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

——---《蒙田生平》简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8 次 更新时间:2017-09-27 18:50:29

吴万伟  

   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在遭遇一本既能用来挡门又能填满书架的厚重传记时,人们首先提出的问题往往是,“这个传主有那么好吗?值得事无巨细地如此对待?”有些历史人物,人们希望了解他们的一切,但这种人不多。比如,人们可能想知道希特勒或斯大林早餐吃什么,虽然这样的信息并不会增加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事实上也是根本没有用途的。但在很多作家看来,传记文章很难撰写,事实上要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写好,绝非长篇大论地引用传主的已知事实而已。曾写过蒙田传记的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常常说,写作艺术更多是知道留下什么空白,而不是添加什么东西,他的初稿往往比定稿长六倍。

   咋一看,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毕竟写过一本数千页的书,既是关于他自己的也是娱乐自己的,有人或许觉得不值得再去详细考察他的传记性信息。但是,他的书虽然是关于他本人的,但那只是在特别的含义如此,即那是他自己创作的,他的人生很特别(更不要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了),他在文化上的意义是如此经久不衰,出一部有关他的长篇传记似乎也合情合理。

   菲利普·德森(Philippe Desan)不是文体家---或许我应该说他的译者不是文体家。从最好处说,文笔仅仅凑合能看,远远谈不上优雅,有时候,特别是在处理抽象内容时有些纠结难以理解:

   决定蒙田的现代性应该包括确立《随笔集》中我们现在拥有的地位。就好像《随笔集》作者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一样。不能因为它提供了证据,说明发展过程或者朝向进步和智慧的必然进化过程,就一定要说这种程序令人满意。最终来说,蒙田应该是哲学家。

   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虽然或许并不很精确,但人们很难愉快地阅读。而且,它说的显然是错误的,是判断错误。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具有普遍性,并不是因为我们同意辉格党式的历史解释,依据这种解释,莎士比亚的人物是高升一步成为更加开明的自我,而是因为在经过四个世纪横扫一切的转型之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位置以及我们对它的反应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嫉妒、野心、绝望、骄傲仍然与莎士比亚在《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描述的东西并无二致。当我们阅读莎士比亚的时候,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缺乏进步和优越的智慧没有任何改变。

   毫无疑问,在某些人看来,这让人深感困惑和不安,他们更希望忽略或者否认它,或者设计出一种模式来创造没有这些缺陷的新人。但是,对于他人(我是其中之一),这种情况给人安慰。多亏了对不变的现实的忧虑,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我不再“追求希望的幽灵”也不再“期待今天的缺陷会被明天来填补。”如果我们说的不满意是指我们到对自身条件难以避免的缺陷的清醒意识的话,我对不满意的状况感到满意。

   德森的部分目的就是把我们从阅读蒙田的这种普遍化方式中“解放”出来,是要通过展示他参与文学作品创造时期的那个动荡时代的政治生活是多么重要来使得蒙田成为他自己时代的人而非适用于所有时代。如果说蒙田在他的城堡高塔内写作,那当然不是远离尘世的象牙塔,至少在他晚年之前不是。他是议会议员、法官、士兵、官僚和廷臣,最后才是哲学家。按照德森的说法,随着蒙田的职业生涯变化和发展,其著作常常拥有不同的目的,而且是政治目的,绝非他自己认为的或者我们很多人相信的那种超脱者,也就是将自己与世隔绝,一门心思追求真理,没有任何利益考虑的圣徒。

   但是,当作者说“我们必须将传统形象去神秘化时”,我认为他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确立了虚假的二元对立。这个传统形象就是蒙田是“远离时代的纷扰,独居在高塔中,与自己的猫玩耍,并探索人类生存条件的随笔作家”。没有人生活在似乎完全摆脱任何背景的完全抽象的世界(抽象理论)。说一个人受到其周围环境和生活时代的影响不过是说,他是一个人---因为一个没有任何特定环境的人不可能存在,从文学上看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天堂难以想象而地狱非常容易想象的原因,因为地狱中至少有各种事件。)但是,并非参与公共事务和撰写公共事务的每个人都会在死去四百年之后还被人阅读,甚至被那些对其生活的时代或见证的历史事件并不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在每千名蒙田读者之中,可能只有一个读者会把法国的宗教战争当成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大体上说,蒙田不是有浓厚兴趣的古文物收藏家,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一点儿也没有。

   在“为塞朋德辩护”中,蒙田说,

   看看我们在漫不经心地将理性神圣化时多么可怕地放肆,在我们抛弃它们和再次接受它们时是多么缺乏宗教虔诚,因为命运已经改变了我们在这些公共风暴中的位置。一个臣民奋起反抗,拿起武器捍卫宗教反对王权是否合法是个如此神圣的命题,但是请看看结果如何:在那些人口中,刚刚过去的一年,一方支持承认这个权利,另一方则否认这个权利;现在听听角落里传来的声音和双方的教导是什么,武器不过是为这个事业比为那个事业制造更少的喧闹而已。

   这里蒙田显然指的是特定历史背景:即纳瓦拉(Navarre中世纪时期的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王国---译注)的新教徒国王亨利在天主教徒亨利三世被谋杀之后继承法国王位(虽然他认为巴黎值得做弥撒)。在天主教徒亨利治下,新教徒的反抗是合法的;在新教徒亨利治下,天主教徒的反抗是合法的。

   但是,当我阅读这部分时,它将我直接带回到我对索马里的摩加迪沙(Mogadishu)的访问,这毫无疑问非常奇怪。我是在索马里刚刚成为美国的附庸国不久访问的,不久之前它还是苏联的附庸国,而埃塞俄比亚刚刚做了相反方向的转变。来自双方的声音和教导仍然有,但是正面和负面迹象可以说正好颠倒过来。不过,两个国家之间的敌意仍然没有变化,结果造成代价高昂的、血腥的、荒谬的武装冲突。

   毫无疑问,博学者的头脑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其他例子:如二战时德国和俄国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议。进入脑海中的---或者进入我头脑中的是怀特海(Whitehead)的著名格言:形而上学是为我们本能相信的东西找到糟糕的理由:但是,他补充说(蒙田式风格)寻找形而上学辩护词并不比信仰更少本能的色彩。

   蒙田描述的当然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但是比特殊性丰富得多。若相信蒙田不知道这一点,或者故意用这个例子阐明普遍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因为地球上某些地方可能存在独处的氏族部落没有意识形态操控或者虚伪的毛病,就反对意识形态操控或者虚伪是人类普遍性的命题。在已经达到足够复杂的物质文明水平的人中间,这些是足够普遍的现象,足以让人认定其普遍性。任何一个有理性、有智慧、有客观视野的人类生活观察者会期待它们很快从人类社会消失吗?

   这并不是说蒙田是根本没有是非观念的肆无忌惮的非道德主义者或懒惰的相对主义者,因为他有时候被认为是这样的人(其随笔集曾经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长达180年)。今天阅读《随笔集》的人不会相信这种指控。他的反思是呼吁诚实的有时候令人痛苦的自我反省。当我们了解到关心自我利益的人如何轻易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我们就会觉得有义务更仔细地考察此刻最狂热拥有的观念,以确保它们并非自我欺骗和追求自我利益的产物。

   而且,像上面引述的段落隐蔽地邀请我们考察政治的整个本质。它能成为实现理想的直截斗争吗?不,蒙田暗示,连我们的快乐都不可能是纯粹和不掺杂质的。他在此赞同济慈的观点,当济慈说,“但是呀,在所有喜乐的宇庙,隐蔽的忧郁就有她的王者殿堂”,因为“我们的软弱让事物不能按自然简单和纯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体验中”。在过分的快乐中有某种令人痛苦的东西,蒙田说,它总是带有自身衰败的内容。在蒙田看来,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地好、纯粹地好。

   但是,他并不认为善恶之间没有差别。在蒙田看来,善存在,但并非唯一的善。一个在《随笔集》中引用经典文献多达1300次的人,一个母语不是法语而是拉丁语的人(他父亲在他六岁之前只能用拉丁语交谈)很难被描述为蔑视学问之人。但与此同时,蒙田严厉批评和激烈反对他所说的学究气(pédantisme),反对单纯为了学问而追求学问的干瘪积累。在他看来,书籍与生活之间总是存在对话和辩证关系。他可能会赞同三个世纪后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有关医生教育的格言,“学医却不读书,那就像在没有航标的海上行船,但是,如果学医却没有病人那就根本没有来到海上呢。最聪明的人不是经历最多或者读书最多的人,而是最善于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学问的人。

   反思从来没有尽头,这就是为什么蒙田直到生命的尽头还在修改和添加他的杰作,如果他还能再活20年,他可能要继续做下去。随笔的缺乏系统性,缺乏清晰的教义恰恰是关键要点: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

   毫无疑问,蒙田在法国16世纪宗教战争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他有名的怀疑论以及他对现实本身的忧虑的很多矛盾的方面,这些战争持续了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他仍然是天主教徒,虽然究竟是因为深刻的信念、思考和对青年时期宗教的情感依恋,还是单纯的懒惰,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有时候他被认为是异教徒)。但是,如果不深刻思考其意义和从中汲取的教训的话,没有人能在这个时代生存下来。从任何经验看,能够辩证地提出相反的教训,因为人类事务的教训并不像三段论的结论。蒙田有时候充当战争双方的中间人,撰文反对所有信仰的强求一致,这些人希望将人生行为简化为简单的原则:“这些人肯定在嘲笑那些认为只要回到圣经中的话语,他们能减少或者停止冲突的人。因为在确认他人的意义而不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我们的心智能找到同样宽敞的领域。就好像在评论中的憎恨和痛苦没有比在发明中那样多一样。”他或许还可以得出结论,终结战争的唯一方法是把所有新教徒都杀掉。

   谁能在阅读上述段落时不想到当前伊斯兰内部的冲突,有关《古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the hadith)的真实的、不容置疑的意义和他们要求的行为是什么等。将我们的行为建立在不容置疑的权威至上的欲望因而避免判断的必要性(自由和道德责任往往引发焦虑),事实上我们只是遵循命令,这的确是我们的问题之一(虽然引起德森的蔑视),正如蒙田发现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不大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解决。蒙田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哲学家,他相信判断的永久必要性。

   蒙田当然不会同意传记作家的说法“普遍性要求消除临时性”。比如,当他引用塔西佗来说明“就像从前我们遭遇犯罪一样,我们现在遭遇法律。”他也不可能不意识到他的法国与塔西佗的罗马不一样。事实上,蒙田如此深刻地卷入当时的公共事务并对它特别关心以至于他的思想就是对这些事务的反应,这是德森将主题历史化的主要支柱。但是,除非他看到他的法国与塔西佗的罗马背后的平行关系,即在某种方式上与人性联系起来,否则,他为什么要引用塔西佗的话呢?蒙田引用他的话先写出了“我们在法国拥有的法律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法律加起来都多。。。”后来又说“但是,我们留下这么多要求做出判断的言论和决定的空间,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和放荡的自由。”这个类比实在清晰之极。

   当蒙田说(在论愤怒)中说“普鲁塔克的彻底令人羡慕,但是尤其是当他判断人类行为时,”他再次求助于普遍性:他本人怎么能判断普鲁塔克对人类行为的判断良好,除非存在我们多数人都知道的名为人性的基本稳定性特征?

   德森的传记是详尽和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不是专家的人---甚至包括专家在内---都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我担忧的是,它也揭示出蒙田的要点,他的战马( chevaux de bataille最爱谈论的话题)之一,即:学问不是智慧。

   本文评论的书:菲利普·德森著 斯蒂芬·闰德尔 丽萨·尼尔译《蒙田生平》

   Montaigne: A Life

   by philippe desan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and lisa neal

   princeton, 832 pages, $39.95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

   译自:JUDGMENT 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17/10/the-necessity-of-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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