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爱波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在当老师的时候，除了讲授关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等作家的课程外，我还给本科生开设了一门名为《高级散文写作》的课。到底高级在哪里，我从来都说不清楚，不过，每年选这门课的学生都在15个左右，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什么来着，那是未来的小说家或诗人。课堂讨论的某些话题是用法、炼词、句法、韵律、隐喻、反讽等等。在一学期总共8周的第6周，我发给学生一份清单，上面有12个左右名字或者历史事件，比如谢尔盖·狄亚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俄罗斯舞蹈家）、弗朗西·普朗克（Francis Poulenc法国钢琴家）、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俄国文学批评家）、1913年纽约印象派艺术军械库展览会（Armory Show）、约翰·凯奇（John Cage美国古典音乐作曲家）、西班牙内战、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美国舞蹈家）和让·谷克多（Jean Cocteau法国作家导演）。我问他们名单上的内容能够辨认出来的有多少。
学生中能辨认出的比例不可避免地非常低，这并不令我感到吃惊。我提到在他们那个年纪（20岁或21岁），我不会比他们好多少。接着补充说，“但是，如果当作家，你们想向世界表明你是有文化修养的人，那就必须知道这些名字和事件以及很多其他内容，还要知道这些为什么重要。这不是考试前背诵的东西，也不是在谷歌上搜出来很快又忘记的东西，而是必须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至少对那些试图追求高雅生活的人来说，这是必须的。”奇怪的是，没有人问我高雅生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高雅生活值得追求。或许一直都是如此，虽然我相信自己在过这样一种生活（或诚渴望过这种生活），但我不敢肯定当时能否回答这些问题。现在，请让我尝试一下如何回答。
1952年，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其中他们列举了文化的164种定义。当然，文化可以指整个文明如西方文化或亚洲文化；也可以指民族、种族、社会阶层的文化如以色列文化或爱尔兰天主教文化或工人阶级文化。在所有这些含义中，它指的都是不同人和族群理解世界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背后的总体渴望和假设。
今天，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或许需要将他们的定义数量大大扩张了，因为所谓的企业文化、专业文化、运动队文化等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时髦词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题目为《成长文化》的书。不久前，电影明星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注意到她与丈夫的文明分手是对“离婚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我说的文化理想是高雅文化，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1869年的书《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确定的文化。阿诺德将这种层次的文化描述为“被人类思考过或说出来的最优秀成果，”但是，在当今时代它已经被扩大到包括了最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和电影等。阿诺德相信，高雅文化根源于“对完美的爱”和“对完美的研究”，源于一种观点，即他那个时代工业革命发展中的新民主需要“普选权的庇佑或者工业文明的精美。”
阿诺德的高雅文化观念背后是部分改造人性的工程。阿诺德认为，实现高雅文化的完美将带来“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条件，这与我们尊重的机械和物质化文明不符。”接受适当培养和训练，这种高雅文化将引导“扩张人性”，把我们从“笨拙”中解放出来，不止看到事物的片面或热衷我们碰巧在追求的某个特定目标。
人们可能认为，阿诺德的文化概念仅限于出身优越的人。他并不这样看。他写到，“在每个阶层，”
都有一定数量天生热衷追求最优秀自我的人，热衷于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将自己与机器区分开来，简而言之就是追求完美。这种倾向的人总会超越自己的家庭出身。让人出类拔萃的特征不是自己的社会出身、财富、地位而是其优越的个性特征。
请不要误解。高雅文化即阿诺德说的作为理想的文化是精英活动---但是，这活动对阿诺德所说的“有此倾向的”任何人都是开放的。
如果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芝加哥大学上学这个幸运的话，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个倾向，也从来没有发现这一点。父母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虽然两人都非常聪明而且能言善辩。但是，他们的菜谱上与高雅文化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父亲感兴趣的是政治和世界新闻，母亲善于判断人的好坏，我们家有很多报纸和杂志，但没有任何书本---据我回忆，甚至连字典都没有一本。对父母及其朋友来说，勉强感兴趣的唯一表演艺术是音乐喜剧。他们及其社交圈的人完全可以在没有文化的情况下过得很好，他们专心讨生活，养家糊口，维持朋友关系，应对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平凡生活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我没有上大学的话，我也应该如此。与常青藤大学不同，芝加哥大学是一个没有丝毫社会势利色彩的机构：在芝加哥，财富、出身、娇好的容貌根本吃不开。（事实上，我曾经听到两个杰出教授（社会科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历史学家阿诺德·米格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在对话中都认定，男研究生如果太英俊了很难做出扎实的学术成果）。在芝加哥大学，真正重要的是知识和智慧：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得多深入和多细腻。
20世纪5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很多最著名的教授都是欧洲人，有不少可以说是阿道夫·希特勒送给美国思想界的礼物：即躲避纳粹和法西斯对犹太人屠杀的欧洲犹太人。其中就有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历史学家卡尔·温特劳布（Karl Weintraub）、宗教史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这些人为此地带来一种格调---这种格调不仅是博学而且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厚重感，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我并不认识这些大师巨匠，但当时走在街上的很多拥有高雅文化素养的人。
在青少年后期的无知深渊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希望模仿这种人。但是，我还是意识到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哲学家夏娃·布莱恩（Eva Brann）很好地看准了我对在芝加哥大学偶然碰到文雅男女的情感反应，她在描述安纳波利斯圣约翰学院的学生时写到：
在我看来，那些学生似乎最值得敬佩了，他们内心那充满敬佩之情，甚至是一种崇拜---他们知道缺乏什么，渴望什么，敬佩什么，模仿什么--要感受到自己现在还差很远的狂喜，心中充满了对更伟大人物和著作的渴望，有承认优越性的自豪感，有从中得到纯粹快乐的慷慨满足。你必须年轻，随着越来越成熟，你对人类同胞中最优秀者的看法变得更客观、更尖锐。但是，如果你被某个杰出人物或作品征服的时刻彻底停止了，这说明你还没有变成干瘪的老头。
在最好处说，芝加哥大学的这些牛人似乎超越争吵，超越赚钱养家的日常担忧，超越党派政治和有辱斯文的地位争夺。（后来我了解到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世界或许有它的运作模式，但是，他们是在另一个不同的、更高层次上玩人生游戏。我也渴望玩这个游戏；我迫切渴望地想知道到底需要什么才有资格进场。能够通过它的大门进入高雅文化领地所需要的就是多年的深入阅读、聆听、观察、和思考。这将养成一种批判意识，让你能够辨认出严肃文化和虚假文化的区别，拥有接受崇高之美的能力。
与此同时，高雅文化批评家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充当守门人，确认低劣作品不会被当作真成果而混入其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有很多人写文章谈到高雅艺术（highbrow高眉）、中庸艺术（middlebrow中眉）和低俗艺术（lowbrow art低眉）。这种区分首先是文学批评家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提出的，一代人之后，被《哈波斯》编辑拉塞尔·里奈斯（Russell Lynes）进一步扩展，详细阐述它们之间的差别和边界。
追求高雅文化往往需要付出代价。一旦上钩，你就再也不能彻底与通俗文化融洽相处了---大众文化，也就是我们多数人成长时的文化和仍然作为主流的文化。一旦人们致力于追求高雅文化，畅销书、获得奥斯卡的电影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所有被当代人喜欢的并不复杂的东西---即便不是没有任何兴趣，至少被认为有些出格了，如果喜欢这些东西往往让你落入既快乐又内疚的情绪之中。
我有一个朋友萨缪尔·李普曼（Samuel Lipman），小时候是钢琴神童，是作曲家和小提琴手皮埃尔·蒙特（Pierre Monteux）的学生，后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当老师，是很有影响的音乐评论家和艺术批评杂志《新评论》的出版商。在文化领域，萨姆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可救药的高雅人士。有一次，在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理事会（我们两个都是理事）的会议之后，我对萨姆说，我注意到他很少提到电影和电视，他说“啊，我觉得电影和电视都是狗屎。”狗屎，我当时想，在尊严上，它们甚至还不如牛屎或马屎。
我的另一个朋友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维持了很高的标准。希尔顿是非常幽默和风趣的人，但是你千万别问他喜欢世界系列节目中的哪个人，或者问他《大门乐队》的歌曲中哪首歌最好。当他在《纽约时报》担任艺术批评家时，他是该报唯一一个被流亡中的伟大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允许采访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同意这么做是因为他尊重希尔顿的严肃性，那是伟大贡献。
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追求希尔顿·克雷默或者萨姆·李普曼等的文化套餐之中。我认识的两位非常有修养的熟人---政治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和现代法国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Weber）都热衷推理小说；我只是最近才了解到研究语言形而上学论者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也热衷推理小说。有同样爱好的还有犹太神秘主义权威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思想类季刊《党派评论》高峰时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是纽约巨人队的忠诚球迷。我曾经看到低男中音歌手布莱恩·特菲尔（Bryn Terfel）在拉维尼亚音乐节（the Ravinia Festival）上穿着曼彻斯特联队的球衣。
希尔顿·克雷默或者萨姆·李普曼相当于是美学或思想上的纯素食主义者，对他们消费的东西极端挑剔。作为批评家，两人都认为，其工作就是将严肃艺术品与矫揉造作的东西区分开，把真品与赝品区分开，把改善生命的东西与娱乐性的有时有害的琐屑内容区分开。不过，他们的权威来自何方？是什么给了他们评判的权力？让他们决定别人花费多年辛苦创造出来的东西，虽然很多其他人真心喜欢，仍然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权威就来自他们思考艺术几十年的经验和他们对艺术真诚的热爱。他们能通过有说服力的论证影响他人的观点。
文化是过去的连续体：一个没文化的人只知道现在或只能生活在现在。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像阅读经典作家那样令人开心---事实上令人兴奋，你会发现他拥有类似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这常常是阅读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很多世纪就离开这个星球的贺拉斯、蒙田、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等人的著作时，我拥有的感受。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一篇被称为“佩尔西乌斯序言”的短文中非常精彩地谈到这个问题。他提供了阅读公元1世纪拉丁语诗人和讽刺家佩尔西乌斯的18世纪后期版本的观察。威尔逊1927年在意大利餐馆和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里读到这个版本，感觉到他自己“与过去连成一体的持续性意识，与佩尔西乌斯以及该书编辑威廉·德拉蒙德（William Drummond）的心灵契合，以及这种顽强持续存在的精神，这让他感到亲切和温暖。”这种文化纽带让埃德蒙·威尔逊能置身于当今的政治和喧嚣之外，哪怕只有非常短暂的几分钟，它强有力地提醒他意识到，对于文化人来说，
除了与死者的著作结盟之外再没有其他事可做，他们与大部分活着的人的无知格格不入，以至于那个经过多少次开始的巍峨大厦即便令人沮丧地被化为废墟，仍然作为表现人性的指挥部而高高矗立。
威尔逊所指的建筑当然就是文明。
这样谈论高雅文化是否很势利的做法？果真如此，那归咎于我的表达不当。寻找人类最好的思想和言论没有任何势利之处。正如前文注意到的那样，它是有一种精英主义色彩，这个词在当今追求平等的年代听起来比势利鬼更为恶劣。通常来说，文化精英主义者就像美食家那样只喜欢最好的东西，并将其挑选出来。但是，他们如何决定什么最好呢？从传统，从文化精英主义者前辈，从他们不断修炼的美学和思想敏感性。他们用曾经刺穿耶稣基督的那杆枪---朗基努斯之枪（Spear of Longinus）认定高雅文化是那些提升灵魂、长久留在记忆中，并能在不同文化中都具有吸引力的艺术品和思想。文化理想当然是精英主义者，但是正如马修阿诺德注意到的那样，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所有希望做出努力来实现那个理想的人都是开放的。那些反对艺术中的文化精英主义冲动的人犯了错误，他们把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混淆起来了。成为文化精英主义者并不消除人们在政治观点上成为民主派的可能性，甚至是坚定的左派。澳大利亚艺术批评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宣称在这点上，他就是分裂的。和谐自然地将热爱高雅艺术与左翼激进派身份于集于一身的证据就体现在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文学与革命》的最后几句话上。托洛茨基写道，他的梦想是在共产主义下，“人们变得更强壮、更聪明和更含蓄；身体变得更和谐，运动更有节奏，声音更有音乐之美。这种生活形式变得更有活力和戏剧性。普通人也将提升到亚里斯多德、哥德和马克思的高度。”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设想的理想社会中，阶级斗争已经终结，人人都习得高雅文化。
那么，人们如何获得文化呢？高超的智力水平并不是答案。我认识很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那些人的智商毫无疑问是如平流层那样高不可攀，但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文化。甚至最娴熟的老师也别指望能将文化传授给学生，如果他们本人有文化的话，他们能做的最好事是让学生有机会瞥见真正优越的东西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大学教育本身从来就不够，虽然它能给感兴趣的学生接触文化的有用指导。正如在所有非职业教育领域一样，在文化领域我们都是自学成才者---也就是说全靠我们自己。没有普遍公认的习得文化法。没有100本最重要的书、200首音乐经典作品、300幅重要画作、400部最佳电影等之类清单。就我自己能决定的情况而言，还没有出版过《笨蛋文化指南》之类书籍，虽然这样的书正准备出版也说不定。并不存在掌握文化的指南、清单或其他捷径，未来也决不会有。悲哀的真相或者悲哀的消息是，人们从来不是以获得如管道工证书或者注册会计师的方式真正获得文化的。如果有人说，他是有文化的人或自认为有文化有身份，那他肯定就像自认为长得有魅力的人一样不是有文化的人。真正有文化的人从来不会这样想。在努力获得文化的过程中，人们毫无例外都会极度失望。其他人很快就会发现谁才是真正有深度的人，令自己的文化显得微不足道。
人们会轻易地发现，早期的文化标准要比我们现在高出很多很多。19世纪的时候，如果不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没有人会指望被看作有文化。在18世纪，乔治·华盛顿在法国旅游的时发现他不会说法语而非常尴尬。人们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缺陷，意识到有文化的人应该拥有的那种知识的巨大差距：对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知识，对宗教音乐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的知识，对包豪斯建筑学派（Bauhaus）影响的知识等。做个有文化的人意味着知识和兴趣的全面性。当然，没有人掌握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人是真正的全才，这就是为什么谁也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为什么文化本身仍然是个理想的原因。就像很多理想一样，高雅文化虽然值得追求，却最终是可望不可及的。
请让我在此暂停一下，提几个我认识的最接近这个理想的人。第一个是雅各·巴赞（Jacques Barzun），他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最伟大时期一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就会立刻想起的人物。他1907出生于法国拥有浓厚艺术兴趣的家庭，他父母的朋友有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画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Edgard Varèse）等人，巴赞在青少年时期来到美国，后来又返回美国，在此度过余生。他是文化史家，在谈论马克思、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达尔文、美国大学教育、法国音韵学、英语语法和使用时，没有一项不是权威人物。在他90岁时出版了文化综合著作《从黎明到衰落》。他对大众文化点到为止，就算这样他也知道棒球还编辑了侦探小说文集。巴赞是令人钦佩的人物，一点儿不让人觉得枯燥乏味。他成年时期大部分时间在教书，但就其世界文化素养和大城市派头而言，似乎远远不只是一个学者。
我通过朋友爱德华·希尔斯结识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编年史的领袖人物阿诺德·米格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希尔斯安排他来芝加哥大学教了半年书。他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成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迫使他从出生地图灵逃往英国。我不知道米格利亚诺到底懂几种语言，但我曾有一次注意到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办公室，他的书桌上有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语版小说。他似乎什么都知道。有一天早上，我和亨利·詹姆斯的传记作家里昂·埃德尔（Leon Edel）在教师俱乐部共进早餐，就在那时，阿诺德进来了。我将他介绍给埃德尔，我告诉阿诺德此人正在写一本有关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书。如果你加入到我们那天早上的餐桌对话，你会认为，阿诺德已经写过这样一本书了，他用带着意大利皮埃蒙特语口音的话说，“关键人物当然是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他在这个话题上的知识竟然如此彻底和深入，那是与他的研究领域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我曾经写过，如果有一种不是琐碎但很严肃的追求比赛的话，阿诺德肯定会得冠军。
休伊·劳埃德·琼斯（Hugh Lloyd-Jones）是牛津大学希腊语教授，与威斯理安学院古典学教授玛丽·莱夫克维茨（Mary Lefkowitz）结为伉俪。玛丽本人是古典学方面的知名作家。休伊是很有魅力的人，性格诙谐幽默，笑口常开。两口子很恩爱，两人关系充满幸福、快乐，所以与他们在一起非常开心。休伊有次告诉我，当玛丽为他熨衬衫时，他为了给乏味的工作增加点乐趣，就读给她听亨利·詹姆斯或者普鲁斯特的作品，这简直就是《美国歌德式》（American Gothic）的高雅版。（那是一幅油画，于1930年由格兰特·伍德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所画。画中一男一女，男人的眼睛直直地向前平视，双唇紧闭，黄瘦的脸上表情十分严肃，鼻梁上一丝不苟地架着圆圆的眼镜。该画与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野牛镍币和山姆大叔被称为美国文化的五大象征。---译注）
我眼中的上个世纪最有文化的美国小说家候选对象是薇拉·凯瑟。美国现代作家通常都文化水平不高。海明威不高，菲茨杰拉德也不高，福克纳也不高。虽然他们都很有才华，但他们都不能写出超越自己有限知识范围的东西。凯瑟出生于1873年的弗吉尼亚，在内布拉斯加州雷德克劳德（Red Cloud）的小镇长大。通过自学成为更大世界的公民。作为作家，她超越了国籍、政治和性别，像所有最伟大的艺术家一样雌雄同体的。事实上，薇拉·凯瑟已经将自己欧洲化。她崇拜福楼拜的小说，豪斯曼的诗歌、亨利·詹姆斯的一切，亨利·詹姆斯本人也是获得世界主义文化的美国人（正如艾略特注意到的那样），将自己变成欧洲人，但不知道具体属于哪个国家。凯瑟的个人文化允许她不仅描述成长时接触和熟悉的北欧移民，而且描述艺术家的生活（有关两个19世纪法国神父拉托尔（Fathers Latour）和瓦利恩特（Father Vaillant）的生活的《云雀之歌》，在新获得的新墨西哥领土上建立教区的《主教之死》）。当然，文化并不能让人成为作家，但在凯瑟的案例中，它能扩展你的视野，大大扩大你的接触面。
凯瑟的《主教之死》的小细节是：有人给拉托尔神父（现在是主教）端上来一碗瓦利恩特做的油煎面包块儿洋葱汤，品尝了之后，拉托尔回答说，“我不是反对你的才干，约瑟夫，但是，当人们想到像这样的汤，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它是不断精细化的传统的产物。在这碗汤里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千年之久的汤---只有文化底蕴深厚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话。人们可能补充说，文化本身就是需要数千年才能完成的一碗汤。
一个世纪多，美国人的文化地位一直在欧洲。欧洲拥有所有伟大作家、画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表演艺术家、最华丽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教堂。有文化兴趣的美国人到欧洲去就像前往圣地麦加朝圣一样，经济实力雄厚的人甚至就呆在欧洲作为侨民。从文化上说，当美国人让人觉得像个土包子乡巴佬；甚至在20来岁作为真正的乡巴佬时，我还觉得真正的文化就在大西洋彼岸呢。
但是，过去世纪经过几十年之后，这种情况看起来在发生了变化。在纽约，抽象的表现主义学派成为视觉艺术领域的核心。重要的画家都是美国人；重要的诗人也是，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美国出生的艾略特（T. S. Eliot）等一代诗人在重要性上即便未必超过叶芝、豪斯曼和哈代的诗歌，至少能够与其媲美。接下来一代的领袖诗人奥登（W. H. Auden）选择在美国度过其文学生涯最辉煌的时代。欧洲指挥家在领导波士顿、费城、纽约、芝加哥的交响乐团。文化本身也整体漂洋过海了吗？美国是欧洲希腊的新罗马吗？啊，现在看来，希望似乎太过短命了。
今天，美国的高雅文化陷入严重的衰落中。（我想补充说，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细节。）比如，当今视角艺术很少存在---也就是说，好像更多是有关金融投资而非美学表达的观点和意义。曾经作为高雅文化核心的诗歌现在已经堕落为一种圈内人的体育活动。虽然诗歌在美国的受众从来就不大，但今天这个群体也在萎缩之中，当今阅读当代诗歌的人恐怕只有写诗的人或评论诗的人了。还有很多人像迫不及待地期待索尔·贝娄（Bellow）、马拉默德（Malamud）、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等人新小说一样在期待着迈克尔·查邦（Michael Chabon）、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或乔纳森·萨凡纳·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 ）的下一本小说面世吗？我相信不会有了。
1959年，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预测“小说将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消亡或者奄奄一息。”现在开始看起来这个预测有些道理。当今美国严肃音乐已经不再能产生亚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s）、维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s）、萨缪尔·巴伯斯（Samuel Barbers）了。传统古典音乐表演的听众在减少。美国剧院的前途，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尤金·奥涅尔（Eugene O'Neill）和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剧场也在萎缩，如果不是彻底消亡的话。当今哲学，我一直在看到描述为试图发现蜡烛的火焰在其燃尽之后，似乎越来越多地投身于（用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话说）“从解决方案中猜谜”。撰写克劳蒂斯（Claudius）、尼禄（Nero）、维斯帕西安（Vespasian）等皇帝在位时期的文化的克里斯蒂安·蒙森（ Theodor Mommsen）注意到“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其平庸乏味。”这或许可以被用来描述我们当今生活时代的文化。
在尝试给出答案之前，或许值得提醒我们意识到高雅文化的前景。它提供的是对现今专制的一种逃避。西塞罗写到，不要记住你的过去---他说的过去的意思是孩童时代。高雅文化，虽然常常是在先锋派前卫艺术的旗帜下前进，其实总是有关传统的。有文化的人有伟大著作的标准和追忆，即便不是通过个人体验至少是通过文学、历史和哲学实现的。没有对过往的回忆，要想超越平庸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1965年，温斯顿·丘吉尔去世之际，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对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说：
丘吉尔之死提醒我们，我们才智的局限性以及我们的义务。没有比提醒我们自己和学生意识到政治伟大、人类伟大和人类智慧巅峰更高和更紧迫的义务了。因为我们应该训练自己和其他人看到事物的本来样子，这首先意味着看到其伟大和苦难，看到其卓越和卑劣，看到其高贵和胜利，因而从来不要把平庸看作真正的伟大，无论它多么精彩。
如果从文化上说，我们的时代是平庸乏味的时代。如果作为理想的文化概念受到质疑，这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有人会说数字时代不可能是文化富裕的时代。在显示器像素和印刷品争夺的战争中，现在显示器像素似乎远远跑在前面。智能手机、iPad、电脑虽然有多种好处，但它们不能鼓励沉思默想。它们更看重信息而不是知识，信息当然不是知识。略读、浏览、发微博、维基百科词条迎合的是短暂关注，连短暂的注意力集中时间都产生不了。如果我给当今学生一份早先提到的名字和事件清单，他们可能纳闷，我究竟在谈论什么东西：“西班牙内战、1913年纽约军械库艺术展”，没问题，我谷歌一下。上谷歌查一下，狼吞虎咽一把，我们根本不再谈论如何获得必要背景，找到相互联系的威力的愉悦感，那是获得文化的第一步。
当今大学的政治，至少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已经不再帮助学生培养对高雅文化的兴趣。恰恰相反。学界的女权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在得势之前早就已经宣称他们对课程表中“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的支配地位感到不耐烦和乏味无聊了。他们或许已经宣布了对高雅文化本身的战争。除了少数著名的例子之外，古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简·奥斯汀（Jane Austen）、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高雅文化的主体。在为每个文化和民族争取平等利益时，当今大学已经成为思想上的平等机会机构，艺术和智慧领域与平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结果是美国大学，除了个别著名的例外，都越来越不可能成为令人信服的高雅文化典范，更少提供让师生从中获益的模式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傻逼”。在文中，我区分了对现在知道很多的人和有知识的人，前者如电视专家，对新闻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后者包括那些不仅对现在而且对过去都了解很多的人。还有一种人是那些为自己知道下一场大事和其他很多事而我们其他人还都蒙在鼓里而感到自豪的人。最后一种是有文化的人，在可能的时候尽量限制自己只去了解真正值得知道的东西。
今天的大部分人更愿意花费时间收集越来越多的信息。现在我们人人都拥有这种过剩，这种信息瘟疫到底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我能看到的最好情况是两个结果：人们认识世界的幻觉，形成观点，形成有关一切的观点，无数的观点。观点很好，有时候的确有必要，但是，我从来不能动摇奈保尔（V. S. Naipaul）对小说《游击队》中一个人物的精彩评论，“她有很多观点，但加起来并不能构成完整的视角。”文化，真正的文化帮助我们形成复杂的视角。多年前，有人问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对英国加入欧盟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求我对此要有看法呢？”对于当代政治哲学家来说，说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同寻常，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后来，在阅读了奥克肖特的《笔记》后，读到的两个有趣的段落让我明白了原因，他说，首先“受过教育意味着知道人希望知道的多少东西，并有勇气不受超越界限之外东西的诱惑。”其次，文化“教导我们存在很多人们不想知道的东西。”在当今时代，所谓的信息时代，我担心，认识到“人们不想知道的东西”并不是文化能赋予我们的最伟大礼物。
返回到马修·阿诺德文化抓住了人类本性变化的前景预测。人们必须承认，这个结果到现在为止并不是特别令人鼓舞。但是，有些人幸亏没有文化的帮助，仍然拥有天然的好心灵，其他人因为宗教而拥有很高的行善标准。至于文化给予拥有文化者美德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演奏贝多芬。虽然如此，通过清除现在的噪音和庸俗，赋予人过去的视角，与高雅文化的接触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因此也更有趣得多。对不起，马修·阿诺德。我来说，这样的回报就已经足够了。
译自：The Cultured Life by Joseph Epstein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the-cultured-life/article/2007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