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及热爱独裁者的思想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8 次 更新时间:2017-12-31 19:28:29

吴万伟  

   小阿布拉姆•巴克希恩 著 吴万伟 译

   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在独裁政权中通常会遭到迫害和面临风险?可他们还偏偏喜爱暴君和可能的解放者?

   本文是保罗•赫兰德 著《从贝尼多、墨索里尼到查韦斯:知识分子与崇拜政治英雄的世纪》(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的书评

   我们生活在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虽然到底什么人才算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得不到充分的解释。公共知识分子是像公共交通那样是为所有人提供有用的公共服务的人吗?还是像某些其他公共服务,人们需要付款之后才能登堂入室获得服务和救济呢?他们是公民、政策制订者和政客的启蒙源头?还是借用最初源自吉卜林(Kipling)后来被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普及化的说法,是“没有责任的权力”的最新继承人---人尽可夫的妓女的特权?鲍德温是在大萧条时代的英国说这番话的,他指那些毫无节操的报刊老板,他们对公共舆论发挥不受限制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当今时代的新公共知识分子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有些类似。

   保罗•赫兰德(Paul Hollander)是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和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是考察20世纪和21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很多成员与那个时代无情和血腥的独裁者及政治体制之间的爱情纠葛的影响和源头的合适人选。正如他在序言中解释的那样:

   “本书继续探索了我的一些持久的和混合性的立场和兴趣,其中包括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体制、知识分子与政治、个人与政治的关系、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现代性的精神问题、理想主义者的无限潜力、尤其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思考以及实质上做出政治误判的潜力。”

   伴随所有这些附带条款,“我应该赶紧补充一句,依据本书提出的概括和主张仅仅适用于西方知识分子中的没有确定的但非常明显和活跃的那个部分。在缺乏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其他内容进行调查的情况下,这些比例是无法确定下来或者量化出来的。”不过,即便没有量化数据也已经足以刻画出那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了,这一点还是有把握的。

   在1981年的书《政治朝圣》(Political Pilgrims)中,赫兰德就谈及这个话题的部分特征,但有显著的不同:

   《政治朝圣》考察了各种共产主义体制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巨大吸引力和无穷魅力。里面包括了对这些体制的领袖或创立者魅力的短暂讨论。与此相反,本书集中在知识分子对这些体制领袖的态度和认识之上,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被概括为英雄崇拜。。。第二,更重要的是,本次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了给西方知识分子留下良好印象的政治制度如共产党政权之外,而且包括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以及若干当代独裁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各异的领袖:委内瑞拉的雨果•查韦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以及北朝鲜的金氏政权。

   结果,这个画布非常广阔的和精彩---保罗•赫兰德拥有高超的智慧和对话题的熟练掌握和强劲有力流畅自如的文笔---它不过是小规模的、按时间先后顺序浓缩在一起的更大画面,这画面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黎明时期即古希腊时代。

   或许我们应该归咎于柏拉图。自从他引入“哲学王”的概念以来,数不清的知识分子就一直痴迷于这个观念,即找到这种哲学王,并与理想的老大哥携手打天下,但结果往往是致命性的灾难。在《理想国》中,这位创始哲学家写到,“有一个就够了;只要有一个人能使城邦服从其意志,那么他就可以实现为这个世界所如此之难于置信的理想政体。”柏拉图提出的理想政治梦想是他的“美丽城市”(Kallipolis)。而寻找人间的美丽城市和“热爱知识、智慧、可靠性和简朴生活意愿”的领袖人物,对知识分子来说则是永远的诱惑---更理想的情况是,用自己的手塑造这个领袖并通过他行使权力的机会。不幸的是,在少数梦想竟然成真的场合,结果却往往更多是悲剧和荒谬,而非建设性的或令人鼓舞的。

   离开大城市前往大学城担任系主任职位的教授的第一批喜欢卖弄的老师的例子之一肯定是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他被粗俗的、野心勃勃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聘请(强大但野蛮的闭塞之地)担任国家科学院的院长,以教育菲利普的继承人和其他军队精英阶层子弟。亚里斯多德把未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置于自己的翅膀底下,认为他已经为王子灌输了希腊黄金时代的最高理想,同时还有对希腊永久敌人---强大波斯帝国健康的仇恨。虽然亚历山大的确获得了薄薄一层可以被称为希腊文化的装饰,但他的内心仍然是野蛮的士兵-征服者。征服的地方越多,他就变得越加专制和独裁。等到他打败整个波斯帝国之时,他就像之前的波斯先人那样决定要确立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人,要集上帝与国王于一身。亚里斯多德逐渐意识到,他远非塑造了柏拉图式的哲学王而是一手创造了热衷帝国梦想的弗兰根斯坦怪物,虽然有本来开明的哲学身体,却受到超级傲慢自大和野蛮残酷的大脑的驱使。

   他对亚历山大的幻灭众所周知。此时,亚历山大的最伟大经典传记作家,非常有才华的拜占庭士兵学者阿里安(Arrian)可能说,“我明白有关亚历山大死亡的文章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如马其顿王国的将军和摄政者安提帕特(Antipater(公元前334-323年)送给他了一些做了手脚的药品,他吃了之后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据说药品是亚里斯多德制作的,因为他害怕亚历山大。”总体上说,很多现代历史学家否认毒药理论,尤其是亚里斯多德亲手参与谋害自己学生的说法,但是,有传言的事实本身就是证据,说明亚里斯多德与亚历山大不合是很多人都赞同的说法。

   哲学家、饱学之士和圣人,如果用相对现代一点儿的说法知识分子一直受到第二手的权力及其物质奖励的吸引,渴望通过担任历史上的真命天子或者自命的领袖的精神导师,更不要提领受天命的女性了: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有深厚的友谊而且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虽然这种友谊最终糟糕变味了,因为腓特烈得知伏尔泰说他的坏话。伏尔泰描述其帮助修改国王写的蹩脚法语诗歌的笨拙尝试就像是清洗国王的脏抹布。此外,有关俄罗斯的主题,伏尔泰还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了很多恭维的话。不用说,他这样做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至于拿破仑,在很多方面,他是从前的“合法”皇家赞助者与自己打天下的独裁者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在他之前或之后,没有人像他那样吸引这么多的学者、诗人、画家、作家、作曲家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为其歌功颂德,为他们提供大量的资金资助。可以说,拿破仑是所有军事独裁者的第一个和最伟大者。作为进入历史论文比赛中默默无名的年轻军官,他表达了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嘲讽,嘲讽他贪得无厌的野心和骄傲,正是这些野心“促使他去征服和控制世界”,并最终以上帝自居。但是,不到10年之后,拿破仑入侵埃及,希望创建自己的庞大东方帝国。引人注目的是,他手下还包括一支接受资助的庞大学者队伍。除了研究和盗窃所遭遇的古玩文物,拿破仑的学者们还被赋予歌颂现代亚历山大大帝的使命,虽然这种命运多舛的冒险的结果往往是一场灾难。拿破仑和他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早早撤退,留下大部分同志独自面对灾难,并被无情地抛弃。

   那只是开始。在确立了自己作为首任终身执政官的地位之后,拿破仑进而宣称自己是皇帝,下令制作了数英里长的壁画、成堆的画像和数不清的雕像,它们通常被描述为亚历山大后期的样子或罗马大帝恺撒•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的样子。紧跟着出现的是数不清的未来拿破仑,他们中的很多人从这个科西嘉小个子的剧本中取出一页,然后动员政权课题基金资助的学者、艺术家、建筑师炮制出虚假的经典氛围,如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当然还有弗拉基米尔•列宁创建的第二个伊甸园和约瑟夫•斯大林指导下的苏联,那是根据卡尔马克思和自称的知识分子著作创建而成的天堂。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主题,那是我的一个备受尊重的老熟人,已经过世的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令人钦佩地概括出来的。赫兰德引用了康奎斯特对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描述。他写到,奥威尔的主要担心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轻信和上当受骗。这么多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怎么能相信所有这些虚幻和作假呢?”赫兰德补充了一句令人钦佩的委婉语,那是“我也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他的确在八个简洁的部分共享了这个兴趣:绪论章节“知识分子与政客”之后是“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和知识分子”、“希特勒、纳粹主义和知识分子”、“斯大林、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科西(Rakosi)、苏联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西方知识分子、毛时代的中国、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及其西方崇拜者”、“最近的其他独裁者及其崇拜者”和“结论: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本书的结构符合逻辑,论述展开流畅优雅。总之,它等于是令人遗憾的政治诱惑目录,也是知识分子渴望普罗米修斯式政治英雄人物时令人吃惊地一厢情愿地放弃思考的愚蠢,同样重要的是,本书还考察了这种饥渴到底源自哪里,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破坏性的自我欺骗。

   部分原因可能归咎于知识分子的懒惰而不是知识主义。就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杀戮大声欢呼,且沾沾自喜地宣称“自由之树必须靠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赫兰德写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坐在摇椅里的法西斯分子或者共党分子,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对安全性高谈阔论。不过,真正访问过或者生活在他们称赞的独裁政权下的其他人在亲眼目睹见证了他们的残酷暴虐之后,仍然心知肚明地继续为独裁者做宣传。从他们的口中喷出的颂君话语很少是不令人恶心透顶的。

   请看一位激进思想的记者斯通(I. F. Stone)是如何描述和赞美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

   “他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不仅英俊潇洒而且漂亮无比的人。他长着卷曲的红胡子,看上去就像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和主日学校的耶稣像之间的十字架。在切•格瓦拉身上,人们感受到救助的欲望和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就像中世纪爱情故事中的完美骑士,他出于爱开始与世界强权作战。在此意义上,他就像早期的圣人在沙漠中栖身。只有在那里才能捍卫其信仰的纯洁性。”

   当格瓦拉尝试煽动危地马拉的革命火焰悲惨地失败,并最终造成自己的死亡之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基于一鳞半爪的个人了解,宣称格瓦拉“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时代最完整的人,”如果萨特的观察局限在客厅激进分子的小圈子和大部分时间交往的欧洲名流士绅,那或许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格瓦拉是上当受骗的理性主义者,一位情感战胜理性的家伙,用赫兰德的话说,其狂热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格瓦拉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但是,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这种理想主义有黑暗面,源自无情行动的权利意识,因为他有强烈感受到的良好意图和对于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

   赫兰德引用了丹尼尔•本维尼斯特(Daniel Benveniste)的话,“美国左派对共产主义古巴和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都感到幻灭,”因为在纳闷

“从前拥抱和平、爱情、非暴力、言论自由、对差别宽容和尊重人权等价值观的反文化成员怎么立场突变,转而赞美切•格瓦拉,赞美这个亲自或者放任手下杀害五百多人的恶魔。他谈到‘仇恨是斗争的组成部分,对于敌人毫不妥协地仇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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