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走出汉学界

——从《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8 次 更新时间:2017-08-17 23: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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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中清(James Lee)与王丰(Feng Wang)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英文版于199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出,三联书店随即于2000年推出了中文版。在中文版刚刚面世之际,该书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2000年社会人口学学术奖——邓肯奖[2],从而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学术专著;随后,此书又获2000年度的最佳社会科学史著作沙林纪念奖[3]。国际学界对此书也作了积极的反应。雷格莱(E. A. Wrigley)[4]、蒂里(Charles Tilly)[5]等著名学者分别撰写书评,对该书作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一部研究中国的著作,在中国研究学界以外受到如此好评,洵为少见,因此是一部走出了“汉学界”的学术著作。

  

   一、什么是汉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尽管“汉学”二字的内涵不止一次发生改变,而且学界对此名词的内涵也一向有争议,但是这个名词仍然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去年六七月之际,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举行。会上各国学者云集,充分显示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并显示了各国的中国研究近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汉学会议”相号召,响应如此之热烈,亦可见“汉学”二字之深入人心。然而,大概出乎会议组织者的意料,在最后一天的总结大会上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争论:到底什么是“汉学”?与会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多数学者倾向于接受“汉学即中国研究”这样一个解释,但是不少学者也对此表示反对,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对于“汉学即中国研究”这个定义最尖锐的批评,可以简单表述如下: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迅速扩大,国际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以往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且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情况,都成为当今中国研究的重要对象。不仅如此,后面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凌驾于前面那些领域的研究之上,成为今日中国研究的主体。后面这些领域原先并不属于汉学研究的范围,其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与传统汉学有巨大差异,反倒与当代国际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普遍研究方法和手段十分接近乃至一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汉学”定义为“中国研究”,那么研究中国的古生物、古地质或者中国今日的资讯产业、航天科技等,究竟算不算“汉学”?如果算,那么研究美国的古生物、古地质或者资讯产业、航天科技等,是否也应称“美(国)学”?如果不算,那么其他各种同样也以中国的某一方面为对象的研究,为什么又能算“汉学”呢?

   主张“汉学即中国研究”的人,大多数可能会同意以下区分:那些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某个方面进行的研究,可排除于汉学之外;而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某个方面进行的研究,则应当算作汉学。然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科学,仅只是所研究的对象不同而已。既然都是科学,所以也同样具有“普世”的性质,不能因具体研究对象有异而变成另外一种学问。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官方大力宣扬所谓的“俄罗斯物理学”、“俄罗斯生物学”,等等。但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此后来也就销声匿迹了。同样地,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尽管研究的国家可能不同,但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手段却无大异,因此也没有“美国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之分。虽然经济学家们分工研究美国或中国的经济,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能算一个独立的门类,或者算作“美(国)学”或者“汉学”的一部分。

   就是民族色彩最重的人文学,也很难说完全不是这样。例如中国史,本是传统汉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但是在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进入此领域,中国史也不能再说仅只是中国研究。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其毕生工作都与“汉学”完全无关,但是近来却出版了一部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并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过去两千年来中国经济表现的专著[6]。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这部著作到底是否能算一部汉学研究专著呢?如果算,那么他研究其他国家(如美国)和地区(如前苏联地区)的著作,是否也都应算作是“某某学”(如“美学”或“苏学”)研究专著呢?麦迪森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因为与此相似的情况现已不少,而且以后还会更多。如果不算,那么近几十年国际学坛中出现的一些与麦氏著作性质相似的中国研究重要专著[7],为何又可算汉学研究?循着这样的思路推理下去,那么出席台北汉学会议的各国学者,恐怕也有许多人也“名不副实”,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中国的某一方面,其研究方式与其说是近乎伯希和的传统汉学的路子,毋宁说是更近于柏金斯(Dwight Perkins)的路子,而柏氏的路子却是地道的现代经济学的路子而非汉学的路子。

   李中清和王丰两位学者长期从事中国研究,按理可以说是“汉学家”。他们的新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因此最多只可能获得费正清奖或李文森奖这两个美国的中国研究最高奖项。但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该书却是本年度唯一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最高学术著作奖的学术专著,而美国社会学学会从来就与“汉学”风马牛而不相及。这就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上述问题:该书是否可以称为汉学研究成果呢?如果算,那么它却荣获邓肯奖和沙林奖而未获费正清奖或李文森奖,岂非咄咄怪事?

   因此,到底什么是汉学,今天倒成为了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既然无法为汉学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那么它是否能够算是一门学问也就成问题了。

  

   二、“汉学”:一个学科领域还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领地?

  

   一般而言,一门学问乃是指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而任何一个真正的学科领域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是在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上,而非研究的具体对象上。因此,尽管考古学的具体考察对象总是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考古学拥有一套与其他学科领域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论考察的对象是美国的科洛拉多恐龙化石还是中国的元谋猿人化石,使用的都是考古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在总体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会把元谋猿人化石考察从考古学中剥离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元谋学”。

   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那么上面所说的“汉学”(或中国研究)似乎就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学科领域。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不仅范围太广,而且各种研究在方法与手段上也往往风马牛而不相及。例如,能够在伯希和的敦煌经卷研究与柏金斯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研究之间找到什么共同之处吗?二者虽然都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是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却是天差地别。相反,要在柏金斯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与迪安(Philis Dean)的英国经济史研究之间找到许多共同之处倒是相当容易的事,因为尽管二者所研究的地区完全不同,但是在使用的研究方法上却颇为一致。在此意义上来说,把伯氏的研究与柏氏的研究硬扭在一起称为“汉学”,倒不如把伯氏的敦煌经卷研究与晚近兴起的死海经卷研究一同作为古文献学更为恰当。因此,所谓汉学(或者中国研究)并非一门学问(即一个学科领域),而是多门学问(即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的大拼盘。这些学问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研究的对象与中国有关。但是这个共同之处并不意味着“中国研究”是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正如美国虽有一个亚洲学会和一份《亚洲研究杂志》,但是并没有一个“亚(洲)学”的专门学科领域。

   汉学之所以被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乃是历史所造成的。早先西方人开始对中国进行研究时,在各方面都遇到众多困难。仅只就语言来说,要学会与西方语言完全不同的中文(特别是书面语言——文言文),就要耗费一个学者多年的光阴。同时,当初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尚处于开始阶段,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化、制度、风俗、宗教等属于人文学的领域,而且研究也还处于文献整理与解读的初始阶段。由于这些特殊性,早先的中国研究不仅范围狭小,内容有限,而且方法相对单一。加之汉语学习困难,因此中国研究当然也变成了少数人得而专之的狭小专业领域。在此背景之下形成的汉学,确实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专业领域,或者说是一门学问。

   汉学出现于西方对中国开始接触时,但其发展则是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产物。在最早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从而使得西方人士对中国文明充满钦佩和神往之情。但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已经让位于一个贫弱的中国,正如马尔嘎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国归来后,对中国所作的评语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an old, crazy, first rate man-of-war)。在此背景下,西方最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一方面仍然仰慕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一方面却也实实在在地瞧不起现实的中国。在此情况下,他们的研究兴趣集中到了前一方面是十分自然的,从而使得“汉学”与当时的“埃及学”一样,都成为一种以逝去的古代文明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学问。对一种古代文明的研究自然难以成为显学,因此汉学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地位也是必然的。当然,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国现状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实用性,自然也不为从事纯学术研究的西方学术精英看重。因此,尽管有一些现实的调查研究成果(如“满铁调查”等),从今天来看应当说有其学术上的价值,但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中国,并未有人把这类调查研究归入汉学。由于对现实中国的研究被拒之门外,当时的汉学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领地,一个独立于主流学术之外的特殊领地。

   在今天,由于对中国现实的研究已远远超过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原有汉学的界线也已不复存在。此时如果把“中国研究”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不同方面的学者们相互交流研究心得的场所,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中国研究”作为“汉学”的继承者,仍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那么肯定就于理不通了。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是制造出一个人为的边界,把中国研究中的各个领域与外面更广大的学术世界隔离开来,实行自我封闭。中国研究者只有突破心理上的这道人为藩篱,关于中国的研究才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也才能像关于欧美的研究那样,成为主流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言,李、王新著获得邓肯奖一事之所以有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汉学(或中国研究)的局限。换言之,它标志着关于中国的研究开始走出汉学界。

  

   三、“汉学心态”:一种学术弱势群体的自卑心态

  

从一切方面来说,关于中国的研究(这里指的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仅应当成为国际主流学术的一个部分,而且还应当在主流学术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仅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接近13亿,占世界人口的1/5强,而在过去这一比重还更大。在有人口数据记录的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大约每3-4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中国人[8]。从经济上来说,中国也长期占有非同凡响的地位。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认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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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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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视界》杂志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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