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中唐诗坛上的韩潮柳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4 次 更新时间:2017-08-26 22: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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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韩愈和柳宗元是中唐的古文名家,晚唐杜牧有诗云:“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①揣其语气,每句各述一种文体,李、杜乃指诗而言,韩、柳当指古文而言。及至北宋,在复古思潮的鼓荡下,韩、柳古文大受推崇。宋初穆修云:“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②这种看法也曾受到质疑,例如欧阳修就说:“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③他甚至说:“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④然而多数北宋学人认可韩、柳并称的说法,王安石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⑤到了南北宋之际,汪藻以确凿无疑的语气说:“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韩、柳而已。”⑥可见此时韩、柳并称已成定论。韩、柳虽然齐名,但其古文的风格显然有别,故世人对其异同多有论述,其中以元人李涂的说法最为生动:“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⑦后人经常引述此语,但也时有修正,例如明人杨慎指出:“余谓此评极当,但谓‘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⑧明末的吴伟业又易之曰:“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⑨从此以后,“韩潮”“苏海”的说法深入人心,清初孔尚任在《桃花扇》传奇中写到侯方域自称:“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⑩查慎行则有“班香宋艳才相嬗,苏海韩潮量校宽”之诗句(11)。“柳如江”的说法虽然未被反复引述,但揆诸文理,也相当准确,可与“韩如潮”“苏如海”相提并论。如果限于古文的范围,则“韩潮柳江”可称确论。然而韩、柳也是中唐的重要诗人,如果单论其诗歌成就及风格,我们也能采取“韩潮柳江”的说法吗?

   韩愈与柳宗元,都是中唐的重要诗人。韩愈在中唐诗坛上与孟郊齐名,孟郊有句云:“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12)“涛”之含义,与“潮”相近。柳宗元生前,文名震耀,而诗名不著,当时无论及其诗者。至唐末司空图,始将韩、柳两家之诗相提并论,其评韩诗曰:“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对韩诗气势之雄伟赞叹不已。又评柳诗曰:“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13)虽然肯定柳诗有“深远”的优点,但仍谓柳宗元因享年不永,故其诗未能臻于高境。北宋苏轼则力排旧议,评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14)又曰:“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15)韩、柳诗风迥异,很难品其甲乙,故上述两种论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对韩、柳不同诗风的体认。韩诗气势雄豪,又包蕴丰富,像海潮一般排山倒海而来,令人目眩神摇,叹为大观,但未免泥沙俱下,或有失于粗率。柳诗则精深工丽,颇似峡江深流,貌若波澜不惊,实则鱼龙潜藏,读之深永有味。所以若将“韩潮”“柳江”的评语从古文领域移至诗界,也相当准确。试看后人对两家诗风的评语,往往含有此意。例如宋人蔡絛云:“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又云:“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16)明人刘成德云:“昌黎之诗丰而腴,柳州之诗峭而劲。”(17)这是从两人的总体风格倾向而论,含义略同于“韩潮柳江”。又如张耒云:“退之作诗,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诗律尤精。”“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18)清人薛雪则云:“柳柳州不若韩之变态百出也。使昌黎收敛而为柳州则易,使柳州开拓而为昌黎则难。此无他,意味可学,才气不可学也。”(19)这是专论两家之异同优劣,含义亦近于“韩潮柳江”。施蛰存先生说:“从来文学史家都以为盛唐是唐诗的盛世,因而论及中唐,总说是由盛而衰的时期。我以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又指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20)我们虽不必断言中唐诗的总体成就超过盛唐,但就诗坛风格之多样化而言,中唐确实比盛唐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百花争艳的中唐诗坛上,韩、柳两家都是独树一帜的重要诗人。诗坛上的“韩潮柳江”,其文学史意义并不低于古文领域。

   韩愈存诗410首,柳宗元存诗仅164首,不足韩诗之半。更值得注意的是,柳诗的题材基本上恪守传统,作品多属山水纪游、友朋酬赠以及自伤身世等几类。韩诗则不然。宋人张戒云:“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第458页)这不但是对韩诗总体风格的体认,也是对韩诗题材范围的评价。就题材走向而言,韩诗远比柳诗更为广阔,更为丰富。

   首先,韩愈的人生阅历比柳宗元更为丰富,进入其创作视野的题材比柳诗更为多样化。韩愈曾亲自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像平定蔡州叛乱、宣抚镇州叛军等,产生于此类活动过程中的韩诗因此具有很强的独特性,清人黄钺所云:“随晋公伐蔡诸诗,雄秀称题。”(21)的确,像《桃林夜贺晋公》《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等诗,只有身任行军司马并跟随裴度亲临前线的韩愈才能写出如此的英风豪气。例如《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清人施补华评曰:“是刚笔之最佳者。然退之亦不能为第二首,他人亦不能效退之再作一首。”(《岘佣说诗》,《清诗话》,下册,第996页)又如长庆二年(822),镇州驻军作乱,韩愈奉命前往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22)但是韩愈奉命即行,马不停蹄,途中作《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同样是英风义概,同样是他人无法仿效。为何如此?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这样的写作背景是不可复得的,正如王夫之所云:“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薑斋诗话》卷下,《清诗话》,上册,第9页)柳宗元则不同。他年轻时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三十多岁就参加了王伾、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但半年之后便一蹶不振,从此南谪蛮荒,在蛮烟瘴雨中度过余生。永贞革新宛如一场转瞬即逝的夏日暴雨,少年得志的柳宗元踔厉风发,一心致力于辅时及物,未及留下任何诗作。及至无罪遭谴,只能在《跂乌词》《笼鹰词》等寓言诗中以曲笔一抒愤郁之情,至于像韩诗那样正面反映政治的作品,便只好付诸阙如了。

   其次,韩愈性格倔强,意志坚定,宦海浮沉乃至政治迫害都未能使他陷入绝望,也未能损害其诗兴。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此时韩愈年过半百,且从刑部侍郎的高位一下贬至远州刺史,王命急迫,仓促上路。途经蓝关偶遇侄孙韩湘,自忖生还无望,乃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正如近人俞陛云评曰:“昌黎文章气节,震烁有唐。即以此诗论,义烈之气,掷地有声,唐贤集中所绝无仅有也。……志决身歼,百挫无悔,故末句谓瘴江收骨,绝无怨尤。高义英词,可薄云天而铭金石矣。”(23)即使在那些意旨比较隐晦的作品中,韩愈的刚强性格也光芒难掩。例如《泷吏》一诗,详细描述自己途经泷口,与当地小吏有关贬谪潮州的一番问答之词。后人评说此诗,多着眼于其描摹小吏口语及神态之生动真切,其实此诗在诙谐的外表下蕴藏着深沉的思绪,清人查慎行评曰:“通篇以文滑稽,亦《解嘲》《宾戏》之变调耳。特失职之望少,而负慝之意多。”(《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下册,第1118页)众所周知,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借主客对话来抒写内心牢骚的名作,韩愈本人亦曾拟作《进学解》,清人林云铭评曰:“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24)《泷吏》一诗也是如此,全诗72句,竟用50句来缕述泷吏之语,且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泷吏幸灾乐祸的心情,这位小吏对无罪被贬的韩愈毫无同情之心,他不但恶意地极力渲染潮州风土之可怖,而且对韩愈冷嘲热讽、肆意侮弄。诗人的反应则是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始则“不虞卒见困,汗出愧且骇”,终则“叩头谢吏言,始惭今更羞”,而且坦承罪有应得、罚有余辜:“历官二十余,国恩并未酬。凡吏之所诃,嗟实颇有之。不即金木诛,敢不识恩私。潮州虽云远,虽恶不可过。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其实正如查慎行所云,此诗滑稽为文,正言反说,所谓“负慝之意多”即泷吏居心之邪恶,实亦暗指朝中针对自己的汹汹朝议;“失职之望少”即诗人并未表露无罪被贬之怨望,实即满腹牢骚尽在不言之中。读罢《泷吏》,一位刚强木直、九死无悔的韩愈如在目前。反观柳宗元,虽然与韩愈同样怀有济世之志,无罪被贬后也不为世屈,但他的性格毕竟不像韩愈那样倔强,所以诗中专写哀怨之情。正如宋人蔡启所云:“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25)例如名篇《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诚如俞陛云所评:“昌黎《蓝关》诗见忠愤之气,子厚《柳州》诗多哀怨之音。”(《诗境浅说》丙编,第74页)清人黄叔灿解此诗最为精当:“登楼凄寂,望远怀人。芙蓉薜荔,皆增风雨之悲;岭树江流,弥搅回肠之痛。昔日同来,今成离散,蛮乡绝域,犹滞音书,读之令人惨然。”(26)自从屈原以来,抒写贬谪生涯中的忧谗畏讥就是传统的诗歌主题,何况柳诗之情景交融臻于化境,自有极高的价值。但就诗歌题材而言,柳诗毕竟缺少像韩诗那样充溢着英风豪气的一类作品,从而稍显单薄。

韩愈作诗,不像他写古文那样重视作品的社会意义或教化功能。他在三十八岁时向人投赠诗文,即自称:“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27)正是这种诗学观点导致了韩诗内容的个人化,也即诗歌题材朝着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倾斜。作为古文家的韩愈最关注的是弘扬圣贤之道,而作为诗人的韩愈却最关注个人的生活经历,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材,并予以提炼、升华。例如《寄崔二十六立之》一诗,叙述两人的交往始末,娓娓如道家常,程学恂评曰:“其中若赠彩绯,酬银盏,皆常琐事也。女助悦缡,男守家规,皆常琐情也。正欲使千载下见之,知与崔亲切如此,慨然增友谊之重,则常琐处皆不朽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八,下册,第878页)我们不能肯定韩愈的写作动机究竟如何,但是“常琐处皆不朽也”一句说得极好。其实自从《诗经》以来,最有价值的诗歌就是歌咏平凡生活中的“常琐事”和“常琐情”的。韩愈就是善于在“常琐事”与“常琐情”中发现诗意的杰出诗人。在韩愈心目中,琐细、卑微、平凡的事物与壮伟、崇高、奇特的事物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所以古色斑斓的珍贵文物石鼓固然能激发诗情,一支被人抛弃的短灯檠又何尝不是绝妙的诗材?衡岳庙、岳阳楼那样的天下壮观固然使他叹赏不已,一处无名的荒山古寺又何尝不使他流连忘返?从军平叛、宣抚叛镇固然使他诗兴勃发,秋日黄昏的默然独坐又何尝不使他诗思如潮?正因如此,在韩愈笔下,几乎一切事物都能成为诗材。近人刘熙载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28)其实所谓“丑”,往往只是平凡到极点而已。例如江湖垂钓,本是诗家喜爱的高雅题材。柳宗元的《江雪》就是一首恪守传统的名作:“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俞陛云评曰:“空江风雪中,远望则鸟飞不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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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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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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