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生:“瓜菜代”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16:03:47

苍生  

  

   作者按:这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得东西,当时不敢拿出来,却保留至今,但都是过去所见、当时所想,当然有很多不合时宜,今斗胆发出,请参考。


  

   在我对往昔的回忆里,最深刻、最不能令人忘怀的莫过于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了。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平凡的三年,也称“瓜菜代”时期。

  

   对于“瓜菜代”,凡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瓜菜代”,“瓜菜代”,就是没有粮食,以水瓜青菜代替粮食充饥的意思。近些年来,反映“瓜菜代”时期的文字,不时见诸报端、书籍。“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人们渐渐敢于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形了。最有权威、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中,对三年困难时期,做了较为客观的评述:“由于我们主观上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又说:“由于1958年以来大跃进的错误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当时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党史》作者还心情沉重地说:“当时农业所提供的商品粮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最严重的是全国普遍缺粮,人均粮食消费量大幅度下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但这仅仅是官方文字中笼统的评述而已。著名的散文作家马瑞芳在一篇文章《煎饼花儿》中写道:“等到中学校长预言的共产主义到来的岁月,地瓜已变成了‘高档商品’,我们堂堂高等学府竟供应起连狗都不予问津的‘代食品’来。好在有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替我们承受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重压,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提高了大学生的助学金、伙食费,大学里竟没有出现饿殍。”[散文1981,第10期] 又一位著名的散文作家在另一篇文章《石穿》中写道:“那是1958年11月,------浮夸的口号吹破天,而老百姓锅里却煮着野菜,老人的脸又胖又亮,但那是得了浮肿病。因为国家也得了浮肿病,娃娃们饿得直叫唤,再响亮的口号也掩不住他们的哭喊。”[散文1981,第10期]  但这也仅仅是上层的知识分子远距离的观察和居高临下的感受而已,还实在不能算是深入到老百姓的内部,下到最底层,下到灾难最深重的地区群众中间去亲自详细记录下那些悲伤的故事,然而,仅凭这些也就够令人惊心动魄的了。

  

   在那个时代,尽管人们饿得心发慌、眼发蓝、腿发软,但谁又敢说挨饿呢。哪一个斗胆包天公开说挨饿,就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轻者挨斗,重者判刑,无异于自己找麻烦、找死。因为“社会主义是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是不会挨饿的”,“党是英明伟大、无比正确的”,“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况且“世界上还有三十亿受苦受难的人民”,比我们还差,正处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呢?更不要说有谁写出以上这些文字了。官方的报纸上、刊物上,连篇累牍的是歌功颂德、歌舞升平的文字,是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一日千里、万象更新的消息,是一派不能再好的大好形势。这也就难怪当时的一些作家,如杨朔等,他们的文章中为什么不见“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子了。

  

  

   人活着,除了阳光、空气、水分是生命的必要物质之外,最重要的要算食物了。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们的第一件大事”,“人是铁头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从帝王将相到市井小民,都深知个中三昧,懂得食物的重要。见面先问:“吃了吗?”已经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相沿成习、不可或缺的礼仪。然而,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缺少的正是食物。饥饿,那是任何一个体验过那种滋味的人都清楚的,那是最难熬最痛苦的人生体验。心慌、气短、无力、焦灼。它让你坐立不安,它让你六神无主,它让你精神崩溃,它隐隐约约地宣布你的生命已经受到了严重地威胁。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可不是一顿、两顿,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三年,------,在当时,甚至是让人看不到尽头的漫长的饥饿岁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少吃没喝,饥肠漉漉。饥饿的人们煎熬着,坚持着,挣扎着,互相掺扶着,互相救助着,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地度过了那段艰难而又漫长的日子。

  

   造成那种灾难深重又空前绝后的局面,有天灾,但更多的怕还是人祸。三年困难时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上,恐怕都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沉重的一页。它锻炼了人们,考验了人们,也深深地教育了人们,让人们在饥饿中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多么的崎岖,多么的坎坷,也让人们认识到不负责任的大哄大嗡,不切实际、不讲科学的瞎指挥,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长官意志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会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多少灾难和痛苦。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即:我们的革命究竟为什么?我们搞社会主义究竟为什么?我们一些人的主观能不能看在广大人民利益的面上,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三年困难时期终于过去了,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是一个能以吃苦耐劳而著称于世的民族。直到今天,凡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岁月、尝过“瓜菜代”滋味的人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会互相勉励说:“瓜菜代都过去了,还有什么过不去”。草木之人,没有爬过雪山,没有过过草地,一提就是“瓜菜代”。人们是以“瓜菜代”自豪呢,还是“瓜菜代”确实给他们留下了什么?我以为还是后者。“瓜菜代”时期,那种死里求生,咬牙坚持,顽强挣扎,坚毅刚强的精神,深深地牢牢地印在了那一代人的心里,至今令人回忆,令人深思。那是一个全民族参与的死的洗礼,生的炼狱,中华民族在“瓜菜代”的年月里活了过来,涅磐,新生。

  

   三

  

   提起“瓜菜代”时期,现在的孩子们不少人以为不过就是三个年头困难一点儿,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的断裂下陷带,到1959年忽然从天上掉下一个“瓜菜代”来。其实不然。它的发生发展是有前因后果的。我以为它是中国这列沉重的列车,在前进的道路上应该避免然而又难以避免的、负出昂贵代价的弯路。是一次历史的必然。道路的偏离,困难的开始,恐怕要上溯到以前。

  

   1949年,经过近三十年艰苦卓绝斗争、走过曲折坎坷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终于夺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一日,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夺得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巩固政权方面必然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如国内,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三反五反,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外,则团结和联系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争取取得国际的承认和支持,使新生的政权站稳脚跟。在外部、内部压力均极大,军事、政治、经济都面临重大困难的情形下,采取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得以迅速巩固了政权,医治好长期战争的创伤,

  

   消灭和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实现了大陆地区的基本稳定和统一,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开始走上了建设生产的正确道路。

  

   无论怎么说,现在的人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那一段,都会发现,在取得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人是表现了全心全意,励精图治,要以一个全新的统治阶级的面貌,开创国家历史的新局面,要建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丰功伟绩。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确实表现了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和恢宏气度。“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诗词,形象的反映了他们当时傲视千古的心理状态。全国人民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也全部呈现了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对新政权抱有极大的信任。热情洋溢,精神焕发,积极投身到各项政府所提倡号召的运动中去。

  

   然而,年轻的共和国,毕竟是幼稚的,似乎需要特别地加以培育和保护。人们更多的是沉浸在欢呼胜利的氛围之中的热烈情绪和对于一个刚刚出现的所谓新时代的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和茫然观望。百废待兴,万端簇集,开国规模,史无前例。恐怕连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也未必十分具体地明白,在这张一穷二白的白纸上究竟要画成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摸索、探讨。当社会的生活在运行中出现一些来自各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时,一些人就警惕地把它们与新政权的能否存在联系起来,与国内外的所谓“敌对势力”联系起来,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头脑神经质起来。加之一些人求成心切,好大喜功的急躁心理和缺乏管理国家、进行和平建设的经验,就错误的判断了形势,不能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观主义严重,过多的考虑了自己夺得的政权的存亡问题,甚至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某些个人和小集团的既得利益,在政治领域,以革命的名义,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所谓的斗争。如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反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反胡风斗争,反右斗争,反彭德怀的斗争等。也许有些斗争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但现在看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必要,甚至是完全不必要或错误的了。在经济领域内,则过早的过急的实行了“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在人们对农业合作化还不理解,还不能充分认识和接受,也根本不适应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农村主观武断地推行大集体,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一年一个样,频繁升级,1958年就飞跃成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大哄大嗡,贪大求快,头脑发热,大刮“共产风”。竟不许本来分散的一家一户的经济还比较贫穷的农户自己生火做饭,轰到一起吃“公共食堂”,想“一个早晨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火苗”,说“到1962年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说“十五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人们当时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如坠五里雾中。有人说“走快了”,毛主席大笔一挥,批评道“右倾”,“小脚女人”,“是想阻挡社会主义潮流的机会主义者”。于是一些人因想不通而陷入灭顶之灾。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的高潮已经到来了”。什么“穷棒子社”,“三条驴腿”的经验典型满天飞。地里本来不收粮食,却大喊“千斤麦子万斤薯,棉花打到二百五”。高指标、高产量、高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红旗招展、敲锣打鼓、喜报频传”的不过是一些只为了上级高兴的弄虚作假的数字。让人们不禁想起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烽火戏诸侯”“千金买一笑”。后来人们说:“那,哪叫过日子,简直是存心瞎折腾。”

  

   事实胜于雄辩。当时严重地脱离实际的形势,导致命令主义横行,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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