治主体吗?”(注2)

   一个卢卡奇式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路径却能轻松地承认主体性与否定性之间的链接——这个路径里,工人阶级正是“一个削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否定点”。在结合工人阶级主体性(作为激进否定性)和作为克服异化的解放任务的同时,年轻的卢卡奇留在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定位里:对马克思来说,只有在一个以非异化、自我透明的社会为视野之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了异化、自我商品化的劳动力等等概念)才会有意义。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学说根本没有提供一套理论工具去思考更原始的、先于资本主义异化的构成性异化。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里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主体位置的概念,我们就要与“正统的”斯大林主义所认为的,共产党作为历史进程的客观知识载体这个看法分别开来。拉康自己也曾将二者混同:

   “工人阶级指的是什么?就是指劳动在单纯商品层面上被激进化,与此同时,劳动者被降到相同价格。当劳动者通过理论得知自己的景况,我们可以说这一步向劳动者昭示着通往成为——任你怎么命名——科学家(savant)的道路。他/她不再是一个自在的工人阶级(proletarian an sich);若我可以这样说,他/她不再是单纯、简单的真理,而是自为(fürsich)地,成为了我们所说的阶级意识。而当党里面再没人会说真话时,他/她甚至可以成为党的阶级意识。”(注3)

   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里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主体位置的概念,我们就要与“正统的”斯大林主义所认为的,共产党作为历史进程的客观知识载体这个看法分别开来。

   拉康在此明显混同了两种差异的位置、两种差异的阶级意识的概念。第一,斯大林主义里作为“客观知识”的意识是指一种对缺乏内在实践维度的客观社会现实的认知——在这里,实践往往后来才出现,也就是说,我先知道事物的客观存在与状况,再决定如何行动。斯大林所阐述的的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分辨科学理论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首先,客观理论提供对现实的真实见解;其后,基于这些见解,革命党发展一套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去动员工人阶级与他们的盟友。在这个意义下,斯大林才会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里写到:

   “不是要指靠社会里已经不再发展的阶层,哪怕这些阶层现在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会里正在发展、具有远大前途的阶层,哪怕这些阶层在现实还不是站优势的力量。在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Narodniks)斗争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只是不显著的少数。但当时无产阶级是个发展着的阶级,而农民却是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指靠着无产阶级。而且他们并没有弄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已由一个不大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注4)

   简单来说,我先通过冷静客观分析去确定哪匹马会跑赢,然后再下注……这是一个完全异于卢卡奇的立场。当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用“(自我)意识”一词时,他并没有指向被动地接受或单纯的觉知再现,而是知性与意志的统一:“(自我)意识”本质上就是实践性的,主体-客体关系会从中变化——当工人阶级达到足够的阶级意识,他们就会在社会现实里变成实实在在的革命主体。“认知改变现实”不仅仅表现在量子物理学里,还表现在精神分析(任何解读都会对真实界产生作用)和历史唯物主义里:获取自我意识(即觉知到其自身历史任务)的工人阶级在社会现实里变成革命主体,从而改变客观现实。阿多诺在某处曾说过任何伟大的哲学体系永远都是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变奏:从巴门尼德对思考与存在同一性的论断开始,哲学体系就是一个从思想直达存在的尝试。即使是马克思也属于这一条路径:他的“阶级意识”概念不就恰恰指着思考直接介入社会存在吗?这个卢卡奇式立场的本体论悖论在于他将普遍性真理与激进“单边性”结合,亦即与偏袒(偏袒阶级斗争中的被压抑者)结合:一个普遍性真理只能从一个投入的、「单边」的位置里才能被获取;任何中立的姿态(“要认识真理,我们应将自己提升并高于个别斗争”云云)都是虚假的,皆因它掩盖了自身的偏颇。

   如是者,拉康模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是辩证唯物主义下作为客观现实在认知上的一种反映的意识,二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提及的作为历史中介的自我意识,它是一种可以改变认知对象的认知行为——这个“述行”(performative)的维度正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知观所缺乏的。卢卡奇与拉康出乎所料的近距离在这里便消失,因为后者正关心符号化手势(gestures of symbolization)如何嵌入和植根于共同性实践之中。拉康思想里,符号功能的「双重环节」(twofold moment)远超于从奥斯汀(J.L. Austin)到塞尔(John Searle)所发展的关于言说述行维度的标准理论:

   “符号功能在主体里呈现为一个双重运动(twofold movement):人将自己的行为变成对象,但这只是为了在适当时候将之回归原处。在这个恒常的、摇摆不定的过程中,行动与知识不断替换。”(注5)

   拉康为了阐明这个“双重运动”而引用的历史例子都带有隐晦的预示性:

   “第一阶段里,一个在生产层面上工作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第二阶段里,因此之名,他参加总罢工。”(注6)

   我们可以说,拉康(隐晦)的参考就是卢卡奇在50年代中期被翻译为法语、广受好评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卢卡奇来说,意识和仅仅对客体的知识是对立的:知识是外在于被认知的对象的;而意识自身就是“实践性”,它在运动中改变它的对象。(当一个工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时,他的现实被改变了、他将不一样地行动)。一个人作出行动,然后指认自己(宣布自己)为作出该行动的人;而在这个宣布的基础上,他/她做出了新的东西——主体转变发生在宣布的一刻而非行动的一刻。马克思将这种投入的普世性命名为“工人阶级”,故此,以下的观察显得不足:

   “我们有时会听到人们惊讶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不使用‘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等术语。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劳动力’、‘过剩人口’、‘工业后备军’已经指向了相同的主体位置。”(p. 89)

   “过剩人口”和“工业后备军”正正没有指向一个主体位置——这些只是可经验的社会范畴。隐晦而婉转地(亦异于拉康发现在佛洛伊德隐含着的理想自我和超我的分别),马克思的确在无产阶级(主观位置)和劳动阶级(客观社会范畴)之间做出分辨。

   我们有时会听到人们惊讶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不使用“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等术语。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劳动力”、“过剩人口”、“工业后备军”已经指向了相同的主体位置。


马克思与拉康

  

   这就迫使我们处理这个问题:

   “‘马克思与拉康’这个结合代表着什么?一个与马克思平行的拉康质疑乐观、人道主义式的解读,据这种解读,马克思的批判目的在于冲破符号规定(symbolic determinations)、否定性和异化;一个与拉康平行的马克思质疑着悲观和去政治化的解读;按此种解读,拉康对结构主义计划的重塑最终的结果就是‘普世疯狂’与快感的自闭性(autism of jouissance)导致的社会关系瓦解,同时他又承认先验的话语性决定了人类行动,并揭示了任何激进政治尝试的虚幻性。”(p. 237)

这种“第三条路”(既非幼稚的、容许我们冲破异化的马克思式性别与经济解放,又非精神分析认为的所有革命展望皆为幻觉)意味着什么?我们大可以为了解决问题而分辨出内在于人类的一般性异化,和作为一般性异化的分支/历史形式的商品异化:资本主义孕育了去实质化(de-substantialized)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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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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