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 张旺鉴:谁阻碍了民营经济成长

——基于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关系的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17-10-29 16: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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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地   张旺鉴  

  

   谢地,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旺鉴,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一样,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民营经济发展困境的成因复杂,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家和部分学者强调诸如国有经济垄断、政府行为等外部环境因素制约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但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外资经济对中国进行产业控制给民营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却很少被关注。在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有限的条件下,在资本、技术、品牌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外资已经成功控制了中国竞争性产业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经济的成长。“新常态”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充分借鉴外资在资本运营、技术研发、品牌孵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混合所有制形式加快与国有经济的整合步伐,在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的博弈中进一步成长壮大。相应地,政府要调整民营经济支持政策,像重视引进利用外资一样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像关注国有经济发展一样关注民营经济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国演义”的格局。同时,应当看到,中国民营经济仍然良莠不齐,民营企业数量虽多但竞争力不强,存在诸如产品与服务低端化、融资瓶颈、技术进步乏力、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关于造成民营经济成长困难的外部环境因素,人们通常将其归结为国有经济垄断和政府行为。例如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所谓“铁门”“玻璃门”以及“弹簧门”等等。[1]据此,破解民营经济发展困境的对策也被归结为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退出如自然垄断领域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不再“与民争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让出足够的“空间”。而同样作为民营经济成长外部环境的外资因素对中国进行产业控制、给民营经济造成的影响却很少被指出。事实上,在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有限的条件下,在资本、技术、品牌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外资已经成功控制了中国竞争性产业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经济的成长。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混合所有制是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通过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状况,大范围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集中,着力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甚至已经低于某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战略退出,为民营经济的成长释放出极大的市场空间,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外资经济在中国的长足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并在中国竞争性产业领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成功地实现了对许多竞争性产业的资本控制、技术控制、品牌控制。但如果把民营经济发展面临某种困难的外部原因归结为国有经济及政府的相关政策,而外资经济对中国主要竞争性产业的控制、民营经济竞争乏力的因素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恐怕有失公允。把国有经济进一步退出竞争性产业,甚至退出某些自然垄断领域当做民营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也不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内省,不利于从更深层次挖掘民营经济发展瓶颈的内部原因,更不利于民营经济在整合外部环境方面采取正确的策略行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中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约束会日趋明显。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充分借鉴外资在资本运营、技术研发、品牌孵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通过混合所有制形式加快与国有经济的整合步伐,在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的博弈中进一步成长壮大。相应地,政府要调整民营经济支持政策,像重视引进利用外资一样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像关注国有经济发展一样关注民营经济的成长。

   一、外资产业控制背景下的市场规模、市场范围约束

   基于经济浪漫主义的想法,市场规模、市场范围似乎是可以无限放大和扩充的,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空间障碍。中国由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经由经济相对落后、人民普遍贫穷的状况走向生活小康和经济富裕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似乎任何一种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都可以容纳无穷无尽的厂商登台表演,而大家都有机会赚得盆盈钵满。我们承认,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中国的市场规模是巨大的,市场范围是广阔的,可以给包括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背景的企业创造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应当看到,市场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支撑,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不仅是动态的、变化的,在一定的时点上,市场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对稳定的。对于垄断行业是这样,对于竞争性领域也是如此。在经济发展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背景下,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的相对稳定性就变得更加明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主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急速扩张,影响需求也是影响市场规模和范围的因素十分复杂,成本、价格、技术、品牌、物流等等都在发挥作用。民营经济在成本、价格竞争中具有某种优势,但在自主核心技术和品牌价值方面却处于相对劣势。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普遍化以及国内竞争的国际化,外资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短兵相接不可避免。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市场规模是同种商品及服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一个不加区分、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一个笼统的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概念。相应地,市场范围是同种商品及服务分布的地理空间,而并非所有商品及服务的地域分布。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来就没有什么无限扩张的市场规模和无限延展的市场范围,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从来都是有限的。如果考虑到由技术、品质、品牌、营销等因素塑造的巨大产品差别(物理的与心理的),以及由资本规模与企业组织行为孵化出来的市场支配力,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受到限制。民营经济一般集中于竞争性行业。在市场形成初期,以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也许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但在市场逐渐成熟后,通过技术、品牌等因素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水平,增强消费者的心理偏好,在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分割中就会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大、规模小,在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的环境中,利用成本和价格优势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外商直接投资普遍化,外资企业在华的投资,不仅资本规模大、研究开发能力强、品牌优势明显,而且也不乏成本与价格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经济运用资本、技术、品牌优势,逐步对竞争性行业完成了不同程度的产业控制,在与民营经济的竞争中渐渐赢得了优势。据新浪财经报道,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2]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市场占有率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目前已经低于40%[3],而国外品牌汽车市场份额却一直增加。目前,6成多的汽车销售市场被外资经济占有,而中国高端汽车大多为国外品牌,中国本土自主品牌的高端汽车基本没有。如果按销售额来计算的话,中国汽车销售额的90%都来自外国品牌。[4]在外资汽车控制中国市场大量份额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在中国汽车行业中的地位不言自明。不仅整车是这样,零部件生产也是如此。虽然国家有明确的利用外资推进外资品牌汽车国产化率的政策,但外资企业除了控制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技术转让外,原来给外资整车生产企业配套的境外高附加值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也纷至沓来。

   如果说乘用汽车行业起步较晚,民营企业很难与历史悠久的外资企业竞争的话,那么诸如化妆品类的充分竞争行业的状况同样令人汗颜。目前,外资品牌已占据中国化妆品市场90%以上的份额,中国化妆品市场已被外资占领这一事实已毋庸置疑。商场里充斥着欧莱雅、玉兰油、妮维雅等外国品牌,而国产品牌寥寥无几。尽管像孔凤春、谢馥春等中国老字号的化妆品有着不输于国外化妆品的300多年的历史,并且曾经一度占领全国80%的市场,但在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后却一败涂地。中国的一些知名化妆品也没有逃过被外资收购的命运,如大宝被美国强生收购、丁家宜被科蒂集团收购,等等。在市场占有率及品牌影响力排名前10的化妆品中,除最后一名隆力奇是中国品牌外,前9名都已被外资掌控。[5]外资经济不仅利用品牌等竞争优势控制市场份额、压制民营经济的发展,还通过控制或垄断核心技术来攫取大量的利润,抑制民营经济发展。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虽然制造出全球最多的产品,但大多产品的核心技术都由外国控制。正是由于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制造业领域的民营经济大多扮演着跨国公司“打工仔”的角色而难以摆脱来自跨国公司的压榨和控制,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缺乏自主品牌,利润被不断摊薄,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不能自拔。

   二、国有经济战略性有序退出与民营经济接续进入乏力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与国有经济的改革、调整相伴而行的,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运动轨迹。具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年。众所周知,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民营经济一度绝迹。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早期的乡镇企业虽然多为集体经济性质,但在后期的产权改革中大部分乡镇企业都改制成为民营企业。在此期间个体经济也开始发展。随着大量的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城镇就业压力增大。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1979年全国就批准约10万户个体工商户,到1980年年底全国个体户的总数达到40万户。1981年颁布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赋予个体、私营经济合法的身份,标志着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正式起步。在此阶段,国有经济在经济生活中仍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个体、私营经济(后来被统称为民营经济)只是被当做一种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渠道被加以利用。外资经济也开始试探着进入中国,但增长幅度并不大,分布也不均匀,虽然优惠政策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由于外资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不是很了解,在此期间来华投资的外国企业并不多。应当指出,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特别是1981年)以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是明确的,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形还时有发生。例如1981年的打击“投机倒把”和1982年的经济整顿,令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大大延缓了民营经济的成长势头。1985年,国家宣布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实行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双轨制”在滋生“官倒”和腐败现象的同时,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进一步增强了民营经济发展早期的某种投机性。1989年苏联、东欧地区的政局恶化使得意识形态争论变得非常敏感,随后出现的治理整顿对民营经济冲击很大,可以说给个体私营经济带来了重创。1989年个体工商户增长率为-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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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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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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