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中国式社群世界主义

——全球治理的一种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7-07-14 11: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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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导读]自由世界主义是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元理论基础。自由世界主义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割裂成两个单独的部分来进行讨论,这使得全球治理理论面临结构性困难。基于中国传统的社群世界主义观念可以克服自由世界主义的缺陷。互助是社群世界主义的行为逻辑,动态向心体系是社群世界主义的内部结构,而友爱的世界是社群世界主义的结果状态。社群世界主义主张,要在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向全球治理目标推进,同时,全球治理的价值要首先转化为国家内部的治理行为。全球治理的最终实现需要建立在各国的国家治理状况均等化的基础上。社群世界主义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些新理念系统化和理论化,同时也为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互动实践提供一种整体规划。

  

   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治理机制的碎片化;二是治理过程的冲突化。全球治理导致的问题与其将自由世界主义作为其元理论基础有密切关系。以自由世界主义为支撑的全球治理观念将其与国家治理对立起来,这是全球治理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困难的症结所在。本文提出社群世界主义的概念,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资源,考察中国传统中的社群世界主义理念,以期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提供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了互助逻辑、动态向心体系和友爱的世界等一系列概念来支撑社群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

  

一、自由世界主义与社群世界主义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从全球范围和全球视野来试图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案。全球治理是全球化运动的副产品,也是全球性问题大量出现后的必然要求。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得全球范围的连接成为可能,因此,在十九世纪末期出现了第一次全球化的高潮。全球化的第二次高潮则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全球性互动和全球性连接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全球治理就是在广泛和深入地利用全球性连接的基础上解决全球性问题和规避全球性风险的一种行为模式。

   因为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世界主导的,所以作为对全球化回应的全球治理自然也受到西方世界的强势影响。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发展上。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例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明确把世界主义看成是重构全球治理的元理论基础。

   然而,目前西方主流的世界主义带有很强的自由主义特征,这也是导致全球治理理论在实践中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根据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的界定,西方各种不同的世界主义理论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个人主义,即所有世界主义理论的终极关怀单位(ultimate units of concern)是个人而非家庭、部落、族群、文化或宗教共同体、国家等;二是普世性(universality),即作为终极关怀单位的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三是普遍性(generality),即个人作为终极关怀单位的这种地位是普遍性的,有着全球范围的效力。而这三个特征无疑都是自由主义的特征,因此,可以说,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主义是自由世界主义。自由世界主义是以个体为终极关怀单位,以普遍性的个体权利实现来推动个体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一种理念。

   但是在实践中,以自由世界主义为支撑的全球治理却面临诸多困难。譬如,自由世界主义和全球治理理论家们都强调,全球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移民接收国看重移民的技术或投资身份,所考虑的是移入者给其国家带来的贡献与其国家给移入者提供的福利之间的剩余值。同时,在对待新移民的过程中,移民接收国多数都运用了选择性适用法律的策略。意大利哲学家吉乔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用赤裸生命(naked life)这一概念来描述移民在流动中的脆弱地位,即在进入移入国之后,移民的政治联系和社会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剥离,因而生命可能会处在一种潜在的暴力之中。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也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公民对非公民的支配(domination of noncitizens by citizens)是一种不正义的但却是普遍的现象。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世界主义割裂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辩证关系。自由世界主义者往往把全球治理的属性看成是反国家治理的,并把国家治理看成是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阻力。在各国的具体实践中,那些带着自由世界主义面纱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家们往往把全球性力量与个体性力量组合起来,一起去抨击国家力量和国家治理方式。他们强调个体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权利,但是却忽视了一点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国家仍然是为个体提供完整权利保护的最重要载体。

   那么如何为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提供一种思想支撑呢?实际上,在国外的政治哲学研究中,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内在的缺陷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因此,要克服和调和世界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可以从社群主义中寻找灵感。在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出现了一大批社群主义的思想家,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这些思想家都强调社群对于个体存在的构成意义。譬如,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会被一种共同体感所约束。这些成员会认识到共同体感的重要性,而这种认识是由他们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所决定的。麦金泰尔强调,个体的人格塑造和道德选择并不是先天的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个体所参与的社会实践经历以及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沃尔泽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讨论社群的重要性。沃尔泽认为,我们所分配的物品是社群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成果。那么关于物品的分配正义则必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受到一定的社会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影响。社群主义提供的一个重要思路是,社群或共同体对于人类是非常重要的,而到目前为止国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群。

   用社群主义来调和世界主义可以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关系有效地整合起来。但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将社群主义看成是与世界主义相对立的概念。譬如,库珀认为,世界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世界主义者认为只有个体自主性有内化价值,而社群主义将某种内化价值附着于集体自主性之上。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将社群主义与世界主义相对立起来,是因为西方的主流观念把自由世界主义看成是世界主义的全部,即用自由主义来定义世界主义的内涵。实际上,社群主义的特征对于调和世界主义非常有帮助。例如,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首先基于强烈的社群归属,同时这一观念也具有世界主义导向。比如,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表述中,家庭、国家与天下这三种不同规模的社群相互嵌套,同时其间又没有明显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因而可以实现内外互推。换言之,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把西方人看来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力量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中国人是从社群观念出发,然后在其基础上观察和理解世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社群世界主义(communitarian cosmopolitanism)的观念。本文力图对以中国传统为思想基础的社群世界主义做进一步的归纳和解释。

  

二、互助:社群世界主义的基本逻辑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一种社群世界主义观念。在这种观念系统中,人们之间行为的基本逻辑既不同于西方的交易逻辑,也不同于西方的权力逻辑。笔者尝试用“互助”一词来定义这种基本逻辑。那什么是互助呢?互助是一种以主动方的主动性帮助和被动方的回报性帮助为内容的互动过程。主动方的行为内容是主动性帮助(即施予对方某种物质或精神上的增益),而被动方的行为内容是回报性帮助(即用某种物质或精神上的增益回报主动方)。

   具体而言,互助逻辑有如下特征:

   第一,互助逻辑是一种赠予的逻辑,或者说是友爱的逻辑。当己方的某些资源非常充裕时,其边际效用会逐步减少,而此时如果把这些资源的一部分赠予给别人,那么这些资源的总体效用就会增加。《论语》对这种赠予逻辑及其结果效用的表述是“惠而不费”。帮助别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方的回报,但是客观上会造成相互帮助的结果。

   第二,互助不是一次行为,而是多次行为的组合。互助方在不同的互助行为中的角色和主动地位也是不同的。在上一次积极行为的主动方在下一次互动中可能成为被动方。这种互助不一定是主动方和被动方依次交叉进行的,而多数会是在不规则交叉的互动下进行的。互助的过程实际上是信任信号的相互传递过程。这种信号传递对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错误知觉会非常有帮助。

   第三,互助存在程度的等差。互助行为既体现在家庭关系中,也体现在朋友关系中。当然,互助的时间跨度和互动深度在不同的关系中是不同的。

   第四,正向互助互动会促使关系升级。正向互助是指行为体双方用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对方,从而使得互助可以顺利地延续下去。这在《论语》中被描述为“以德报德”的过程。

   第五,负向互助(或可称为“互恶”)则会导致关系弱化或破裂。这在《论语》中被描述为“以直报怨”的过程。互助暗含了一种群体性学习的逻辑。假若某人不按照互助逻辑行事,那么社群中往往会产生对此人的负面评价。这种社群的压力会促使行为方按照互助逻辑做出行为。

   第六,主动互助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忠道。忠道的内核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所反映的是一种整体性观念,这一点与西方的个体性观念有鲜明的差异。西方的个体性观念导致的行为逻辑是自助,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现实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中影响最大。而儒家则更多地是一种整体性观念。儒家既关心自身,同时也关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儒家的理念是,个体的成功要建立在群体内成员相互帮助的基础上。

   若将上述几点应用于国际层面,我们不难发现互助逻辑与权力逻辑有着明显的区别。互助行为的双方并不是一种权力关系。在互助行为中,双方的关系是开放的。主动性帮助方并不要求通过施惠来改变对方行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互助关系中,主动方和被动方是不断变化的。在第一次互助关系中的被动方,而在第二次互助关系中则可能成为主动方。因此,主动方与被动方并不是固定的权力关系,而且基于结构和情境的施动关系。换言之,互助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相比而言,权力逻辑所导致的问题在于是权力关系双方界线过于明晰且固化,因此也其内含有强烈的冲突性。在权力逻辑下,全球治理会激烈地表现为权力的施加与反抗。

   互助逻辑与交易逻辑也有所不同。在交易逻辑中,常用的学术词汇是互惠(reciprocity)。基欧汉用条件性和对等性来定义互惠的基本特征。交易逻辑是在时间限定的情境中完成的,并且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契约中有清晰的展现。交易逻辑对现代商品经济以及全球化的兴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交易逻辑也存在其问题。具体而言,交易逻辑把人类社会的所有行为都泛化为交易行为。结果,世界变成了一个冷漠的、缺乏友爱的世界。

与交易逻辑强调交易过程的时效性不同,互助逻辑在时间上则是相对宽松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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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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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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