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打开汉语文字的广阔空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 次 更新时间:2017-11-05 22: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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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夕  

   东汉人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按照六书理论分析字形、说解字义的字典。关于许慎的生平,正史上有简短的记载:“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后汉书·儒林传》)。这篇传记没有提到《说文》,而主要是推崇他在经学上的突出成就。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和他的儿子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我们还可以知道,他向贾逵学习过古学,做过太尉南阁祭酒,曾奉诏校书于东观。后来有人称呼他为“许祭酒”。除了《说文》一书外,许慎还撰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著作,但它们都已散佚,仅有清人的辑本。

   许慎编写《说文》,始自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于病中派其子许冲进上,前后长达20多年,可谓精心之作。许慎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呢?这不能不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经学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墨家是所谓“显学”,影响很大。但是到了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传授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秦始皇“焚书坑儒”,严禁私人藏书,推行“挟书之律”,严重地打击了儒家经典的正常传授。儒家经典面临“失传”的危险,幸亏秦帝国的文化专制和暴政没有像始皇帝期望的那样万世不绝,否则我们今天能否看到五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很大的疑问。西汉初年,惠帝废除“挟书之律”,文、景之后,又广开献书之路,儒家经典才得以逐步浮出水面。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朝中专门设置研究经书的经学博士官职,儒学又成为“显学”。

   汉人整理和传授儒家经典文献主要是通过两种文本方式。一种是口耳相传,靠背诵和记录来流传的文本,记录所用的文字是当时通用的隶书,称为今文,如由秦博士伏生口授、晁错记录的《尚书》,又称为《今文尚书》。另外一种是从墙壁或地下发掘出来的文本,是用先秦六国的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如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墙壁里发掘出来的《尚书》,又称为《古文尚书》。这样的古文,我们今天从出土的战国竹简上还能读到,其写法与汉代的隶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今文和古文,本来只是书写文字的不同,但后来研究与讲授的人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他们在治学方法和经典取舍等方面,各有师承,逐步展开门户之争。这就是经学史上著名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所谓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典只是在民间流传,没有被朝廷立为“博士”。直到西汉末年,著名文献学家刘向的儿子刘歆向皇帝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经典列入学官,古文经学才慢慢兴盛起来,逐渐在东汉占主导地位。

   在今古文的斗争中,许慎持古文经学的立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古文经学的全盛时期,他的老师贾逵就是一个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五经异义》就是用古文学派的观点来研究五经的。从时人所谓“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称许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是一个古文经学大师。许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他编撰《说文》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字训诂,而是有其明确的经学目的,其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说:“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当代《说文》专家陆宗达先生指出:“从古文经学派的观点出发来发扬‘五经之道’,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这才是许慎的真正根本目的所在。”(《说文解字通论·引言》,北京出版社1981,第4页)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古文经学家很早就在文字学与经学之间、文字学与政治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所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在古文家的眼里,文字和五经根本就是互为依据的,这是我们今天读《说文》首先应该了解的。

   所谓“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的说法,则意味着《说文》不仅仅是一部字典,它还可以看作是一部博物志或汉代的百科全书。后人从《说文》中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它”(音tuo)字即今“蛇”字,《说文》云:“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顾相问无它乎。”意思是说,上古时候的人居住在草木丛林中,蛇很多,人们经常会碰到蛇的侵袭,因此彼此见面时的问候语是“有没有碰到蛇啊?”就像后来文雅的问候语“别来无恙乎?”或者像今人问候语“你吃了饭没有?”尽管学者们对“它”字的解释有歧义,但我认为许慎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古老的生活习俗的遗存。由于《说文》包含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因此,现代的学者很注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此书,如程树德先生的《说文稽古篇》(初版于1930年,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版)、臧克和教授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说文》一书在编撰体例上有什么特点呢?《说文解字叙》里说明道: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言旁)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覩,靡不兼载。其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从这段说明以及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中我们可以得知:

   一、《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共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同时列举字形不同的古文、籀文(即大篆)、或体、俗体等,这些重文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个。加上解说文字“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经过长期流传,原本的各项字数已与今本不相符合了。

   二、《说文》主要根据字形系联部首,全书共分五百四十部,各部字不相混杂。许慎把同一形旁的汉字类聚起来,又把共同的形旁作为部首统领该部的字,同一部首的字按意义内容或声音排列(详见后)。所有部首又按始“一”终“亥”的次序排列(取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理论万物生于一而毕终于亥),使得全书自成一体,有条不紊。

   三、《说文》解说字形、字义,采用了书证方法,书证分为两类,一类是博采通人见解,其中有名有姓的杰出学者就有司马相如、刘向、扬雄、董仲舒、贾逵、班固等十余人。另一类是引用典籍,如《易》、《诗》、《书》等。许慎在称引典籍解说文字时,其形、音、义皆合于古文。需要注意的是《说文》并不是全部采用古文经典,也征引了今文经典如《韩诗》、《春秋公羊传》等,同时还引用了谶纬之说、阴阳五行之说。马宗霍先生有《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我们可以查看。

   四、《说文》对于不清楚的形、音、义,都标以“阙”字,这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许书中“阙”字共用了十四次。当代学者富金壁统计许书标“阙”字共三十一次,有形、音、义全阙者,有三者中阙其二、阙其一者。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专考许书中“阙”之三种情况。(参看富金壁《训诂学说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292页注3)

   上述《说文》编撰体例上的特点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而没有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小篆保存了古文字的图画性或象形性,更能反映当初的造字意图,而经过隶变后的字形、结构都与原始文字相去甚远。《说文》根据字形来解释字义,只能从小篆出发。今本《说文》为了方便读者识读,一般在小篆字头前加上楷体,但我们要深入了解汉字的源流发展,就不能不反复体会汉字的小篆写法。要进一步研究先秦的古文字也必须在小篆的基础上进行考辨。因此,我们建议查阅《说文》的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古汉语的青年读者,每查一个字,最好把该字的小篆抄写数遍,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说文》。另外,《说文》保存了部分籀文的形体,它对于我们辨识甲骨文和金文也是大有帮助的。

   许慎创造的按偏旁部首编排字典的做法,成为汉语字典词典编纂史上的一种经久不衰的编排形式。从古代的《字林》、《玉篇》、《康熙字典》到今天的《辞海》、《汉语大字典》等都是采用部首编排法。只不过部首的分部有增减合并,部首的排列以及部内字的次序有所不同。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构件,《说文》的分部以及部首的排列有其自身的考虑,许多汉字的原初意义都与部首有着紧密的联系。汉字经过简化后,有些部首类别发生较大变化,部首与字义的联系也发生变化。我们要考察某些汉字的原初意义,可以通过《说文》的部首来入手。比如“相”字是个会意字,《说文》列在“目”部,《辞海》列在“木”部,究竟列在哪个部首更符合“相”字的原初意义呢?《说文》解释“相”为“省视也”,省视当然是要用眼睛,因此列在“目”部更切合原初意义。《辞源》把它仍然放在“目”部是合适的。当然《辞海》放在“木”部也有方便查找的考虑。熟悉《说文》的五百四十个部首,记住这些部首所在卷次,是有效使用《说文》的一个基本功。今人徐耀民有《说文解字部首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可以参考。

   至于每一部首所属各字的排列次序, 黄侃先生的《说文略说》给予了精辟的总结:“许书列字之次弟,大氐先名后事,如玉部自璙以下,皆玉名也;自璧以下皆玉器也;自瑳以下,皆玉事也;自瑀以下皆附于玉者也;殿之以靈(案:‘靈’原书下作王旁),用玉者也。其中又或以声音为次,如示部:禛、祯、祗、禔相近;祉、福、祐、祺相近;祭、祀、祡相近;祝、 (●示+留)相近。又或以义同异为次,如祈、祷同训求,则最相近;祸训害,崇训祸,训相联则最相近。大氐次字之法,不外此三者矣。”(《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18—19页)明确了这一体例,就可以明白当初许慎编排每一部首所属各字的次序是颇有用心的。后来有的字典、词典的编纂没有领悟到这一点。

   当然《说文》的部首编排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其中主要一点是五百四十个部首分得太细碎,有的部首只有一个字,如凵部、克部、彔部、耑部、它部等;有的部首只有两个字,如凶部、尗部、瓠部、北部、身部等。这样就失去部首的意义了。自清代的《康熙字典》到今天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分别把部首合并分为214部、250部、188部、200部,看来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说文》解说字形、字义,以汉以前的书面语为主要对象,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开辟了汉语文献语言学的独特道路。陆宗达先生认为《说文》“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汉民族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学科是‘文献语言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周秦的书面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声音、训诂,所以又称为‘文字声音训诂之学’。《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说文解字通论·引言》,第7页)如果我们把书证看作一种文献学方法,那么,要深入认识《说文》的解说,就应该和古典文献的阅读结合起来。如《说文》引《诗》最多,如果我们把毛传郑笺和《说文》引《诗》对照起来分析,对一些字的本义或引申义就会有更准确的认识。在《说文》引用文献中,保留了一些失传的古典文献的片段,如《佚论语》、《汉律》等,这些引文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文字”一词现在通常是作为一个双音词在使用,但是许慎对“文”与“字”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说文解字叙》指出: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案:此六字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校补),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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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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