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功翔: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关系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 次 更新时间:2017-10-29 15: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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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功翔  

   洪功翔,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学者们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围绕国有经济是否“与民争利”、是否“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是否妨碍公平竞争、是否“拖累”民营经济增长四个方面展开。其理论纷争的背后,是不同的政策主张。对这些论争进行梳理,去伪存真,有利于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它关系到要不要坚持、能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人们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截然对立。不同的观点意味着改革方向与路径选择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总结和评述,以去伪存真,确保改革不犯颠覆性错误。

   一、关于国有经济是否“与民争利”的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

   (一)坚持国有经济“与民争利”论的主要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存在就是“与民争利”。雷培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根据西方国家流行的理论,国有企业适于在那些难以由市场调节的非赢利和非商业部门发展,而在赢利性和商业性领域发展国有企业,就会与民争利,增加矛盾。”①常勤禄在文中列举道,有学者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公共财政的要求,国家是非营利性的,国有企业只能生产社会服务性质的公共产品,而不应在竞争性领域从事私人产品的生产经营,即所谓“官不与民争利”②。陈全生认为,“竞争性领城不应有太多国企,让国企同纳税人办的民企竞争,不是为民谋利而是与民争利”③。保育钧认为,不能把盈利当作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由纳税人提供的税收形成的国有资本应当集中在教育、卫生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等市场解决不了问题的地方,应向全社会提供非市场性的公共服务,以为其他行业提供基础性支撑和维护社会公平、和谐,无论如何不能与民争利。④盛立中发表文章指出,西欧国企不与民争利,因为西欧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历经多年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改制”,已经所剩不多,目前主要集中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影响国家战略安全的领域,不存在与民争利问题。⑤许小年认为,凡政府经营的都应该是不赚钱的,国有资产不应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的使命是赔钱以实现公众希望的社会目标。政府如果逐利,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民争利。⑥李义平认为,国有经济应当存在于能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部门,如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和社会效益明显的公共部门。其他领域的主体应当是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完全不必与民争利。⑦何伟认为,国企应“为社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保值增值”,实现利润最大化。国企应退出竞争领域,不与民企争利。⑧张曙光认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够惠民,国力的增强与老百姓的富裕也没有必然联系。其实,国有企业是在与民争利中发展壮大的。因此,国有企业应定位于代行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而不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经济安全。⑨李占通认为,国企改革首先不与民争利,“国企改革要从资本品变成公共资金,用于公共利益最需要的地方,如国家安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不与民争利”⑩。王太华认为,应限制国有企业在一些竞争性领域过度发展,否则“国有企业凭借自身实力,或对金融资本的有利优势,可以无限发展,参与到一般性行业过度与民营企业竞争,这就是与‘民’争利,大大限制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11)。

   (二)批驳国有经济“与民争利”论的主要观点

   针对“与民争利”论,大量学者进行了反驳。常勤禄认为,加入WTO之后,发展民族经济,国企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我国经济还处在转型期,不论是竞争性领域还是非竞争性领域,国企还得参与。“国有经济还是中国人的主要家当,也是目前惟一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与抗衡的手段和基础”,“更重要的是目前国际形势仍不太平,台海局势日趋微妙,在突发状态下国企就更显其存在的现实必要性”(12)。陈守忠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建立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谋利,并反驳道:“难道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抱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企业是与民争利的?难道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民争利的鼓吹者?”(13)张杰也批评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存在是“与民争利”的观点。他认为,“企业经营的好坏与资本的归谁所有没有关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让私营企业盈利而要国有企业亏损,更何况国有企业的盈利是归国家所有,而私营企业盈利则是归个人所有。孰利孰弊是一目了然的”(14)。华生认为,“企业中最大的矛盾是劳资矛盾。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这个民显然不是企业职工。因为现在常见的批评是说,国有企业相对于其它类型企业尤其是私企,普通职工待遇高、福利好。倒是民企特别是规模小的私企,老板可能会抠门一些。因此国企争利的对象,并不是一般职工。其实只要没有行政干预,企业之间都是市场行为的竞争。国企不必美化拔高为全民争利,民间无论谁所有的企业,显然也不能以民自居”(15)。崔之元以重庆为例说明,国资增值并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如重庆成立了八家国有投资集团,通过国债注资、存量资产等多种注资形式,用活公有资产并实现国资增值。重庆建设公租房所需土地就是国有重庆地产集团提供的。(16)张宇认为,在近期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中,本来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经济被一些人说成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官僚资本”,而本来属于私人所有的民营经济却被说成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民有资本”,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正常的市场竞争则被说成是“与民争利”,并进而被夸大为“国”与“民”的对立。这种概念上的混淆把实际的经济关系完全给颠倒了。(17)张宇还认为,国有企业的根本性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18)周新城认为,对于“与民争利”的说法,应该做点分析。关键是这个“民”指的是什么。如果这个“民”是指工人、农民,那么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工人、农民自己的企业,获得的利润也是工人、农民的,谈不上“与民争利”。恰恰是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因为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从数量上说,与工人获得的工资是一种此涨彼消的关系,它们之间倒是一种“争利”的关系。如果这个“民”是指资本家,那么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争利”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之间平等竞争,竞争说到底就是“争利”,优胜劣汰。天底下没有只准私营企业赚钱,不准国有企业盈利的市场经济。(19)周新城指出,鼓噪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人居心叵测,他们歪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制造国家与人民的对立,煽动人民反对国有企业,以便最终削弱以至消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20)吴强认为,国有企业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争利”、“为民谋利”(21)。卫兴华认为,国有经济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民谋利。“就国内来讲,旧中国存在多种私有制经济,但发展缓慢,长期积贫积弱。因为落后才遭受列强的侵略。从国际上来看,许多经济落后的原殖民地国家走上独立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前一类国家,也超过了一切实行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世界历史空前的。超过了从古至今一切实行私有制的国家和社会”(22)。刘瑞认为,“国企与民企同台竞技,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相反能够相互产生‘鲶鱼效应’,可以引导市场有序发展,增进社会福利”(23)。楚序平认为,“与民争利”这个说法荒谬。国有企业资产属于全国人民,本身就是最大的“民有企业”。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这种说法,缺乏严密的逻辑推演,不能自圆其说,概念自相矛盾,内里谬误百出,既缺乏周密的逻辑自洽,更不符合中国现实,是典型的伪理论、伪道理。(24)

   (三)对国有经济是否“与民争利”论争的述评

   我们对“与民争利”论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发现,他们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一是对“与民争利”中的“民”没有界定——是“民营经济”还是“全体人民”?如果“民”指的是全体人民,我们认同批驳者的观点,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工人、农民自己的企业,获得的利润也是工人、农民的,谈不上“与民争利”。相反,与工人“争利”的恰恰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主获取的剩余价值,从数量上说,与工人获得的工资、福利是一种此涨彼消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争利”关系。如果这个“民”是指民营企业,那么实事求是地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争利”关系,因为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平等竞争不可避免,竞争说到底就是“争利”,就是优胜劣汰。二是认为只要国有企业存在于竞争性领域就是“与民争利”,观点有失偏颇。其一,我们建立、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将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其二,国企掌握中国经济的命脉,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国企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承担着至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与单纯注重利润导向的私企不同,国企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更能够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三是即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竞争依然存在。在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国企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并不会消除市场竞争本身,而只能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风险。因为缺少了国企,我国将很难与跨国公司展开市场竞争。从目前情况看,国企退出的领域,很多都被外资控制和垄断了。

   我们认为,“与民争利”论只是一些学者照搬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存在范围与作用理论,提出的政治倾向性很强的政策观点,没有内在理论逻辑和实证依据。从国有企业建立的目的和性质来看,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取得的成效来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国有经济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民谋利。鼓噪国有企业“与民争利”是别有用心。

   二、关于国有经济是否“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

   (一)坚持国有经济“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论的主要观点

有学者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张文魁认为,国有部门占用了与其规模与效率不相称的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是以相对较低廉的价格占用了重要资源,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对效率高的民营获得资源形成了“挤出效应”。(25)唐世平认为,在目前的状态下,中国的绝大部分国企的国际竞争力都非常低,中国目前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是民企。因此,国企“做大做强”最容易的做法是挤压甚至吞并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民企,直到形成行政性的垄断,然后回到低效率的原初状态。其结果是效率低下的国企挤压了效率高的民企的发展空间。(26)周明认为,身为“共和国的长子”,国企得到了政府如“父爱”的关怀,“国企的存在极大地扭曲了政府行为,封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27)。李占通认为,国企利用行政垄断和资源控制排挤民营经济有序发展,直接导致行业活力丧失、发展水平落后,建议国家对国企的经营范围进行横向限定和纵向限制,在单一行业,限定国企不许做民企能做的下游和配套产业。(28)陈清泰认为,“国有企业处于强势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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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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