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把梦阳:东西战略格局的演进

——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嬗递的一种蠡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 次 更新时间:2017-11-28 21: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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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把梦阳  

   摘   要: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认识的基础上,似可认为东西两大区域之间的对峙冲突与文明融合主导了中国上古史的进程:西部的黄帝部落击败东夷蚩尤集团而成为公认的华夏祖先;此后西部领袖尧、禹与东部的舜之间逐渐形成以联盟为主,斗争为辅的政治关系;而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等事件反映了东西集团对政治主导权的争夺;商、周迭兴则亦表明东西部族对天下的轮流控制;春秋以来,崛起于西部的秦国与东方六国抗衡,以及秦末以楚国旧势力为主力的反秦战争,均可被视作东西对抗的延续。汉晋以降,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其与华夏农耕民族的矛盾冲突,使得上古以来的东西较量逐渐转变为南北冲突,从而改变了中国政治与军事的战略格局。

   关键词:“夷夏东西说”;中国上古史;东西对抗;战略格局

   作者简介:黄朴民,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兵学史研究。把梦阳,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夷夏东西说”的命题及其实质

  

   自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始终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相关的观点,主要有安特生等人的“西来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的上古文化三分说(河洛、海岱、江汉);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分说;苏秉琦的六大区系说;张光直的五大互动圈说以及李学勤、费孝通等人的多元一体说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诸多说法中,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①,无疑是值得继续关注的,它从东西部族互动中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包括政治格局的变化、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文化价值观念的交合与互补等),似乎应该成为人们认识与解答古代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学术界对傅斯年的基本论点在结论可靠与否上仍有分歧,但“夷夏东西说”作为一种考察古史的基本方法则为学界普遍承认。近年庄春波撰有《华夏东西说》一文,更是通过对华与夏起源于不同地区及两者文化形态差异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申论了傅斯年的观点②。而易华撰《夷夏先后说》认为: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汉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结果,韩、日、匈奴或蒙古亦然。夷夏转换是东亚上古史上的关键③。这里,易华将夷夏这个本来的空间性命题转化为了时间性命题,尽管属于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傅斯年观点的引申与变迁。显而易见,“夷夏东西说”问题,是治中国古史者所无法绕开的一个症结。

   我们揣度,一部中国上古史,其实便是东西两大区域长期对峙冲突并不断同化融合的文明进程史。早在黄帝时代,“以姬水成”的黄帝族,联合“以姜水成”的炎帝族,与以今黄河下流、山东大地为基地的东夷集团蚩尤族,便为争夺中原核心地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谓“涿鹿之战”就是这场生死斗争的具体写照。黄帝族一举战胜对手,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今河北一带),“执蚩尤,杀之于中冀”[1]783。战后,黄、炎族遂乘胜东进,直抵泰山,在那里举行了“封泰山”仪式后凯旋西归。战争的结果,代表西部势力的黄帝族战胜了代表东夷势力的蚩尤族,史载“涿鹿之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2]4,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3]孙子兵法佚义·黄帝伐四帝,这说明征战使华夏集团据有了广大中原地区,并且强迫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结盟,共尊黄帝为首领,从而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人们逐步神化。就这个意义而言,此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的基本格局,也凸显出战争在当时社会活动中的特殊地位。西方势力控制中原核心地区,“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2]7,号令天下。然而东夷集团并未消亡,黄帝不得已采取怀柔措施,“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1]784,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名叫少昊清的氏族首长继续统领九夷部众,设法使东西方两大群体结为同盟。

  

二、“禅让”与“世袭”权力转移形式变化的历史谜底

  

   这个格局一直沿袭了下来。所谓尧舜禹禅让,曲折反映出东西两大地区及集团势力此消彼长的实质关系。唐尧是西方势力的代表,无论是始都于唐,还是最后定都于平阳,其地理范围都属于西部范围的今山西一带。而虞舜则显然是东方势力的首领,因为《孟子》书中说得很清楚:“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4]184学界也多认为,舜的出生地姚墟(一说诸冯),从地理位置上看,在今山东一带④。他们轮流成为这个同盟体的领袖,这就是华(虞舜)与夏(唐尧)东西方融合的标志。当然,这种融合,其实充斥着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斗争,或许不像后世儒家们所描述的那样温情脉脉、雍容礼让。真相可能更如《竹书纪年·五帝纪》所言:“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5]63“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5]65

   虞舜失势后,代表西方势力的禹再次成为同盟的领导中心,史载“禹兴于西羌”⑤,这在有关古籍中有诸多记载,如《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盐铁论·国病》:“禹出西羌。”焦氏《易林》卷十六:“舜升大禹石夷之野。”《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三国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鲧纳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等等。

   及夏禹衰老死亡,按东西方轮流坐庄的惯例,本应由代表东方的人物替代大禹来主政。东方势力首推的人选为皋陶,“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6]131(相传皋陶生于今山东曲阜,《帝王世系》:“皋陶生于曲阜。”卒于今安徽六安,均属东部势力范围,《左传·定公四年》有云:曲阜本为“少皞之墟”)。然而皋陶卒于大禹之前⑥,大禹又接受东方势力新推的人选伯益⑦。伯益,即伯翳、柏翳,生于东部,为嬴秦之祖,《国语·郑语》载“少昊之后,伯益也”,《史记·秦本纪》:“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2]221此皆是证明。其势力范围在今山东日照一带。但是,大禹死后,西方势力趁着伯益威望未孚,遂不遵守东西部轮流坐庄这个成规,企图继续拥有天下主宰权,遂有禹子启袭杀伯益事件的发生:“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7]340另说是伯益组织东夷军队向夏启进攻,结果被夏启镇压平定了,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5]2。总之,东西同盟终于瓦解,西方与东方又陷入相互冲突的漩涡之中。

   夏启结束禅让制,东方势力自然不会甘心,于是有夏朝的太康失国事件发生:启去世后,其子太康即位。他骄奢淫逸,导致启的五个儿子发动叛乱,争夺无已,史称“五子之乱”。东夷系统有穷氏部落的后羿(一称夷羿)凭借武力从西方群体手中夺取了政权,即所谓的控御仲康、驱逐后相,等等。即利用夏朝的内乱,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史称“太康失国”。

   东部势力夺回政权后,内部矛盾又形成并趋于尖锐,后羿同样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中,“不修民事”,结果又被部属寒浞所灭。寒浞杀羿自立,但其所代表的仍是东方势力,他竭力剪除夏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太康的侄孙少康逃到有虞,逐渐积聚力量,“有田一成,有众一旅”[8]1606,最后在伯靡等夏朝遗臣的支持下,消灭了寒浞势力,恢复了王位和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所谓“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1766,同样是依靠武力夺回政权,此即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夷夏斗争的逸史。

  

三、“东”“西”竞逐背景下的夏商西周政治格局演进


   少康之后,夷夏关系仍然处于既斗争又融合的状态之中:从帝杼至胤甲,夏朝共经历了六代七王。这一时期,夏朝的政治、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力迅速强盛起来。继少康而立的帝杼,是夏朝有名的王。在其统治时期,夏朝的武力大概有了发展。《墨子·非儒下》说“杼作甲”,当是一个反映。帝杼还远征东海之滨,迫使东夷纷纷臣服。由于杼对振兴夏朝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后世子孙对他进行隆重祭祀。《国语·鲁语上》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帝杼去世之后,后芬曾征于东海,尔后遂有“九夷来御”;后芒时,东狩于海;后泄时,加畎、白、赤、玄、风、阳诸夷以爵命;后发时,“诸夷来宾”。

   然而,东方势力的屈服只是暂时的,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仍要与西方势力进行角逐,以控制中原核心地带。这个任务在商族手中得以完成。夏朝自孔甲至桀亡国,共传四代四王。这一时期,夏王朝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导致夏王朝走向衰落并最后灭亡。孔甲登位后,“好方鬼神,事淫乱”[2]106,结果是“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2]106。到了夏桀统治时期,夏王朝内外矛盾空前尖锐。史载夏桀“指画杀人”“赋敛无度”,这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人民强烈的忿恨,人们诅咒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9]285。在这种情况下,要再指望夏王朝来推进文明进程已不可能。然而,文明的进程乃是不可阻挡的。在黄河下游崛起的、代表东夷势力的商族,乘机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把古代社会的文明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商是中国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落,以鸟为图腾。《诗经·商颂》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这显然与东夷有关系(少皞氏以鸟名官),其根据地亦在东方。相传其三世先公相土作“东都”,故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说法。契是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他为商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业:“十有四世而兴于汤。”在商汤建立商王朝之前,商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文明,势力逐渐强盛。史籍记载的先商文明演进有“相土作乘马”,即相土发明用马来驮运东西和拉车;王亥“服牛远贾”,即王亥驯牛驾车并开展商业活动。此都为商的崛起,东部势力取代西部势力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商汤为部落首领时,正值夏桀暴虐无道,夏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商汤凭借先辈创造的雄厚物质条件,积极从事灭夏的事业。他任用仲虺、伊尹等贤臣,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先后消灭了夏桀的重要羽翼——葛、韦、顾、昆吾等部落,最后率领由70辆战车和5000步卒组成的军队西进伐桀,经“鸣条之战”,彻底打败了夏朝的军队,占领了夏都,流放夏桀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在亳地“践天子之位”,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国家政权——商王朝。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4]148,这表明东方势力再次在东西方角逐中占据优势地位。

《诗经·鲁颂》有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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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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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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