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社会主要矛盾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4 次 更新时间:2017-12-26 2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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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 (进入专栏)  

   摘要:  中共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估计,是制定法治中国建设之基本方针和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有效需要高速和大幅增长,十九大报告实事求是及时认定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极大地拓展了法治中国的建设空间。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法治中国建设之方略也不可避免地要随之调整。由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今后法治中国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重点,或许应该是在努力处理好一些基本关系的基础上谋平衡、重质量和求精准。

   关键词:  社会主要矛盾 法治中国 有效需要 民主法治 美好生活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做总结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此后,报告在规划“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第六部分还提出,要“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2]执政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认识成果,是今后制定法治中国建设基本方针和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因而必将对法治中国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考虑到这一点,笔者特撰此文,就两者的关系做初步探讨。

  

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同法治中国建设的关联

  

   社会主要矛盾是基本国情之一,属客观世界范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用自己的行为对它施加一定的影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评估结论属于主观世界的范畴,是人面对客观世界并加以认识的结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对本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评估结论,集中反映了他们对本国基本情况的把握,因而它必定会成为他们施政的思想基础,包括制定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从法学角度看,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也必然成为执政党现在和将来一个很长时期内看待和处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基础。从十九大报告论述法治中国建设的结构安排和上下文看,法治中国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同时推进。简言之,法治中国建设同十九大报告给予了更多论述的民主法治建设,是用以描述同一进程的两个不同术语。

   既然是人的认识,那么很显然,一国执政党对本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评估结论,就必然会有符合实际、比较符合实际与不太符合实际乃至很不符合实际之分。因而,他们看待民主法治建设之地位与作用的态度,自然也因此而有程度不等的差异,甚至可能根本不同。凡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估的时期,民主法治建设较为有成效;反之则遭受重大挫折。

   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我国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同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之间大体的对应关系。按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抓主要矛盾,所以一事当前,首先要找主要矛盾,治国理政也一样。这是我国往往从确定社会主要矛盾入手制定宏观方针政策的理论背景。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对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表述,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的社会发展状况证明,当时的这个估计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可惜后来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3]这样一来,全国的中心工作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1982年宪法和1979年前后问世的几部重要的基本法律,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回归中共八大相关提法这一理论转变的民主法治实践结果。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4]这里没有提到社会主要矛盾,但实际上这一决定只能以下列认识为理论前提:阶级矛盾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共八大认定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识,这个决议认定: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这样一来,不仅经济建设有了理论依托,民主法治建设也有了理论依托,尽管民主法治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处于较次要的地位。可以说,1982年宪法和1979年前后几部重要的基本法律都是依托这个新提法产生的。

   自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直到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我国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估计,都维持了原来的认识,保证了民主法治建设正常进行的基础性条件。十七大报告的相应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也同时承认由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出现了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6]十八大报告维持了十七大报告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估计。与上述理论背景相适应,这期间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集中表现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和其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以及2013年12月, 在保障人权、尊重法治的价值取向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

  

二、从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看重估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性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既然属于主观世界的范畴,那么,它正确与否就不是由它本身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对象的现存的真实状况。能够准确或比较准确反映客观对象现存的真实状况,它就是准确或比较准确的;反之则是不准确或不太准确的。

   作为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社会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展变化。所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评估结论必须随着现实社会矛盾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不过,从绝对的意义上说,社会现实的矛盾状况处在永不间断的变化过程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评估结论不可能也没必要不断随之做微调。所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评估,只能在忽略微小、较小变化的情况下对社会现实的矛盾状况做比较宏观的、定性的评价。但是,如果社会现实矛盾状况因为量的积累等因素较评估时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就应该进行重新评估,修正原有的评估结论;否则就会出现一个评估者保守、原有评估结论落后过时的问题。

   今日我国重估社会主要矛盾实属必然。尽管具体表述方式不同,中间也有过曲折,但迄中共十九大为止,我国数十年来对本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式估计或认定,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估计或认定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也许没多少人有疑问,到了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之后,心中存疑的人就多了起来。这很自然,因为一方面,我们重申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同时各种数据又在显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快速和极其巨大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几组有指标性意义的数据:1978年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是385元,到2016年增加到53,980元;1979年,我国全年国民总收入值为3,370亿元,到2016年跃升到742,352亿元。[7]扣除物价因素,这种增长速度和规模也是非常惊人的。更何况,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很清楚:1978年为3,590亿元,到2015已经跃升为603,212亿元。[8]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定受教育程度的人的头脑中难免会形成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我们经济如此高速、持续地发展了三四十年,难道不能较大幅度缓解或改变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样思考问题可能只是基于直观感受,但它确实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深感中共十九大报告的回答是及时、必要和实事求是的。之所以做这样的判断,最根本的理由,当然是原来数十年坚持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已经不大符合中国当今的现实情况了。因而有些过时,有些落后了,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调整。具体地说,从民主法治建设角度看,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原有表述不大符合中国当今现实情况的主要表现是:

   1.原有表述仅承认人民有物质文化需要,只适用于社会生产非常落后的情况。在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如我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吃饭、穿衣、出行、居住条件极差,绝大多数人的首要期待就是捞个温饱,有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超越温饱的期待不太现实。此时,只关注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顺理成章,但走过了这个阶段,原有的做法就显得片面了。而且社会生产愈发展,原有做法愈显得片面,愈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愈显得不合时宜。

   2.人民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原有表述未能包含物质文化需要之外的需要。根据十九大报告,人民的需要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需要。应该承认,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国家或社会只能考虑满足人民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需要,其他的需要总体看来都属于国家或社会无力提供财力予以满足甚至无暇考虑的需要,其中就包括公民在政治方面或参与民主法治进程方面的需要。

   但是,现今“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9]至此,许多原来总体上无满足可能的需要,到现如今已经成为有效需要,必须予以正视。

   3.原有表述仅承认社会生产落后,没有顾及其他方面落后或发展不充分的状况,其中尤其是政治文明或民主法治方面发展不充分的状况。仅关注社会生产落后或社会生产发展不充分是不够的,从政治角度看至少还有民主、法治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在这方面,1982年宪法和同年的中共十二大党章都没有顾及到,但2002年中共十六大党章增添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10]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也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了“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但原有表述社会主要矛盾的文字,则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改进。因此,原有表述不仅按实事求是原则需要调整,而且按其与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协调一致的要求,也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

4.仅反映了对落后是缺憾的认识,未能反映对其他缺憾的认识,其中尤其是未能反映各种发展不平衡也是缺憾的认识。社会生产也好,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好,落后肯定是首要缺憾,但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缺憾。不过,在普遍贫困落后的状况下,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虽然也存在,但通常涉及的领域不会太广泛,程度不会太深,我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状况大体就是这样。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进入2010年后,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明显突出起来了,可谓形成了多种发展不平衡并存的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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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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