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面对的重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5 次 更新时间:2018-01-08 1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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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进入专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我们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学时代命题。经济学界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针对这些命题进行深入的经济学思考,努力给予系统回答。

  

   全面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成就辉煌,令世界瞩目。中国经济成功的密码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历程便不难发现,中国既没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也没有套用西方模式,而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成功的密码存在于中国道路中,只能到中国经济建设实践里去寻找。对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进行理性分析和规律性总结,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历程讲清楚,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学者致力于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取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这方面研究做得还不够好。不仅中国经济故事在世界的传播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中国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也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经济学界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努力讲好中国经济故事,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话语权。

   首先要梳理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在深入研究改革开放近40年以及新中国成立近70年经济建设史料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再现历史,从中提炼出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和来龙去脉说清楚、讲明白。

   其次要概括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以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轨迹为线索,从历史分析出发得出有事实依据的判断,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和概括。

   再次要提炼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成果最终要体现为客观规律的提炼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因此,在梳理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还要将这些实践和经验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作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

   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构成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的三部曲。

  

   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好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解释。其中,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角度给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是一条主线索,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工作。

   以经济学视野看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以将其归结为需求和供给之间关系的变化。

   从需求看,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物质文化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新时代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在于“上层次”,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上,就是人们对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有了更多需要。其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现实中的表现主要是“扩范围”,即日益扩大的多方面需要。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就是人们对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进一步看,“上层次”的物质文化产品也好,“扩范围”的制度政策产品也罢,按照其所对应的物品和服务性质,又可区分为私人物品和服务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私人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市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政府。因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可进一步表述为对主要由市场系统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务的需要与对主要由政府系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要。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要,从物质文化产品到制度政策产品,从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的市场系统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政府系统,是我们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经济学解释的主要观察点。

   从供给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实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联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物质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交织,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生产力共存,生产力布局不均衡。其二,制度和政策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是:社会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等。进一步看,物质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制度和政策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按照其所对应的物品和服务性质,可以区分为通过市场系统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通过政府系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私人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市场系统应负主要责任。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政府系统应负主要责任。也就是说,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论是市场系统还是政府系统,均负有解决或矫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责任: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

   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必须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改善供给,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要。这带给我们如下启示:首先,要通过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找准现阶段影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次,厘清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上的责任。第三,找到构建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体制机制的通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四,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后隐藏的客观经济规律。第五,正确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提高发展质量、注重抓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五方面问题是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经济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为建设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领域广、影响范围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从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作出战略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论是将其视作跨越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关口的迫切要求,还是将其定位于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都意味着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理念、思路和战略的重大调整。其中,具有基础和支撑作用的调整是宏观调控体系的调整。宏观调控体系调整的主线和方向,就是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既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而非一般意义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就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既然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基础上作出的调整而非根据短期或局部分析作出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就不是短期的,而要管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所触动的绝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而是延伸到宏观经济理论层面。因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将给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分析视角变化。过去,经济形势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当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其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便显得力不从心而有局限性了。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经济形势分析的聚焦点自然要转到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上。

   发展理念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快慢往往被当作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唯一标尺,围绕GDP的规模和速度指标做文章、追求高速增长是一种普遍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带来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既然发展理念已经发生变化,GDP增速便不再是评价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唯一标尺,为短期经济增长而实行刺激政策便不再是优先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将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政策主线变化。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需求管理。针对社会总需求,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作用对象虽不排除需求,但主要在于供给,基本出发点是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其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调控,但主攻方向已让位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不再是主要选项;其主要目标锁定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虽仍属调控范围,但重大结构性失衡才是调控重点。

   实施途径变化。过去,宏观调控主要体现为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政策性安排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则需要将实施途径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依托于改革性行动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巧妙结合起来。

   正是基于上述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任务。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理论。要防止在宏观调控研究中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扎扎实实深化理论研究,大力推动理论创新,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立足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不仅表现在实践成果上,而且表现在理论成果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面对的一个最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大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架构,二要有足够的构件。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就架构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要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相呼应、与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进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之指导经济研究工作。

   就构件来说,改革开放近40年、新中国成立近70年经济建设的丰富实践,以及对这些丰富实践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构件。对这些基本构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普遍意义的新规律,就能构建起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应有贡献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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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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