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需要霍尔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左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 次 更新时间:2017-10-06 13:55:08

吴万伟  

   杰西卡·劳迪斯 著 吴万伟 译

  

   霍尔作为文化研究的先驱,向一代人显示如何将身份认同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

   当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2014年去世时,他是英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因为其在文化研究方面的先驱性著作和作为新左派发言人而备受称赞,这个领域是他和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帮助创立的。哈佛教授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将其描述为“英国的杜波依斯”,《卫报》称其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教父”。在他生活在英国的60年中,霍尔经常出现在电视和电台上(包括他自己有关加勒比海历史的BBC系列节目),普及了“撒切尔主义”,与人合著有关种族和政策的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帮助创办了《新左派评论》。

   与从前几代英国左派相比,霍尔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流行文化观点,他们倾向于嘲弄流行文化是工人阶级受制于上层阶级霸权的整体性手段。他则认为流行文化是斗争领域,拥有带来积极变化的潜力,而不仅是简单的压迫。随着他的思想不断发展,他逐渐坚持更大的政治观,该视野将传统行动者和机构扩展到更具主观色彩的领域。他认为,政治不仅仅是选举问题:政治无处不在,存在于从足球比赛到肥皂剧等任何东西之中。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存在的条件是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以这种先后顺序排列。

   虽然大名鼎鼎,但是霍尔的遗产在他去世时远非确定无疑的。他的唯一一本独著之书已经绝版,他的文章散落在很多不知名的杂志和文集中。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伦敦书评》中谴责霍尔“在文化领域的狂热理论循环,与其说他是独创性的思想家倒不如说是精彩的修理匠,是他人观点充满想象力的再创造者。”只是最近,美国出版商才尝试复兴其遗产。杜克大学出版社已经启动了由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和比尔·施瓦茨(Bill Schwarz)编辑的文集丛书,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大卫·司各特(David Scott)编辑的文集要出版,他正在写一本霍尔传记。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在出版他在1994年在该大学做的三场讲座的文稿,麻省理工学院在推出其研究的论文集,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在推出霍尔和女权主义作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对话。这些努力的时机都非常恰当:霍尔的著作之所以特别引起回响是因为英国已经投票支持更狭隘的身份认同,对世界其他地方采取了更具孤立主义色彩的态度。因为他自己“部分苏格兰人、部分非洲人、部分葡萄牙犹太人”的血统,霍尔总是认为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反对严格的“英国人”或“牙买加人”观点。霍尔在临终时逐渐相信文化差异的不妥协性与政府或保守派媒体越来越高的“英国性”要求完全吻合。这部分是因为霍尔认为,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误入歧途的现代化”,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事件都中有回响---而且因为政治分裂的各方想象力的失败;以及左派简单地接受保守派的世界视野当作现实共识。霍尔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的“棕色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联合水果公司工人,母亲是浅肤色。母亲的娘家曾经非常富有,将殖民主义的产业时代理想化,她禁止儿子和她认为低贱的孩子们一起玩。作为与“黑人牙买加”世界隔离的家庭中肤色最黑的成员,霍尔在家中变得越来越疏离,更喜欢“更少在乎肤色的新分级牙买加。”虽然独立仍然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但霍尔出现在反帝主义欣欣向荣的时代。在他上中学的第一个学期,一个大男孩因为将一本书扔到殖民主义者历史老师身上而被暂时停学。这位男生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后来成为左翼人民民族党的领袖,后来当牙买加总理。

   1951年,霍尔获得罗德奖学金离开首都金斯敦(Kingston)前往牛津读书。虽然在大英帝国的阴影下长大,但那是他第一次到英国旅行。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切似乎都“冥顽不化地英国化”,行为受到没有清楚写出的规则和社会规范的指导。几天之后,霍尔的英国概念受到挑战,在英国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他看见“一大群黑人蜂拥而出走进伦敦的下午”---他首次遭遇加勒比海流亡者,他们是在3年前乘坐帝国疾风号(the SS Empire Windrush)来到英国的。他在自传《熟悉的陌生人》中回顾了这个时刻。

   很难重构他看到这些在伦敦工作的西印度黑人的影响,他们携带着用带子束紧的手提箱和鼓鼓的草篮,满世界寻找好像准备长期呆下去。他们在自己现有条件下做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尽可能为这次旅程精心装扮,因为西印度人在旅行或上教堂的时候总是这样做,男子歪戴软边帽子,女子穿很薄的彩色扣子衣服,忐忑不安地踏入风中,等待亲戚朋友来拯救他们免于陌生。他们在售票窗口犹豫不决,试图弄清楚如何乘坐另一趟火车前往同样不熟悉的地方,去寻找比他们先来到这里的同乡。

   霍尔后来在采访中说,他来到英国时,这里正在从“阶级社会转向群众社会”:这是以大量移民涌入为标志的时刻,所谓的“传统”文化崩溃,人们更加喜欢美国化,从社会角度看,保守的自由市场政治开始崛起。

   在作为英国性堡垒的牛津,霍尔与外国学生走得很近(除了大作家奈保尔(V.S. Naipaul)之外,他认为这家伙是势利鬼),虽然他最初渴望成为小说家,结果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第三世界”的解放政治中。当时的文学系正忙于处理英国文化理论家利维斯(F.R. Leavis)的遗产,其刊物《审查》(Scrutiny)将批评应用到大众文化中而引发文学批评革命。霍尔被吸引到以利维斯的信仰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身边,只有伟大的英国小说家才能拯救文明免于所谓野蛮人的侵袭。年轻的批评家阅读了雷蒙德·威廉姆斯的作品,并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一起研究。霍加特的《文化的革命用途》很快将文学-社会学棱镜应用在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中。与此同时,霍尔开始经常前往伦敦,与父母一再警告不要与之来往的那帮“蓄胡子的激进分子”混在一起。虽然有疑虑,霍尔逐渐在英国文学界赢得了一定地位。他完成了本科学业,开始在撰写论述亨利·詹姆斯的博士论文,虽然并不清楚这项事业会将其带往何方。接着在1956年,一切都颠倒了。因为俄罗斯入侵匈牙利去镇压萌芽中的革命,英国和法国入侵埃及来阻止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霍尔放弃了博士论文,变成了兼职老师和积极分子。虽然他从来没有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回忆说,那年的历史事件“终结了社会主义的天真。”

   新左派就是在这样的苏醒中产生了。第二年,随着加纳宣布独立,霍尔创办了名为《大学和左派评论》的杂志,三年后与《新推理者》合并成立了《新左派评论》。作为权宜之计,他在伦敦创办和经营一家党派偏见者咖啡馆帮助资助该杂志的出版。咖啡馆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者左派最喜欢的落脚地,吸引数百个人举行每周一次的聚会,包括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卡雷尔·雷兹(Karel Reisz)、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约翰·伯格(John Berger)等,当然还有便衣警察。核裁军运动也产生于这种聚会,霍尔为该组织发表的演讲帮助巩固了他作为积极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8年之后,他被霍加特招募帮助管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虽然霍尔的政治承诺在他离开牛津时已经确定下来,但他的思想研究方法仍然在变化之中,从政治社会学转向媒体理论再转向结构主义---无论什么,只要能证明在拆解大众文化所服务的材料时发挥作用即可。霍尔首先作为媒体理论家赢得了广泛的承认,因为他在接受理论方面的创造性工作,该理论分析了读者的背景和经验如何影响他们对文本的阅读。当法兰克福学派和欧洲大陆主要思想家的著作被翻译成英语之后,他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革命性变化。突然之间,因为愿意从机构和大众文化的棱镜解读政治,阿多诺和阿尔都塞提供了用以理解英国政治气候变化的新工具。

   20世纪初期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影响力特别大。霍尔从他那里借用了“紧要关头”(conjunctures)概念,“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矛盾”集中起来构成独特的历史阶段。这个观点成为霍尔早期政治途径的核心。二战后的共识就是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其中西欧国家拥抱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项目;撒切尔主义崛起是另外一个紧要关头。与那些愿意让历史屈服于流行的全球理论的人不同,霍尔强调具体时刻的独特性。虽然霍尔偶尔严重依靠专业术语,但他的文章有一种大气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承认人类是复杂的、矛盾对立的生物,受到他们的信念和生活环境的塑造,比如怎样购物和谁睡在一起等。作为外国人和英国黑人,霍尔拒绝对政治进行虔诚的或还原主义的阐释,如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无法解释像他这样的人。

   这体现在他的政治论文中,但是其思想更清晰地表现在他在1983年夏天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发表的系列演讲中。最近被杜克大学重新出版的《1983年的文化研究》成为该领域的理论基地。这个系列演讲通过借用和偶尔抛弃霍加特、利维斯、涂尔干和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我们在这些谈话中可看到霍尔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抓住了之外的东西:

   我纳闷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绝对相信他们并不在于虚假的意识中,但是能说明,在帽子掉下的时刻,其他任何人都是如此。我从来没有明白,人们怎么能通过归因于在那些能够看穿透明外表的人的绝对界限,透过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政治组织和斗争的领域进步。事实上,我总是在移动中,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假设能将男男女女有机组织起来的所有意识形态都有某种真实性存在。

   霍尔将意识形态的特征描述为框架,人们用以翻译和解释社会,他认为它们在他身边发挥作用---在电视上、在酒吧内、在课堂上、在电影院、尤其是在媒体上。正如历史学家弗兰克·莫特(Frank Mort)注意到的那样,虽然将文化解读为政治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它的确利用了英国左翼社会学工作的历史。(因此,霍尔曾经说,他希望“在做社会学研究时比社会学家做得更好”。)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群众观察运动旨在记录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社区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mmunity Studies)绘制了伦敦低收入社区的家庭结构地图。该研究所最终产生了开放大学,霍尔在离开伯明翰之后在这里任教18年。

   到了60年代中期,霍尔与英国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凯瑟琳·巴雷特(Catherine Barrett)结婚,她的著作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夫妇合写了《大众艺术》,这是首次将严肃的分析应用在大众电影上的著作。此刻,这对夫妇生活在工业化的英国城市,詹姆士·维农(James Vernon)在一篇论述霍尔和种族的精彩文章中观察到这种城市的种族关系往往很紧张。维农写到,在他们移居那里那年,“保守党候选人的竞选口号是‘如果你想让黑鬼做你的邻居,那就投票支持工党吧’。”三年后,在1968年,保守党议员埃诺奇·鲍威尔(Enoch Powell)在伯明翰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血流成河”演讲,暗示那将造成移民流血。同一年,凯瑟琳生下他们的女儿,两个孩子中的第一个。

英国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见证了左翼社会运动的崛起,即黑人权利和女权主义,凯瑟琳通过创办伯明翰第一个女性解放群体而参与到活动中。当时也是有关犯罪和所谓“嫌疑” 法律的热门报道,这种法律给予警察阻止或者控制“可疑”年轻人(黑人男性)的全权委托(carte blanche)。这为霍尔的开创性研究开辟了舞台,使用变焦透镜来分析观察冲突的国民情绪。在《警察危机》中,霍尔及其合作者考察了有关英国“抢劫”新闻报道的大爆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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