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及相关基本学理的认识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9 次 更新时间:2018-01-31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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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在讨论领导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及相关论述内含的基本思路与要领之后,从学理层面提出了将供给侧创新作用原理作量化表达的阶跃曲线,以及供给侧视角人类社会发展概况的一览表,强调应把需求侧“三驾马车”认识框架内的结构性特征,传递、转移到供给侧,并把供给侧要素的结构问题及其机制放在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之下,形成对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进而考察分析供给侧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及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成果应用,以及制度和管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组合的优化问题,强调在前三项要素支撑力下滑时,要聚焦于科技、制度两大方面构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应把制度变革摆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关键位置。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the discussion backgroun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rinciple of supply-side reform and based on the related policy’s main thinking line and points, then introduces a step curve toquantify the innovation role that comes from the supply factors, offers a listof human history by viewing the supply side development, stressing that thestructural features traditionally displayed on the demand side of troikathree-in-hand should transinit to the supply side, thereby fully perceive thedynamic system of economic growth by assuming imperfect competition. Thus thearticle analyzes the weight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five supply-side factors(labor, land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it represents, capital, innovation, andinstitution &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combination of such factors.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FP made up by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 especially in process that the degradation of theother three factors occurs. It also suggests to prioritize institutional reformto the key position in TFP accord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落实当代中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导性战略方针。我和一些有共识的研究者,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反思中,意识到学术研究的创新方向一定要抓住供给侧。在做出相关研究努力的过程中,于基础理论层面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框架[贾康、徐林等,参考文献1]。近年看到决策层明确提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之后,我们进一步感受到鼓舞和鞭策,需要进一步深入领会中央精神和努力深化相关研究。本文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相关基本学理,作出框架性勾画认识。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基本思路与要领


决策层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总体来说可由两条线索来认识:一是在党中央十八大以后,大政方针逐步清晰化,二是我国的经济运行出现了阶段转换,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贾康,参考文献2]。

中央大政方针的一步步清晰化,我认为可把握为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最关键的几个基本概念、关键词的链接:从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对接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突破,实际上解决的是以这种明显有别于“管理”的“治理”新思维新概念,来推动实现制度安排的创新,政府总体来说在资源配置中充其量是起辅助性作用,但是要更好发挥作用。这种认识再对接到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即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归宿的共享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再匹配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这些实际上都可以再浓缩和融汇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

这样的大政方针之下,我们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完成中国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合乎逻辑必然要处理的增长速度下台阶、而增长质量必须上台阶这样一个挑战性的、带有历史性转换意义的任务。

在上述两条线索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进而领会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在此之前,已口风迭出(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央越来越强调供给侧),以后又有很多展开的论述,但是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的五句话,我觉得已经比较完整、精炼地表明了决策层关于这个战略方针的基本认识和里面内含的逻辑关系:“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11月11日]。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第一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实际上告诉我们,供给侧的被重视、被强调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还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第三句是鲜明体现总书记所说的我们现在认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和需求对应的另外一侧,就是供给侧——在供给侧的着力,首先落在改革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说的这个改革指什么?就是邓小平当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所说的那个“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即通过这样的改革,以有效制度供给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为什么现在把三个词合在一起表述?有人说有点文绉绉的,老百姓念起来也拗口,但我的体会是,显然这体现着最高决策层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讲改革,现在说全了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表述首先其新意表现在供给侧,就是认定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讲改革必然要讲到的是制度供给,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表述;同时,又带出另外一个特征,即结构性,因为从制度供给来看,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隐含着总书记说了多次的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啃硬骨头的改革任务。“供给侧”和“结构性”合在一起,落到改革上,三个要素组合而成的表述,学理上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也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层现在充分注重以政治经济学学理基础与科学决策、政策优化密切结合在一起,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过程。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有时候被简称为“供给侧改革”,总书记说这样也是可以的,中文的表达习惯是可以简称,供给侧改革讲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后者有了表达的简化,只是不要忘了结构性的含义是内在的。

有的学者比如前一段时间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表达观点认为供给侧改革“淡化”、“排斥”了体制改革和深化改革,又说承认有供给侧改革的必要,但是供给侧改革要“从属”于体制改革。我们不同意这种不当的、混乱的看法。现在我们从学理上来做分析认识,就是改革即是作为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改革发生在供给侧,解决的正是有效制度供给问题,也就是一定要解决制度结构优化的问题、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浑然一体、与体制改革完全一致的一个强化了学理色彩的概念。

接着要说,改革这个概念只是讲了供给侧的一个制度要素,还要把供给侧其他要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体系,就是第三句话,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关于这个供给体系,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千差万别的供给侧各种要素、实际生活中指标不可通约的这些要素,可以抽象为五大要素,就是劳动力、土地(和由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以及制度与管理[贾康、苏京春,参考文献3,第86页]。寻求供给侧整个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需要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五大要素各领风骚,各有贡献,但是在发展阶段转换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和出现新常态之后,它们之间的组合却必须推陈出新,必须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前面二、三句话所说着力来加强的改革和整个供给体系的问题,显然是个系统工程,这也就表明,并不是像有人简单地所说的中国人搬用了美国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对以往有益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借鉴吸收,但是美国的供给学派还只是有一个较窄的视界,过去学术界的评价就是供给学派的体系性不足,它强调了减税,里面有值得我们看重的思想与启发,但它哪里能像中国现在这样,以供给侧改革处理的是全局和长远的一个系统工程,所以跟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总书记原话。我理解当然不能说“不是一回事儿”就完全否定供给学派,完全不借鉴了,但我们并不能简单认同美国供给学派隐含的新自由主义的学理逻辑,我们是要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以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这些显然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哲理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四句话“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句话表达的含义,首先是供给侧改革所要形成的效益和结果,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也不是横空出世全新的命题,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已经把邓小平简洁而正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而现在是在科学发展观这个思路之下,把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直接结合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上。所以,新意是直接把动力问题标示上去了,这个动力体系是要改造原来已显得很有局限性的需求侧三驾马车的动力认知,而要把三驾马车的结构化逻辑进一步推展到供给侧,形成对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当然也值得再做学理层面的展开分析)。把动力的转型升级这个问题处理好,内在体现了现在所抓的解决可持续性问题,是把聚焦点更清晰地放在对冲下行因素必须找到新的动力源,实现动力体系新旧转换这个基本认识上。

最后一句话,总结了供给侧改革追求的是什么——是促进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所谓整体跃升,在学术上表达的,就是发展曲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上扬曲线,它是一个“阶跃式”上升的曲线,波动中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超常规发展。邓小平说的现代化“三步走”,以及他南方谈话所说的发展是在波动中一个一个阶段抓住机遇往上提升,每一波中总要争取再上一个台阶,这是符合经济社会客观规律的。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内含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年间中国政府体系中各级都认同的、到了地方发展战略设计中是直截了当写上去的“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的发展。关于这种发展诉求体现为超常规发展战略,也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林毅夫教授所强调的新结构经济学里面蕴含的基本原理,是要把握好资源禀赋,然后用比较优势这个原理来解释整个发展,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我认为其局限性也就在这个地方:光讲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并不解决超常规发展的问题。中国以常规发展不会连通“中国梦”,因为我们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伍了,必须通过追赶完成赶超,后来居上,才能完成伟大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愿景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在这方面早有丰富的实证案例,表明不会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必然是你追我赶的发展——过去英国在发展中赶超了荷兰,后来美国在发展中赶超了英国,为什么现在不能设想中国在发展中赶超美国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第一阵营呢?这个方面学理上的分析也可援引西方学者的一些成果,比如“蛙跳模型”等等,不是凭空想象[贾康、苏京春,参考文献4,第50-51页]。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危险性:处理不好它会落入“大跃进”式的背离经济规律的误区。

这就涉及对产业政策的认识。在前一段时间的讨论中,张维迎教授完全否定产业政策,但这种认识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国家案例上的回应,属于学者推到极端的一种说法。当然,他的说法虽极端,对于政府可能走偏的分析认识确实是很有启发性的。林毅夫教授的说法强调了产业政策有必要性,讲了怎么样设计产业政策的问题,但我认为除了怎么设计之外,最关键的是产业政策怎么贯彻执行的机制问题,光讲“有为政府”不够,还得讲“有限政府”[贾康,参考文献5,第54页],还得把政策倾斜机制通盘合理化,避免在供给侧结构管理的方面出现非常容易发生的政府失误。这些也都还需要展开分析和做深入的研讨。

回到这个跃升发展命题上,我们要追求超常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是超常规的,最后这一步横跨50年,中央又规划了一个中间节点目标,是2020年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小康,现看只要在“十三五”托住6.5%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再加上社会政策托底,比如七千万人脱贫等等,就能够交代出来,但最大的考验是2020年是否能取得中央要求的配套改革决定性成果。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以求能够继续实现整体跃升式的超常规发展。这样的一个超常规现代化发展战略,我认为是中国必须把握好、在学理层面继续对它深化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线索。应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能只停留于比较优势战略的认识——比较优势战略在它的天花板上,就是走在前面的经济体必然由于利益考量,使你花多少钱也买不来你认为他应该给你的那个他手上以比较优势表现的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在比较优势战略旁边,还必须匹配上我们要尽可能控制风险而力求出奇制胜的赶超战略[贾康、刘军民,参考文献6]。

很显然,这5句话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接着,我们可从学理上简要勾画一下往下应做的基础性认识层面的相关基本概念和关于动力体系的分析。


二、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


在基本概念上,应当承认,供需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需求是原生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构成经济循环与经济生活,而政府需要介入其中时,过去首先认识到要从总量上去促进总供需的动态平衡。技术路线上其实概念也有一对,就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但过去比较成套路的、认为经验较丰富、认识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即反周期的总量型宏观调控,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现它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成熟程度是不高的。于是,从经济学的成果评价来说,就必须承认我们过去主流经济学总体成果的不对称性,必须得到校正,必须将供给管理的认识加以深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探讨,就是在承认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之后,要特别强调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才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最关键的因素[贾康,参考文献2,第99-100页]。这一理论上的分析认识可表现为一个阶跃曲线的表达(图1)[贾康、苏京春,参考文献7]。

为进一步展开说明,可进一步把人类发展过程简单列出一个表(参见表一):


说明:该表格由作者创建;表中资料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贾康、苏京春《新供给经济学》,第35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13年。

第一列是关于各个时代可以认定的质的变化,勾画一个一个台阶往上发展的特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第二列是在供给侧观察的生产力(人和物关系)这方面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的发展。再有第三列是生产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标明社会形态、制度特征方面一个一个台阶向上的发展。这三者之间有它的对应性。最粗线条地说,人类社会最开始脱离动物界,是以社会成员从事分工与合作中的采集和狩猎这种供给机制,来满足社会成员最基本的“活下来”的生存需求,这便是当时对于原生动力需求的供给侧响应机制。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后来推进到出现农耕文明、农业革命,这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农业革命带来的是社会成员可以相对稳定地在预期中和结果上,经过季节的更迭,取得不仅满足他们生存需求的有效供给。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可以得到他们满足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层面的有效供给,按照历史唯物论来解释,到了这个阶段上,剩余产品的形成有这样的可能性以后,使供给侧有这样上了台阶的新支撑力以后,人类社会就必然摆脱、告别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与公社的社会形态,而转入阶级国家的社会形态。再往后,生产力这一列的变化推进到又一重大事件,即终于走到了工业革命,而且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全球化展开的。工业革命时代,又具体可以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信息时代。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现在生产力可以支撑的我们经济生活中最前沿的新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知道有半导体以后,已延伸到现在的信息技术革命,这个信息技术突破性的标志是互联网,迅速发展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又匹配上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科技的创新,进而推进到现在的智能化概念。在匹配上所有这些技术创新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遇上的最前沿的概念就是“共享经济”。原来认为是排它性的经济资源配置,现在可以共享了。比如前些年大家知道的分时度假酒店,那是信息可以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已能够便利实现的。到了现在,出行的网约车、顺风车,信息已可以便捷处理和解决它的衔接与支付问题。再推进是什么?已为人们日趋了解的电动汽车,往前看,若干年内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最前沿的新状态:就是电动车晚上停在停车位,接上充电桩,这时候给它充的电是电网里最便宜的电力供应,因为夜间整个社会用电量降下来了,此时电最便宜。充电后到了白天,你不用车的时候,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上会跳出一个提示:你可以卖出多少电,而且卖一个好价钱。这样,过去纯粹是一个消费单位、利益排它的私用车,现在变成了一个生产单位,整个社会可以共享这些生产的能力,这里面全是赢家,没有输家——这种共享的能力就是依靠信息网络、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分布式能源、智能化电网等等这些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最便捷地使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空前地提高了。

这种共享经济在生产力支撑之下,对应而提供出的社会形态方面最前沿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包容性发展”[贾康等,参考文献8,第633页],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治理”概念之下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而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的发展,就是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说了多次的中国的发展是在和平发展中和其他经济体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绝对不是空话,在这里稍微展开一些相关分析: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支撑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哲理概念,它前面的逻辑源头在哪里?当年邓小平得到历史机遇可以对全局提出他的指导意见之后,80年代在宦乡等学者研究基础之上,他明确提出,我们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当时这个话说出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冲击力,但是我作为研究者,几十年间反复回想,邓小平这样一个判断的意义非同小可,是最基础的战略判断。如果认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它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前面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战略判断——认定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两个战略判断所引出的后面的整个发展思路是极为不同的:你既然认为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解决的是“谁战胜谁”的问题,那就必须按照当年的要求,要立足于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全面地打,解决了“谁战胜谁”之后再搞建设,以深挖洞、广积粮来对接解放全人类,那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必须抓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别无出路。毛泽东的战略判断后面的推理,每一个环节都是逻辑自洽的。而到了邓小平这里,是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基本特征与主题,自然就引出他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战略机遇的战略思维,就一定要强调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这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这个战略目标是在前面的这个战略判断基点上自然地一步一步推出来的,它也是充分地逻辑内洽的。前面这两个不同的战略判断基点,只能是按照实践检验真理来做评价,实践证明哪个战略判断更符合现在人类发展的现实呢?显然是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学者的分析就是说,到了供给侧的供给能力所推进到的核威慑时代,简而言之,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历史机遇),虽然局部的摩擦和局部战争还不可避免,但是国际上综合评价的核毁灭威胁的烈度是降低的,世界上每年发生的战争的综合烈度也可以得到总体大趋势而言的逐渐降低。现在当然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不敢说“黑天鹅”事件就不再出现,但是人类社会希望之所在,就是依靠现在供给侧的核威慑,倒逼和推进到在一起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发展。宏大的命题其实回到学理上的分析,就是一句话: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这是所应特别强调的基本原理。

需求侧它也在变化,但是需求侧的变化我们可称为“永新而无新”——人的需求如果从广义来说,它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人性如此,贬义的说法叫“贪得无厌”,如大家都知道的渔夫与金鱼的寓言。可设想一下,把一个乞丐一路抬高到国王的高位,他还想再多活500年呢。这种漫无边际的无限需求,经济学无法讨论,经济学讨论中必须给它一个定义,就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这就好讨论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收入在提高,钱包鼓起来以后他们拥有消费者主权来决定这个钱怎么用,有效需求的实现必须得到供给侧的回应与引领。需求者的变化特点,是总要不断提升他的用户体验,使自己的满意度不断往上走,但他自己并说不清楚什么东西能使这个满意度真正得到。一定是供给侧成功的创新,让处于需求方的社会公众眼前一亮,欣然把自己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去参与交易,这就是供需互动中有效供给所引领形成的经济循环。这个循环做得顺畅,就是经济生活中间发展的动力强劲,具有繁荣的特征,而且使社会能享受可持续的繁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供给侧动力即有效供给不断创新的支撑,发展动力就不足,会使我们感觉到经济低迷,升级换代遇阻,甚至是落入危机境况。这也就是经济动力体系的简要原理。

所以,从苹果产品案例来看,我们要承认乔布斯作为创新者,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实现了一个智能手机时代代表性的供给侧成功创新,而引领全球消费潮流。这样一个成功的供给创新——苹果智能手机,当然不能说它以后就长盛不衰,但至少从乔布斯那时候的,iPhone4开始,曾经在引领全球发展过程中风靡天下,不是一呼百应了,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的效果,很清晰地体现了以成功的创新引领和创造需求,释放市场潜力,提升景气水平,促进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这样的贡献。

另外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它里面的问题之所在。同样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换代中,中国老百姓已经进入了家庭卫生洁具要以坐便器来升级的发展阶段。这种社会生活中需求的升级,理应得到供给的回应,但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没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中国本土有坐便器卖,但就是没有看到大家一起出手去热购它。然而中日关系有所和缓以后,大量的中国旅游者到日本去,不约而同一起买“马桶盖”回国。这种热购怎么解释?一开始认为中国本土上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工艺不过关,有这种供给能力的落差。后来发现不对,买回来的马桶盖是中国杭州附近本土厂家按照那边的订单生产的,说明我们的供给侧在本土上不缺少这种技术和工艺的供给能力。那么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我们国内市场制度环境的有效供给。国内的家电市场,我说“鱼龙混杂”,董明珠说“大家都在处关系”,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应该被淘汰出局的迟迟不出去,优胜劣汰机制无法形成大家认为可以形成稳定预期的那个有公信力的购买目标,对于假冒伪劣心有余悸的情况下,公众几乎谁都不敢出手去买。而到了日本,一下情况变了,口口相传的公信力就是有全套的质量保证,有全套的政府监管,你买了放心,回来使用不会有任何烦恼。就是这个区别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供给侧的这个动力体系的问题,往往是应首先看到以中国转轨过程中制度供给为龙头才能解决的问题。供给侧的要素里,西方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往往不强调制度,但还是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制度经济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框架,中国人更要看重这个视角。

从这些角度看下来,可以简要勾画一下可认知的动力体系。动力体系原来所讲的,是在需求管理视野之下的“三驾马车”,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这样一个认识,有它的进步意义,是对过去作为一个总量的需求概念,不得已要做出结构性的处理,分成三块。但是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它并没有走完,应把这个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进一步展开其结构状况,才能形成对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与把握[贾康、苏京春,参考文献9]。到了供给侧,一个重要的认识提升是要把原来的完全竞争假设替代为不完全竞争假设。原来学者们不是不知道还有供给侧分析,但是供给侧的分析面对的结构问题太复杂,学者难以建模和量化分析,很难发表出论文,令人望而生畏,同时又有可以一句话打发掉的认识:即到了供给侧,复杂的结构问题可以通过各个厂商在竞争中间实现要素自主流动的配置,达到市场出清状态,该卖的全卖出去了,那时候的结构就是个合理结构。所以,学者一方面意识到供给侧这方面太复杂,建模建不起来,另外一方面似乎可以无需建模,自然地以“完全竞争中达到市场出清”一句话就打发掉结构问题。现在不行,我们所说的经济学创新突破,就是必须在看到很有启发意义的完全竞争假设这个前提之下,认识到这个假设的不足,必须把这个假设提升到2.0版的非完全竞争,因为这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图景。到了非完全竞争假设下,政府的调控就不应仅仅是需求管理的反周期了,一定还要有政府作为主体促进优化结构的政策供给,比如产业政策(当然它是“双刃剑”,政府处理不好也会形成新的失误);另外,政府必须做好制度供给,即致力于使市场形成有效的制度环境来优胜劣汰。这就是关于动力体系要说清楚的:需把“三驾马车”认识框架内的结构特征传递、转移到供给侧,把所有供给侧要素的结构问题及其机制放在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之下,来形成一个关于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识和把握。


三、供给侧五大要素组合的优化,要聚焦全要素生产率


按这样的理解,就需要再进一步展开分析一下供给侧的五大要素。千差万别的各种要素,可提炼为劳动力、土地及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成果应用以及制度和管理五项。前文所讲已内含的认识是讲到供给侧,首先强调制度供给是龙头,是中国转轨过程中要抓的一个纲举目张的关键,但是后面跟着的所有相关要素也都有必要讨论。如果按照供给侧五大要素这个理论模型来看,可以首先引出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各个经济体在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那个阶段上,前面三个要素对于增长的贡献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认知,会比较清晰地体现出来。这时候后两个要素也在发挥作用,但是相比之下,前面三个是一望而知的,相当直观。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都注意到劳动力一旦可以流动——所谓“农民工”流动起来不叫“盲流”了,所带来的中国农村区域几乎无限供给的低廉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就形成中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环境里超常规发展的支撑力,低廉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支持着我们一路走到“世界工厂”,总量走到全球老二。土地和自然资源改革开放之后,从深圳开始要靠竞争取得土地使用权、资源开发权,跟在后面的是市场经济物质利益驱动之下多元主体竞争中间一波一波生龙活虎的超常规发展。资本方面,我们一开始本土资本匮乏,但是只要有开放,外商都非常清晰地知道中国有利可图,所以外资迅速流入,跟着的不仅带来了资金,而且带来了技术和管理,实际上就催生、培育、也在竞争中倒逼了中国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走到现在已经可以说中国本土上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已经相当雄厚。但这三样在这些年恰恰是在支撑力上滑坡:我们2010年以后,整个经济一路下滑,与此是直接相关的。劳动力方面,首先从珠三角开始,现在演变成全国性的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说“招工难”,反过来说就是“就业容易”。所以,这些年就业的情况还相当不错,而且就业里低端劳动力,粗工、壮工、农民工,包括家政服务的保姆,他们的工资增长超过平均增长水平,使我国0.49高位的基尼系数(官方数据),现在已经逐年缓慢回升到0.46。正面讲这是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到了这个火候,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特别低端劳动者受益,薪酬要价能力上升;负面讲这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原来一个很有支撑力的比较优势现在正在迅速撤空,于是从珠三角开始必须“腾笼换鸟”,原来的传统产业要往外迁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缅甸等等地方去,跟当年这些产能往我们这里流动,是一个道理。到了这个阶段,腾了笼换不来鸟,怎么办?怎么才能换来?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升级换代。不能成功地实现“换鸟”,那就将像温州案例,痛失好局,表面上开始是“跑路事件”暴露它资金链的严重问题,然后是实质性的产业空心化表现出来了。那么多的民间资本,可以去炒楼、炒大蒜、炒绿豆,就是不能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这就把进一步的发展憋住了。如果温州这样的不良案例又发生在东莞,更多地发生在两个三角(这里只是假设),那中国的前途一定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一个从劳动力这方面我们已可看到的新挑战。合乎发展一般规律的是,原作为比较优势的低廉劳动成本的支撑力滑坡,劳动力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找到其他能对冲这一下行因素的新发展动力源。

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潜力仍然在,统计局公布的中国2016年的真实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41%,未来一路走到70%左右的高位,才会转入低平发展阶段——这是国际经验可佐证的。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1%后面的这约三十个点的发展空间,一年上一个点也要走三十年,本来是我们的“引擎和动力源”,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会不断释放出巨量需求,伴随一轮一轮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和建成区扩大,一轮一轮产业互动,一轮一轮人力资本培育——吸引各种要素投入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全球有效供给对我们的支持的,这就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全球做生意就解决了问题。但是现在如果不在机制上另辟蹊径,我们就会被憋住,因为现在城乡结合部一轮一轮扩大建成区的征地拆迁补偿,每一轮的钉子户都可把综合成本迅速抬高,而且不断生出一些极端的恶性案件。比如大家知道在网上不少长时间余波未平的案件,都是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上出人命,社会上种种的不满,都可能被这个作为导火索一下子点燃。必须另辟蹊径,要像重庆地票制度、土地收储制度那样,使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一定要找到新的机制。

还有资本,现在一边是大量手上有钱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另一边是三农、小微企业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绿色金融,说了这么多为何总是两头对不上?这就是表明我们现在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大量普遍发生,破解之道就是要创新,另辟蹊径,守正出奇——这就延伸到已讨论多年的如下认识框架: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必须与商业性金融在中国较长期地双轨运行,这里面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处理不好双轨运行就是涉租寻租、乌烟瘴气,处理得好就是出奇制胜,就是超常规发展、阶跃式发展去赶超,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考验。

总体来说,在前三项要素支撑力下滑的同时,后两项要素便必须更多地加以注重。后两项一个是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一个是制度和管理,叫做“最大红利”——领导人所说的改革是现代化关键一招,也正是此意。“第一”和“关键”这两者的关系怎么理解?我认为吴敬琏老师的一句话很重要,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定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已说得非常简洁、非常正确,这个第一生产力不是在生产力传统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而是做乘法,不是多出个第四要素,是在前面三个要素上来个乘数和放大,所以,它是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即形成了“颠覆性创新”的推动力,但这个第一生产力要真正能够形成,必须遵循科技规律,必须对不确定性极大的科技创新给出所需的相关制度环境,特别是其内含的人文关怀,要有法治与制度保证。大量的科研创新活动里,产学研结合的一线人员,所面临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怎么能让他们专心致志、心无旁鹜的去做这种事情,没有人文关怀的制度环境是不可能在这方面真正一路往前推进创新的。

这个制度环境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前面大半年,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出了什么问题?创新环境严重扭曲。李克强总理多次批评繁文缛节,国办专门发出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总书记讲话强调要给这些知识分子创新人才获得感和幸福感,再往后中办、国办联合发文,直接指向怎“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和改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现在社科基金等和地方层面开始动了,也还有待有关部门把全套实施细则提出和落实。这个纠偏,针对着什么?中国实际生活里动不动煞有介事来执行的一套东西,冠冕堂皇、振振有词是加强管理,但完全是依照官本位、行政化加强管理的逻辑,违背科研规律,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第一生产力”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是不可能顺利发挥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观察,如果对照硅谷,很能说明问题。硅谷看起来政府很开明,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支持,但是它确实是有政策的:园区得到政府开明的待遇,包括一些税收的优惠等等,更关键的是在硅谷,没有人能够想象政府公权在手的管理环节上的人员,会以官本位行政化的方式去约束这些科研人员怎么用他的科研经费,包括自愿参加、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经费——我们这里对这些科研经费还要往前找倒账,就是中国众多科研人员、学者要追溯计算前几年(哪怕自愿参加的横向课题)经费里,即使是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如果没有行政司局级待遇只能坐高铁的二等座,你坐了一等座,坐了商务座,对不起,那个钱你要退赔,吐出来。高校系主任以上的人担任独立董事拿的独董薪酬可能为数不少,统统吐出来。这种科研人员所受到的打击,在硅谷能想象吗?根本不可能,这就是区别。

所以,应特别强调现在中央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聚焦的就是后面两项,而且首先要讲的是有效制度供给。由制度和科技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西方学者提出的“索洛余值”基础上须作更清晰刻划的升级版[彭鹏、贾康,参考文献10]:索洛强调的是科技,我们则要把制度和科技放在一起,而且实际上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要把制度变革摆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位置。聚焦于此,我们才有出路,才能对冲下行压力,打造升级版。对策思路上,主题就是完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在引领新常态过程中打造新的动力体系去追求长远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主要参考文献:

1.贾康、徐林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财政研究》,2013年第1期。

2.贾康:《宏观经济社会背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6。

3.贾康、苏京春:《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中信出版集团2016。

4.贾康、苏京春:《新供给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15。

5.贾康、欧纯智:《创新制度供给理论考察与求实探索》,商务印书馆2016。

6.贾康、刘军民:《政策性金融与中国的现代化赶超战略》,《财政研究》2010年第1期。

7.贾康、苏京春:《论供给侧改革》,《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

8.贾康等:《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企业管理出版社2017。

9.贾康、苏京春:《“三驾马车”认知框架需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全球化》2015年第3期。

10.彭鹏、贾康:《从新供给视角重新梳理和解读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科学》2016年第8期。

(本文发表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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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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