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一带一路”有助于克服全球化的风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17-11-14 09: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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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 (进入专栏)  

  

   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22期)于10月12日在清华大学开讲,论坛成员、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出席并演讲,主题为《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

   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危机让中国加快了改革的进程,也使人对国际治理进行了新的反思。危机以后,人们发现亚洲金融体系存在货币原罪,主要表现为货币错配、期限错配和结构错配。如何纠正错配,就成为国际金融改革和建设的依据。“一带一路”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本地区发展的必然,反映了中国哲学。中国经验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所借鉴。

   以下为演讲摘编:

  

   “一带一路”是全球金融经济的治理

   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全球治理进行重新反思。

   亚洲金融爆发以后以IMF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就开始了紧急救助。救助模式基本套路是什么套路呢?说是你这个问题首先是内部的问题,内部的病根不治掉这种事还会发生,因此基本对策是内部进行改革,克服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低效率的痼疾。在这个基础上相继提供流动性以缓解亚洲国家国际收支困难。

   这种思路看到国际货币经济常用的思路。

   这种思路是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内部根源,但相对忽视了其外部原因,尤其忽略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缺陷。请注意,我们说“一带一路”是治理的理念,是全球金融经济的治理。

   全球金融体制是有缺陷的,那么忽略这个缺陷,所有的这种救助它充其量不是一个长久之策,远水不能解决近渴。我今天饿死了,勒裤带对我还有什么意义,这种不能长久。

   那么亚洲金融危机的平复,中国在其中起到重大的作用。体现为二,一是人民币不贬值,这是在汇率无序波动的世界中,提供了一只相对稳定的锚。

   二是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主要出口目的地,而庞大的中国需求,相对稳定了其实体经济的生产。其结果从那以后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体中,除欧盟和美国外,其余前七个中的五个都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成为其大的出口目的地。这样一个中国的救助对中国也有重大的影响,由于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及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承受了极大的国际竞争力。

   危机使中国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并为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

   通过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加速,这为本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奠定了体制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感谢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还很困难。亚洲金融危机提了个醒,说这个东西不可持续,这个东西有风险,必须得及时化解风险,必须要让它可持续,那么改革由此加速。

   就亚洲国家来讲,危机也促使亚洲经济的加强与合作。

   合作的加强是应对危机的举措,但是除掉病根更为重要,于是开始反思亚洲经济增长的模式。

   传统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重点在于它的全部优点和全部缺点都在一个点上,就是将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中。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现这个模式有它的缺陷,是投入投资增长,这种增长尽管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低效率而难以维持,最典型是韩国,韩国负债率非常之高,增长速度非常之快,但不赚钱,于是维持投资就得借钱,先在国内借,国内借完在国际上借。

   要想发展首先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投入。新技术新装备的采用并不全然意味着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体现为全要素劳动生产的提高,这有赖于企业治理的革新。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企业改革成为全球重要的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也开始促使人们对国际治理,对全球治理进行重新的反思。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纠正期限错配

   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再次重演,必须减弱货币原罪。

   在二战前,全球的体系我们称之为威斯特伐亚体系,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比比皆是。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刮风市场。一战爆发以后短短二十年就是二战,二战结束以后重新反思这个体制,说这个体系不能维持的,是不好的,按规则进行治理,这就是全球的治理。

   那么相应的就这个规则进行协调,进行维护,进行平衡。从二战结束来看,这种国际治理走三个制度:

   一个是政治制度安排,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联合国体系是政治制度安排,所有政治冲突通过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

   二是经济制度安排。最重要体现在关税贸易协定,就是投资贸易自由化,是进行自由贸易。关税贸易协定后来演进成WTO,世贸组织。

   三是货币制,就是布雷登森林的货币体系。这个安排的典型特征就是双挂钩,一稳定。各个货币和美元挂钩,从而间接和黄金挂钩,由于美元跟黄金挂钩,各国货币跟美元挂钩,于是各国货币跟美元关系是稳定的,这是固定汇率制。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体系,发现一个特点,这样的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有差距。但是我们注意到从二战到现在,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从GDP来讲,目前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各占一半,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北差距几乎消失了,国际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就大大折扣,治理的改革的必要性就提出了。

   基于南北差距缩小的事实,改革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其治理能力已经十分迫切。其方向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表决权。但是改革难度也非常之大。

   其中,金融合作是当务之急。看到了包括20国峰会,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很多的治理机构,所说的“一带一路”也是。

   如果仔细看一下亚洲金融体系,是有缺陷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发现亚洲金融体系存在货币原罪,主要表现三个错配:一是货币错配,亚洲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不仅区外贸易很多,而且区内贸易也很大。但是无论区域内和区域外用的货币都是第三方货币,那么就出现了货币错配。一旦第三方货币不能及时补充,那么这些国家的贸易就没法进行。

   2008年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个事实,因为美元出现的困难,全球出现了美元的流动性不够,于是亚洲国家相互间的贸易也就难以进行了。从贸易计算开始就是用本地区的货币进行交易和支付。

   二是期限错配。亚洲国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迫切需要资本投入,因此也是全球外资流入的最主要目的地,不仅流入量大,而且增速最快。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流入亚洲地区的资本多是短期资本,亚洲需要长期资本,但是流入的都是短期资本。短期资本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又会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对亚洲来说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基础设施需要更长期的投资,大家知道这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的原因。为什么受得这么多国家的欢迎?尤其像英国这些国家,第一个就是要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是英国人对中国人多么友好,而是有商业利益,因为发现这是纠正期限错配。创造新的金融机构,纠正对基础设施更长时期对需求期限的错配,那么是有利可图的。

   三是结构错配。亚洲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于是形成了稳定向好的储蓄,但亚洲地区金融市场非常落后,金融基础设施非常薄弱,金融体系也很脆弱,于是当地的储蓄不能被当地的机构所动员,转化成当地的投资,反而是流向海外。亚洲国家都是外汇储备的国家,都放在美国。拿中国储蓄说,外储相当一部分是放在美国,是购买美国的国债等。那么美国拿到这个钱再反投到亚洲地区,形成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这就是投资跟储蓄的结构作用。

   这三个错配是亚洲的货币原罪,构成亚洲金融危机很重要的根源。因此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再次重演,必须减弱货币原罪,这就构成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进行金融合作的改革和建设的根据。

  

   “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哲学

   不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就会克服去全球化的风险。

   “一带一路”从历史来说,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本地区发展的必然。

   要加强实际经济合作,金融合作,那么一定会形成这么一个网络,首先应该设施连通,设施连通是为了扩大贸易,贸易应该畅通,贸易畅通就有金融安排,需要资金的融通,要做到这三个通,首先要有政策的沟通,各国的一致的安排。而政策沟通的基础是民心相通,这就是“一代一路”的倡议。

   我们说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以后一个逻辑的结果,自由发展的逻辑。

   但是更为重要的,“一带一路”是全球的治理新理念,为什么这么说呢?二战结束以后基本理念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其交易规则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是有原则的,但是我们发现它是有缺陷的。“一带一路”是什么理念?是一个中国理念,和为贵,包容性发展,有事好商量,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说叫“一带一路”理念呢?是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如果你从“一带一路”上来看,丝绸之路的概念不是中国的概念,是欧洲的概念,欧洲人提出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是一个精神。不少商道因为战乱,因为政治争端或者其他方式的原因而中断了,我有丝绸之路两千年已经中断了,这地区也有战乱,这地区的文化习俗,民族这么多,为什么商道依然维持?这叫就包容性发展,那么合作共赢。

   如果从这个理念来看,我们说“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哲学。什么叫“一带一路”?我讲个故事,我当年在插队的时候,我的房东老太太,很穷没钱,养了几只鸡,说那鸡屁股就是她的银行,下了几个鸡蛋,他们及时拿到集市去换个东西。这故事说明什么?包容怎么包容呢?有钱更好,没钱没关系,没钱拿东西换,没东西没关系,没东西用未来换。这叫包容。

   “一带一路”的一个案例,当年提倡的泰国的高铁换大米,泰国需要高铁,泰国没钱,泰国说它有大米,那可以啊,高铁换大米,大米作为支付,也能把事办成。这就是金融创新,对于银行来说收到的是大米,能不能把大米卖掉,保价卖掉成了最大的问题了,能不能卖掉大米成为防范风险的一个问题。发现是有机会的,这是互通,这叫包容。

   九十年代中国人也这么想过,东北人最早发明的,当时苏联崩溃以后,东北人大包小包到俄罗斯换东西,叫拼缝,而且更大的拼缝是当年大家知道用衣服鞋帽换来几架飞机。其实市场经济是交易为上,我们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反映市场的本质不就是促成交易吗?

   如果把这观点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经济全球化将进入新阶段,不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那么就会克服去全球化的风险。所以我们说一带一路更是全球治理的理念,当然挑战巨大,这还仅仅是个理念,能不能能它机制化,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操作的安排尚需努力。因为有这个理念,所以引起了全球的反响。形成联合国决议,共享、共建、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中国来说,中国市场将为一带一路提供支持。

   我们说中国改革四十多年的很多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所借鉴。比如说现在大家批评的地方融资平台,固然它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客观地说地方融资平台支持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如此之发达地方融资平台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说“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是连通,能不能解决这个模式?这就叫开发性金融安排,就合理地将地区的财力与国际金融活动有机的衔接起来,为基础设施提供支持。

   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间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经济特区。在一带一路地区能够形成。我们注意到中国在海外的开发区已经有56个,其中双边政府承认的有些重点地区,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单方面承认的开发区。

   我们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有经验,比如优化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大家知道义乌,壮观的小商品商城。像北京附近有白沟市场。小商品和这种市场为小企业提供营生的环境、销售的渠道。

   我们看到可以利用新技术进行创新发展。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有三大都是和互联网连在一起,特别是电商,互联网之父,全球领先的行业,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国际贸易并创造就业和收入。

   中国经验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所借鉴,包容性发展就是创新发展,按照中国改革经验来说,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第一位的。我们说改革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调动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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