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8 次 更新时间:2017-12-23 17:10:36

吴万伟  

   乔纳森•海特 著 吴万伟 译

  

   当今政治气候能给我们的国家和大学带来什么呢?

   美国和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时候似乎一切都要分崩离析了。要理解为什么,我发现想想被称为“微调宇宙”的宇宙学观念或许有点儿帮助。物理学中有大约20个基本常数----如光速、牛顿的引力常数或电子电荷等。在宇宙的怪异世界,这些是我们宇宙中的常数,但是,正是依靠思想,我们才能让其中的某些东西在其他宇宙中拥有不同的价值。就像物理学家开始理解我们的宇宙一样,他们也注意到物理学中的这些常数有很多似乎处于允许物质浓缩和生命开始的位置。

   要看看这些常数,如果它们仅仅升高或降低一两个百分点,物质可能就不会在大爆炸之后发生浓缩。也就不会有恒星,有行星或者生命。正如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说,“令人瞩目的事实是,这些常数的价值似乎被非常精准地校准,生命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有人已经暗示这种微调或许就是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这是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美国很多开国之父等有神论者相信的上帝概念: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就像启动一个大钟,它恰好有适当的发条和齿轮使其运动起来。我本人并没有把微调当作上帝存在的证据。我不过是用它作为演讲的开场白而已。我想请各位抬头看一看宇宙,对我们的不可能性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态。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希望各位拥有这种心态,并以这种心态理解我们国家不大可能的现状的存在。

   我想让各位考虑一下这个观念,即我说的“微调式自由民主。”它开始于回顾几百万年代以前人类祖先的历史,从居住在树上的猿猴到居住在地上的猿猴,再到直立行走的猿猴。他们的手因为使用工具而被解放出来,再到拥有更大大脑的原始人,不仅能制造工具而且能制造武器,最后演化到智人,不仅能给洞穴的墙面粉刷颜料或者给自己的脸上涂抹颜料,而且能围绕篝火跳舞,能崇拜众神或大规模地相互残杀。

   当我们回顾祖先的生活方式时,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们都是原始部落里的灵长类动物。生命的演化让我们设计和适应小群体的生活,拥有强烈的万物有灵宗教和部落之间争夺领地的激烈冲突。我们如此热爱部落的生活,以至于创造出体育运动、兄弟会、街头帮派、球迷俱乐部和图腾崇拜等。部落主义深藏在我们的心头和大脑之中。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但我们能将其影响最小化,因为人是在行为上具有极大灵活性的物种。我们能以很多种方式生活,从50人组成的追求平等的狩猎者或采集者群体到将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的封建等级体系。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在庞大的、多种族的、世俗的、自由民主社会。非常清楚,这是可能的。不过,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究竟拥有犯下错误的多大空间呢?

   这里提出微调自由民主假设:作为原始部落里的灵长类动物,人类不适合生活在庞大的、多样化的、世俗的民主社会,除非你获得某些精准微调的条件,让稳定的政治生活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似乎正是美国开国领袖们相信的观念。杰斐逊、麦迪逊以及18世纪的其他有神论者显然的确在思考,他们相信设计一个宪法就像设计一座大钟,如果选择了适当的发条和齿轮,这座大钟就可能永远走下去。

   幸运的是,美国开国领袖们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天使;他们知道我们是原始部落里的灵长类动物。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说,“党争的潜在原因,就这样深植于人性之中。”开国领袖们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都很清楚柏拉图的信念,民主是第二种最糟糕的政府管理形式,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独裁专制政府。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提到纯粹的或直接的民主,他认为这种民主很快将被大多数人的激情所吞没,“因此,这种民主政体就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此句借自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译注)

   那么,开国领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建立起防护措施如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一系列措施来制衡党争的无法无天。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训练未来年代的钟表机械师。因而,他们创造了一种新型共和国,要求公民要比国王或其他利维坦统治下的国家的国民更加成熟得多。

   这里是教育专家赫希(E.D. Hirsch)在论述美国创立时所说的话:

   部落和种族仇恨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和前历史。。。我们现在看来如此自然的美国实验其实是完全人工创造出来的设计,旨在抗衡族群怀疑和仇恨的天然冲动。。。这个庞大的、人为的、和跨越部落族群的构建就是美国开国领袖竭力实现的目标。他们明白,这个目标只能依靠智慧的学校教育才能有效地实现。(《美国人的塑造》)

   托马斯•杰斐逊在1789年时写到,“任何地方,只要人们拥有知情的信息,就可以放心地委托他们自治。”他通过创建弗吉尼亚大学来支持这个主张,对此,他在1820年时写到,“大学将以人类思想可以自由驰骋为基础。因为在这里,我们不惧怕真理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只要允许理性自由地去斗争,我们也不怕容忍任何错误的存在。”(此句译文借自李辉“以平实而致远”《读书》,1994年第4期---译注)

   那么,作为这个大钟的继承人,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维持其正常运转吗?如果麦迪逊今天来到华盛顿特区参观,他将发现美国政府已经被分成两大派别,它们吞噬了一切,硬生生地正好从政府三大分支的正中间切开,将三大红色分支统一起来对抗三大蓝色分支,任何一个分支都没有发挥他曾经设想的最初功能。

   我们培训钟表机械师的工作又做得如何呢?如果杰斐逊2017年来到最知名的美国大学走一遭,他会说些什么呢?面对安全空间、微型攻击、触发警告、偏见回应纠察队和恐怖、威胁等气候以及校园里盛行的冲突,他会怎么想呢?不过,首先让我们质问:我们怎么听任情况变得如此乱七八糟呢?

   我一直在研究2007年以来的政治两极化问题。盖洛普和皮尤调查公司的数据稳定地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极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无论你问谁,都会发现人们多么不喜欢另外一方的人,多么认为其他一方是对国家的威胁,或者如果他们的孩子与来自另外一方的人的孩子结婚,他们会感到多么沮丧。

   如果和最近的情况如20世纪90年代相比,我们为什么如此相互仇恨和害怕对方呢?政治科学家萨姆•艾布拉姆斯(Sam Abrams)和我曾经在2015年写过一篇文章,列举了十大理由。我不重复描述所有这些理由,但我将给各位提供一个整体观点,来自物理学的另一个隐喻:让你的眼睛维持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平衡上。想象三个孩子用胳膊筑起一条锁链,一个孩子用自由的手握住中心旗杆。孩子们开始围绕这个中心点跑圈,而且越跑越快。离心力会越来越大。人的离心速度加快的时,朝向圈外的力量也加大。但与此同时,孩子们也相互抓得更紧了。而这是向心力,沿着胳膊的链条把他们拉向中心。最终,当离心力超过向心力时,他们的手就松开了,链条因而断开。我相信,这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本文将简要提到艾布拉姆斯和我辨认出的趋势中的其中五个,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作离心力的增强,或者向心力的削弱。

   1. 外部敌人: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随后是冷战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统一性影响。越南战争很不同,但总体上,战争是已知的最强大向心力。自从1989年后,我们已经没有统一的、共同的敌人了。

   2. 媒体:共和国初期的报纸是充斥党派偏见,常常糟糕之极。但是,随着20世纪中期电视的出现,美国人经历了某些不一样的东西:媒体是巨大的向心力。美国人从三大电视网获得大部分新闻,这些电视网受到良好的管理,且被要求显示出政治上的平衡性。但是,这种情况不能持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有线电视和小范围播放电视的出现,和20世纪90年代的因特网以及2000年的社交媒体的出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我们沉浸在令人愤怒的故事中,这些令人愤怒的故事制作质量非常高质量,常常得到令人恐怖的视频片段的支持。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庞大的离心力。

   3. 移民和多样化:这是复杂的政治争议话题。请允许我清楚说明我的意思,我认为移民和多样化在总体上是好事。经济学家似乎同意移民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我们没有对移民开放的话,美国人在诺贝尔奖、音乐、艺术、和现在技术领域的绝对支配地位将不会发生。但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必须指出,移民和多样化产生很多社会学影响,其中有些是消极性的。主要的影响是他们减少社会资本---个人之间存在的信任纽带。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一篇名为“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拉丁语,美国国徽上的格言---译注)的文章中发现这一点。其中,他遵循数据得出显然令他感到不安的结论:“从短期看,移民和民族多样性倾向于减少社会团结和社会资本。美国的新证据暗示,在种族多样性社区,所有种族的居民都往往‘放低姿态’。信任(甚至对自己的种族)感降低,利他主义和共同体合作更少见,朋友更少。”

   总之,虽然有其他好处,但多样性是一种离心力,对此,美国开国领袖心知肚明。在《联邦党人文集》第2篇中,约翰•杰伊(John Jay)写到,我们应该将美国拥有“单一的、统一的民族---诞生于同样的祖先,使用同样的语言和信仰同样的宗教”视为一种恩赐。我想重申多样性也有很多好处的观点,我也非常感激美国接纳了我的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的祖父母,而我妻子的父母来自朝鲜。但是,普特南的发现清楚说明,那些渴望更多多样性的人应该更多关注离心力增强的问题。

   我要提到的另外两个理由很可能引起最多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些是我指责具体政党和具体一边的内容。它们是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和校园中的左派。两者都强化了离心力,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团结。

   4. 越来越极端的共和党:在1995年之前的六十年中,当民主党人竞选众议院议员时,他们并没有特别好地对待共和党少数派。所以我能理解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1995年代人众议院议长时所拥有的复仇欲望。但是,他做出的很多改变让国会变得更加两极化,让两党合作变得更困难,把美国带入华盛顿仇恨和冲突的新时代。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来说,我发现一个变化非常突出。他改变了立法日历,以至于所有事情都在周二到周四之间完成,他鼓励刚进国会的新人不要搬进首都特区。他不想让他们与民主党人建立起个人友谊。他也不希望其同行成为慈善基金会的成员。但是,立法者及其在华盛顿的家人的个人关系一直是强大的向心力。金里奇却故意削弱这种向心力。

   这一切碰巧发生在福克斯新闻崛起的时期。很多政治学家已经注意到福克斯新闻和右翼媒体生态系统给共和党带来的影响,这与左派身上发生的情况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该媒体鼓励更极端的声明、更哗众取宠的论调、更大的愤怒。很多人指出,媒体总体上倾向左派,民主党人也做了某些极端化之事,这的确很公平。不过,金里奇显然着手创造了一个更具党派偏见的实行零和游戏的国会,而且取得了成功。这种更多强调斗争的文化传递到参议院,进而影响到共和党中的其他人。

5. 左派的新身份认同政治: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给出了身份认同政治的简单定义:“围绕诸如种族、性别、和性倾向等群体性特征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动员,这与政党、意识形态或者特殊的利益诉求等动员方式完全不同。”劳赫补充说,“在美国,这种动员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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