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及相关基本学理的认识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 次 更新时间:2018-01-31 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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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在讨论领导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及相关论述内含的基本思路与要领之后,从学理层面提出了将供给侧创新作用原理作量化表达的阶跃曲线,以及供给侧视角人类社会发展概况的一览表,强调应把需求侧“三驾马车”认识框架内的结构性特征,传递、转移到供给侧,并把供给侧要素的结构问题及其机制放在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之下,形成对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进而考察分析供给侧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及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成果应用,以及制度和管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组合的优化问题,强调在前三项要素支撑力下滑时,要聚焦于科技、制度两大方面构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应把制度变革摆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关键位置。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the discussion backgroun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rinciple of supply-side reform and based on the related policy’s main thinking line and points, then introduces a step curve toquantify the innovation role that comes from the supply factors, offers a listof human history by viewing the supply side development, stressing that thestructural features traditionally displayed on the demand side of troikathree-in-hand should transinit to the supply side, thereby fully perceive thedynamic system of economic growth by assuming imperfect competition. Thus thearticle analyzes the weight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five supply-side factors(labor, land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it represents, capital, innovation, andinstitution &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combination of such factors.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FP made up by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 especially in process that the degradation of theother three factors occurs. It also suggests to prioritize institutional reformto the key position in TFP accord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落实当代中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导性战略方针。我和一些有共识的研究者,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反思中,意识到学术研究的创新方向一定要抓住供给侧。在做出相关研究努力的过程中,于基础理论层面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框架[贾康、徐林等,参考文献1]。近年看到决策层明确提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之后,我们进一步感受到鼓舞和鞭策,需要进一步深入领会中央精神和努力深化相关研究。本文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相关基本学理,作出框架性勾画认识。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基本思路与要领


   决策层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总体来说可由两条线索来认识:一是在党中央十八大以后,大政方针逐步清晰化,二是我国的经济运行出现了阶段转换,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贾康,参考文献2]。

   中央大政方针的一步步清晰化,我认为可把握为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最关键的几个基本概念、关键词的链接:从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对接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突破,实际上解决的是以这种明显有别于“管理”的“治理”新思维新概念,来推动实现制度安排的创新,政府总体来说在资源配置中充其量是起辅助性作用,但是要更好发挥作用。这种认识再对接到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即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归宿的共享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再匹配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这些实际上都可以再浓缩和融汇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

   这样的大政方针之下,我们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完成中国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合乎逻辑必然要处理的增长速度下台阶、而增长质量必须上台阶这样一个挑战性的、带有历史性转换意义的任务。

   在上述两条线索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进而领会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在此之前,已口风迭出(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央越来越强调供给侧),以后又有很多展开的论述,但是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的五句话,我觉得已经比较完整、精炼地表明了决策层关于这个战略方针的基本认识和里面内含的逻辑关系:“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11月11日]。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第一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实际上告诉我们,供给侧的被重视、被强调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还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第三句是鲜明体现总书记所说的我们现在认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和需求对应的另外一侧,就是供给侧——在供给侧的着力,首先落在改革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说的这个改革指什么?就是邓小平当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所说的那个“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即通过这样的改革,以有效制度供给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为什么现在把三个词合在一起表述?有人说有点文绉绉的,老百姓念起来也拗口,但我的体会是,显然这体现着最高决策层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讲改革,现在说全了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表述首先其新意表现在供给侧,就是认定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讲改革必然要讲到的是制度供给,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表述;同时,又带出另外一个特征,即结构性,因为从制度供给来看,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隐含着总书记说了多次的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啃硬骨头的改革任务。“供给侧”和“结构性”合在一起,落到改革上,三个要素组合而成的表述,学理上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也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层现在充分注重以政治经济学学理基础与科学决策、政策优化密切结合在一起,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过程。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有时候被简称为“供给侧改革”,总书记说这样也是可以的,中文的表达习惯是可以简称,供给侧改革讲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后者有了表达的简化,只是不要忘了结构性的含义是内在的。

   有的学者比如前一段时间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表达观点认为供给侧改革“淡化”、“排斥”了体制改革和深化改革,又说承认有供给侧改革的必要,但是供给侧改革要“从属”于体制改革。我们不同意这种不当的、混乱的看法。现在我们从学理上来做分析认识,就是改革即是作为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改革发生在供给侧,解决的正是有效制度供给问题,也就是一定要解决制度结构优化的问题、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浑然一体、与体制改革完全一致的一个强化了学理色彩的概念。

   接着要说,改革这个概念只是讲了供给侧的一个制度要素,还要把供给侧其他要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体系,就是第三句话,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关于这个供给体系,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千差万别的供给侧各种要素、实际生活中指标不可通约的这些要素,可以抽象为五大要素,就是劳动力、土地(和由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以及制度与管理[贾康、苏京春,参考文献3,第86页]。寻求供给侧整个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需要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五大要素各领风骚,各有贡献,但是在发展阶段转换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和出现新常态之后,它们之间的组合却必须推陈出新,必须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前面二、三句话所说着力来加强的改革和整个供给体系的问题,显然是个系统工程,这也就表明,并不是像有人简单地所说的中国人搬用了美国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对以往有益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借鉴吸收,但是美国的供给学派还只是有一个较窄的视界,过去学术界的评价就是供给学派的体系性不足,它强调了减税,里面有值得我们看重的思想与启发,但它哪里能像中国现在这样,以供给侧改革处理的是全局和长远的一个系统工程,所以跟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总书记原话。我理解当然不能说“不是一回事儿”就完全否定供给学派,完全不借鉴了,但我们并不能简单认同美国供给学派隐含的新自由主义的学理逻辑,我们是要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以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这些显然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哲理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四句话“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句话表达的含义,首先是供给侧改革所要形成的效益和结果,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也不是横空出世全新的命题,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已经把邓小平简洁而正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而现在是在科学发展观这个思路之下,把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直接结合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上。所以,新意是直接把动力问题标示上去了,这个动力体系是要改造原来已显得很有局限性的需求侧三驾马车的动力认知,而要把三驾马车的结构化逻辑进一步推展到供给侧,形成对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当然也值得再做学理层面的展开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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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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