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蒂姆伯格:文化崩溃:我们一起垮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7-11-13 14: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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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蒂姆伯格  


作者简介:斯科特·蒂姆伯格(Scott Timberg),《纽约时报》《沙龙》杂志撰稿人,《洛杉矶时报》美术记者,教授写作的兼职教授,出版了大量与音乐、文化有关的文章和著作。

该书201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非小说类图书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和娱乐新闻奖



  

   我很快习惯了在屋里团团转。那时我常对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又有不幸的消息传来,然后我一筹莫展——或者迫不得已把严肃的信息传递给自己在乎的某个人,这样我无论在哪间屋子里,唯有手握电话,慢慢转圈,努力理清头绪或者尽力让电话那端的人感到好受一些。这么做,就很难稳稳地站着,只能转圈儿。

   这一次我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位大学老友家的地下室里。我刚刚睡醒,准备到乡间出行一天。这时,手机响了,手机的小屏幕上闪着我妻子的脸庞,此时她正在洛杉矶我们的家里。她丝毫没有浪费时间:“银行正在起诉我们。”她起床后,正好看见快递员将一条公文贴在我们的前门上。那人只说了一声“不好意思”,就离开了。我的妻子将复印的表格从门上揭下来——一式三份——这是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率先采取的法律行动,要把我们的小房子收走。为了让妻子从绝望中走出来,我对她百般安慰。此时,我感觉自己踱步的速度之快,足以在我朋友的石头地板上踏出一条深沟。

   银行采取行动,这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连续收到坏消息和不祥的警告,但总是虚惊一场;还有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撰写的通函寄到我们的住址,说要提供“帮助”。2008年,房地产界有一位敢于冒险的巨头收购了我为之撰稿的那家报纸。这位巨头使公司走向破产,在这前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报社解聘了几百人,比员工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我们本该预料到这些事情会发生。这份报纸连续更换主人,变换各种管理制度,但是我们通常对此视而不见,告诉自己,我们只是尽心竭力地服务于“读者”——这位读者,我们从未谋面,但我们希望吸引他理想化的兴趣和好奇心。然而,市场的力量、新科技、企业莫名其妙地更换主人,当这些因素联手撕碎我们的企业时,读者亦无能为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家庭过得十分艰难。我持续写作,但是稿费越来越少。有天晚餐时,我居然对五岁的儿子说,我们将从他出生以来一直生活的这个家里搬出去,只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搬家,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搬家的原因我们还真的跟他说不清楚。当时,他正坐在我们光景好的时候购置的北欧风格的幼童高脚椅上。他抬起头,说:“不过,我们会搬回来的,是吗?”大约一年后,一切成为事实。锁匠上门,用一把锁将我从人生的第一处房子里赶了出来。我不自觉地注意到锁匠来时开的汽车很新,很奢华,我那辆开了17年的本田哪儿比得上啊!

   当然,有许多人和我同病相怜。与我下岗同时发生的,还有华尔街几家举世闻名的银行和贸易公司也倒闭了,这说明倒霉的并非只是记者。过去20年里,我一直在新闻行业里撰写与各类型文化(摇滚乐队、平面艺术家、钢琴调音师、古典音乐作曲家、先锋派漫画家)相关的文章,因此我认识许多遭遇挫折的人。我认识的建筑师们亲眼看见自己的行业突然崩溃。有一些我特别钟爱的书店急匆匆地廉价处理存货,继而关门停业。我有一位才华横溢、精力旺盛的朋友,原本是摄影师,为迁就工作的稳定而去做图片编辑,但还是丢了工作,等于两度失业。在俄勒冈州,我有一位表兄,他创办了一家小型的平面设计公司,尔后公司倒闭,他住进了弟弟的地下室。有一对夫妇,在美术馆工作,性情温和,有美术天赋,最终还是去中西部的一个家庭农场务农了。对创意行业不离不弃的人们,他们的婚姻和友谊常常蒙受额外的损失。有一位邻居,他那可爱的小女儿常和我的儿子一起玩耍,因而我认识他。他是一位动画片制作者,他不仅失去了工作,最后还失去了健康和婚姻。有一位风景画画家,是我一位亲密的朋友,他眼看着自己的收入随着市场的崩溃而缩减一半。有一天晚上,他带着曼陀林过来,我俩开始演奏原声二重奏,我们唱起悠扬忧伤的乡村歌曲。这些歌曲有一些是经济大衰退时期的。(乐队是用来娱乐的,而不是用于心理治疗。大难临头,幽默感在我们各自的妻子那里都不奏效,她们不清楚我们还能在中产阶层中支撑多久。)不久,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家人卖了房子,离开了美国。我担心我们也有可能必须离乡背井去流浪。

   我作为一名有敏锐观察力的记者,这样走进创意阶层,是相当常见的。我生长在中产阶层的家庭,从未幻想有一天成为富豪,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尽最大努力去工作,让自己浸润于人类思想和语言的精髓(有人曾经使用这样的术语,如今听起来都成了古董)之中,我便能真正成为优秀的人。我的家庭讲究实际,暑期找份工作,拥有3A级的信用等级,定期更换机油。我读完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之后,获得了一个看问题的新方式:在你能够看见的世界的背后,若你窥视的角度恰到好处,还能看见另外一个世界。我周围的人常常对我说,他们不信宗教,但是追求“精神之崇高”。这两者我都不追求,因为艺术和文学没有十字军东征,不行膜拜仪式,无须馨香的蜡烛,却一直在做所有宗教该做的事。

   上小学时,我无休止地播放甲壳虫乐队的专辑《左轮手枪》,最终了解乔治·马丁制作的专辑的每一个细节;上高中时,我沉溺于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作品,读了又读;上大学时,我一头扎进托马斯·品钦的著作里,同时比利·霍利戴的歌声令我心醉神迷;后来做实习生时,我又迷恋伊丽莎白·毕晓普和路易斯·布努埃尔。总之,即使我并不期盼自己成为爵士乐乐手或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制作人,我仍想接受伟大艺术作品的熏陶。有人在文化领域工作,既没有致富也没有破产,我属于这类人的第三代。我祖父在巡回演出的歌舞团里弹钢琴,也给黑白卡通片创作主题曲;我祖母在齐格菲尔德的综艺表演中当舞蹈演员。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撰写政论文章,并以此为生。我母亲,和她那个家族中的许多女性一样,在学校教书;她们当中有些是英文老师,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传播出去。我的姑姑和叔叔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受过专业训练,他们是平面造型艺术家。

   我是在斯坦福大学医院出生的。我父亲在越战中受了重伤,正在康复期间,研究了学校的新闻专业,所以我后来从事新闻事业也就有了某种象征意义。我少年时梦想成为“作家”——高中时就小有成就,发表过短篇小说——找一份当记者的工作,对于我这样在郊区长大,不喜欢风险的孩子来说,算是不错的选择。当我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以及无薪实习时,身负巨额学生贷款。因此,但凡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为大学的报纸供稿,在唱片店工作,去书店工作,获得最低的报酬。这一切就为了一个目标:将我的壮年时代都奉献出来,记载文化的缔造者,记录文化的形成。我经常免费供稿,因此赢得一个不幸的荣誉:一家不付薪酬的出版物的正式撰稿人。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相当好。我做第一份真正的工作时,白天把有截稿时间的报道发送给报社,晚上就沉浸于烟雾缭绕的摇滚乐俱乐部里或者在诗人詹姆斯·梅里尔所言的那“黄杨木造的永恒的迷宫”里追寻巴赫。

   我三十出头时已经在给美国四大报业集团中的一家撰写稿件。我充满了新的能量,感觉脱颖而出,因而沾沾自喜。几年后,我就有了一份看上去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为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好的编辑供稿,采访小说家,记述作家的故事,撰写文学界的学术动向。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成就感有时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和我妻子与许多初为父母的人们一样,夜里至少被吵醒一次。我有许多书要读,了解它们的内容,但是我只要拿起一本来读,就立刻睡着了。2008年秋天,因为我是“多产”作者,我的收入得到少许提升,也赢得些许赞扬。然而,几周后,这一切戛然而止,一个戴着萨拉·佩林同款眼镜的、手持写字夹板的女士告诉我,五点前我必须清空桌子,离开这栋建筑。尽管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曾说过要保护那些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的人,但是对于丢了工作又竭力守住房子的人们来说,这种安慰可谓微不足道。(与此同时,给我们提供抵押贷款的那家大银行,一直因为我们缴纳的税款而免于倒闭,现在却拒绝和我们协商来拯救我们的房子。)因受安·兰德著作的启发,以及对那些在困难时期希望得到政府帮助的人的憎恶而导致的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运动会左右选举结果,影响越来越大,足以在五年后使美国政府瘫痪。他们会谴责像我这样的人,说我们是“失败者”,有时说得更难听。

   我讲述这个故事,并非因为这件事降临到我头上或者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放宽视野,看看我们文化的走向,就会看见我们身处的窘境甚至比经济大衰退还要严重。互联网和其他数字化的创新已经把一些行业咬去了一大块——例如,通过盗版甚至用完全合法的途径挖去音乐产业的内脏——这不仅仅是科技造成的问题。有些因素是新出现的,例如文件共享;有些因素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悠久;有些因素是周期性的,几年后就会过去;有些因素是结构性的,时间愈久愈糟糕。有一套更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在有些情况下互不相关,但是到了21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它们就结合在一起,挫伤了创意阶层的元气。

   这些变化已经破坏了过去200年文化创造的方式,艺术家以及许多支持、传播艺术的人面临惨淡的经济前景。然而,还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原来的方式。我们最终付出的代价是:艺术衰落,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人类永恒精神的理解大大削弱。

   经济大衰退固然强化、恶化了这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发生,即使经济的其他因素得以复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变化在未来若干年会持续存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目前人们对米利·赛勒斯和YouTube播放宠物猫弹奏钢琴的视频有诸多抱怨。但是,就威胁创意阶层的这些历史性的转变来说,我们显然刚刚开始,这段路还没有走到中途,当然更没有到达终点。

   文化缔造者时运不济,令人惊骇;常常遭受冷嘲热讽的文化支持阶层——唱片店的职员、巡回乐队管理员、评论家、时事评论员,还有人们所说的剥削他人劳动的唱片公司等——正被迫走出文化产业。长久以来,这个庞大的文化中产阶层将艺术家和艺术受众联结起来,他们扮演的角色从未得到充分的赏识。倘若没有他们,大部分优质艺术就会沦落为杳无人烟的森林里的树木,独自凋零;而每一位艺术家,无论禀赋如何,都必须既是制作者,又是承办人,广告商。

   几股至关重要的绳索已拧在一起,难以分开。它们使文化更廉价,那保证创意阶层欣欣向荣的中产阶层的根基已经动摇。它们强化了当前“金钱和成功乃唯一要事”这一理念。从长远来看,需要谋生的人就会找别的事去做。“如果谁都挣不到钱,”戴维·拜恩问道,“你认为还会有人坚持投入时间和精力吗?”能够在文化领域里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不需要补偿的人——名人、富人、享有终身职位的学者。

   我们是如何沦落到这般境地的?有历史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科技的原因,还有一些原因则涉及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

自文艺复兴开始,我们就把艺术、文化同财富、权贵联系在一起。米开朗基罗、提香以及其他此类艺术家都成了文化的神;主教和皇帝都崇拜他们。这在当时也很有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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