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煌煌上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 次 更新时间:2017-09-12 11: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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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这就是蔡元培(孑民)的塑像,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大理石奠基,汉白玉砌座,青铜铸身;说是身,只是自腰而上,端肃凝重的一尊胸像;先生背倚土山,坐北朝南;左临六角钟亭,当初选址的时候,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前面是一方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气般清新,晨梦般飘逸,铺出一行行的绿诗、绿歌、青波、青浪,即使在冬季;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承领先生的耳提面命。记不清已有多少次了,从去年金秋开始,为了明年北大百年校庆这个挥之不去却之复来的情意结,我打老远老远的城里跑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这方净土穿梭寻觅,缅怀俯仰。偶尔停下脚步来瞻仰塑像,先生之于我,是永远不变的温柔敦厚,慈祥恺悌;诚如罗家伦的赞语:“汪汪若万顷之波,一片清光,远接天际……”

   今天情形略微有异,也许因为今天是“五四”,恰值北京大学九十九周年校庆,它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眼底的烟云,所以,不管如何变了角度端详,总觉得先生的目光微含忧郁,抑或是期待;淡淡的,淡淡的,像是壮士闻鸡,又像是英雄凭栏……

   想想也是,蔡元培诞生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按农历,属兔,到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岁,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蔡元培投身教育,始于他三十二岁,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在那之前,他是十七岁的秀才,二十三岁的举人,二十六岁的翰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官运,他们生命的冲动大都是围绕着一官半职转,转上去就意味着飞黄腾达,转不上去就只有落魄潦倒;即使落魄潦倒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丝痴念,也仍旧围着考场呼悠悠地打转。“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流传在陈独秀家乡安庆一带的这句俗谚,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悲哀的然而又是无可逾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也使蔡元培猛然惊醒。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突然解缆南去,头也不回地驶出了宦海——先是就职绍兴中西学堂,继而改教上海南洋公学;从此天涯轻舟,愈驶愈远。

   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旅欧归来,飘然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过南北两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因此,比较起他之前内阁大员的身份,北大校长自然算不上一个显赫的位置。何况,这所结胎于戊戌维新的大学堂,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是一片乌烟瘴气,北大校长的座椅,也就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谁坐了都要烫得跳。举例说,一九一二、一九一三两年,校长就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依次是: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章士钊根本就没有到位。现在,蔡元培来了。蔡元培对这个新职位显然情有独钟,尽管同党中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他还是决意就任。蔡元培的抉择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理解蔡元培,我们说,有这一票,就足够了。追究蔡元培的生命曲线,他多年来外搜内求、梦寐以寻的,其实也正是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舞台。人是离不开舞台的,和他先后挂冠南下的张謇、张元济,如果不是分别抓住实业和出版业,又岂能在民国的地平线上再树起一道瑰丽的风景!蔡元培瞩望于北京大学,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抢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闳,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蔡元培是带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进入北大的。不要小看了这八个字的分量,它上承着诸子百家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外映着欧洲大陆飙发电举的文艺复兴,下启了四十年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后一点是我的姑妄之论。我总觉得,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上述口号,多少有蔡元培振兴北大的影子;考虑到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十月到一九一九年三月,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对当日龙腾虎踔、万马奔驰的景观有过直接的感受,这猜测至少也有一点历史的依据吧。言归正传,前面说到,北大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成了旧思想旧文化的营垒。蔡元培如今要来拨乱反正,“思想自由”也好,“兼容并包”也罢,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新学的领军人物,给北大一阵狂飙,给文化一道闪电,给社会一个震撼。环顾天下,谁能当此大任呢?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小蔡元培整整十二岁,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是蔡元培的晚辈,若以功名计算,他在科举的台阶上只走到秀才这一级,比蔡元培要低得多,但在民主革命的资历上,却堪与蔡元培媲美。陈独秀在二十刚出头的浪当年纪,就以《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为阵地,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三十出头,便出任民国政府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擂鼓助威。二十世纪早期,陈独秀的大名是带有电闪雷鸣的,那个时期青年人对他的崇拜,远远胜过近来的追逐港台歌星,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种青春的骚动,更是一种灵魂的苏醒,人性的张扬,生命的呐喊。

   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蔡元培这里正要找陈独秀,陈独秀那边厢已在北京等候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蔡元培从上海进京,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其时,陈独秀为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业务,也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蔡元培得到消息,就效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再三再四地前往拜访,礼聘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不能预先通知,为了确保抓住对象,蔡元培每次总是很早就从家里动身。有一回,蔡元培到了旅馆,独秀先生犹自作“卧龙”,酣睡未起。茶房欲上前叫醒,蔡元培不让,兀自掇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房门外苦等。如此诚心诚意地邀请,陈独秀显然被感动了。但他仍有犹豫:“我来北京,《新青年》怎么办?”他问。按,陈独秀对《新青年》是相当看好的,他自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当然要抓住刊物不放。对这一点,蔡元培予以充分理解,爽快地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一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就这样一锤定音。人们看到,蔡元培把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接到北京大学这个煌煌上庠,等于是把他从草莽状态推到时代舞台的前沿。历史再一次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一个人或一个刊物的生命被激活,是如何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

   陈独秀一入最高学府,注定了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也即将循踪而至——他就是胡适。

   胡适这时候正在美国留学。他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小陈独秀十二岁,蔡元培二十四岁,巧得很,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该是未来北大“兔子党”的第三梯队了(除蔡元培、陈独秀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等名教授也都属兔)。这也是一只不安分的小兔。他属于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美生,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农科、文科,主修哲学,兼修英国文学、经济还有政治理论等等,研究来研究去,此君突然越出专业,对故国的“白话文”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已经失去了生长前进的力,要创造出新文学,必须采用新鲜活泼的白话语言。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在赠友人梅光迪的诗里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请注意,胡适在这儿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在异域,在华人留学生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引来的几乎都是讥讽。胡适被激怒了,自尊与自傲迫使他奋起反击。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他作了一首《沁园春》自励,并在词的下半阕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说是“文学革命何疑!”,气壮得很,然而,毕竟是书生间的斗狠,沙龙里的清谈,真地拿到社会上去检验,效果怎样,心里还没有底。这年十一月,胡适把他的主张加以小心翼翼地改制,归纳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其要点是:(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个调门,比起他的“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宣言,要低了几个八度。文章写成后,胡适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了《留美学生季刊》,另一份呢,他壮着胆子,寄给了远在上海的《新青年》。胡适万万没有想到,这篇试探性的“刍议”,正搔着老牌革命家陈独秀的痒处。他一眼就看出了它“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的革命实质,很快就予以发表。陈独秀的老谋深算,还在于他不容许胡适有丝毫犹豫或退缩,更不容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随即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为之推波助澜。他称赞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说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并放言,天下凡有像胡适这般勇于向封建文学宣战的,“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机遇,是百尺楼头的欢呼,胡适一觉醒来,已经是名播九州的新进思想领袖。还得继续感谢陈独秀,此公不仅巨眼识人,更兼有举贤让贤的雅量,他大度地把胡适推荐给蔡元培,欲以代替自己的文科学长地位。蔡元培呢,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老资格的陈独秀,但他对胡适也颇为欣赏,是年九月,他聘任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留美学子为北大文科教授。

   北大何幸,沙滩红楼何幸,胡适身后,又迎来了李大钊(守常)。李大钊,河北乐亭人,大胡适两岁。早年留学日本,锐志揽辔澄清,与同在那里留学的陈独秀夙有交往,意气颇为相投。他于一九一六年回国,因主编《晨钟报》而声名鹊起。稍后又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日刊,深得章氏的激赏。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这都是一条道上的志士,彼此相知有素,相得益彰。蔡元培主事北大不久,就聘请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在这个任上没有待多少天便辞职,转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章氏日后回忆说,“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如此这般,李大钊就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北大上任了。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以北大图书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渴骥奔泉般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北大这个舞台是弥足珍贵的。那是“黑暗中之灯塔”(李大钊语)。或者说,那里面已经积聚并仍在积聚更多的热力,只待一声引爆便燃起烛天的火光。如果李大钊没有进北大,很可能仍在革命活动的外围徘徊,而一入沙滩红楼,情形就不同了。还是那位章士钊先生,他的观察十分到位:“守常一入北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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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卞毓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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