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大学忆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6 次 更新时间:2017-07-07 11: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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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我1978年参加全国高考,最终的成绩委实令人惭愧,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后果(其实由于种种原因,我小学和初中加起来也就读了六年),在数学这门科目上充分反映出来:28.8分的成绩,差一点将自己的“大学梦”敲个粉碎。幸亏历史、政治、地理诸科均取得了85分以上的分数,才使自己侥幸以357.3分的总分,跌跌撞撞挤进杭州大学(今已并入了浙江大学)的校门(当年杭州大学文科的录取分数线据《浙江日报》记载,为330分),成为该校历史系的一员,开始了前后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

   杭州大学在当时是一所省属“重点”综合大学,类似于安徽省的安徽大学、河南省的郑州大学、辽宁省的辽宁大学,在全国诸多的综合性大学里,属于高不凑、低不就的角色。比起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来,它无疑要低上一个档次;可在同类的省属综合大学中,它似乎更显山露水,名头要响亮一些。而就一些系科而言,与众多全国重点大学相比,亦未遑多让:象中文系就有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蒋礼鸿、陈企霞、胡士莹、蒋礼鸿、徐朔方、刘操南、汪静之、沈文倬等一流权威,历史系有沈炼之、陈乐素、黎子耀、徐规、毛昭晰、胡玉堂、王正平等著名专家。这样的特殊地位,使得它多少有些不安分,老是想“婢学夫人”:一方面企冀向全国重点综合大学看齐,逐一日之长,另一方面又想在同类性质的学校中称尊,引领风骚。既自尊又自卑,不知道拿自己该怎么办才好。这也多少影响到我们这些学生,老是由于自己成为杭大人而思想躁动,心猿意马:既遗憾于自己不够争气,与全国重点大学失之交臂;又多少满足于自己能搭乘上杭州大学这一趟班车,未至于一撸到底,让他人笑话。

   踏进大学的门槛之后,方才知道上文科,混文凭原来是这般轻松自在的事情。大学大学,实际上就是大而化之地学,稀里糊涂地熬年头,至少做历史系的学生是如此。平时,老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念讲稿,学生在底下如留声机似的记笔记。谁勤快,谁专心,谁本份和老实谁的笔记就详尽和具体,谁就是成绩出众的好学生。

   学生通常活动规律是:上午应付上课,下午就自由活动。午睡一睡就到3点以后,然后便一身轻装,冲上操场踢足球、扔篮球、玩排球,满身大汗冲完澡,便是进晚餐的时候。填饱肚子,老实一点的,夹上书包上教室自修功课,潇洒一点的,不是到西湖边上观夜景,便是去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翻杂志,最最不济,就呆在寝室里侃大山,摆龙门阵。只是到了每学期临近考试的那段时间,才稍稍有一点学习的气氛:从几个平常听课最认真、笔记最勤快的同学那里借来笔记,拣自己认为有可能会考试的内容抄录下来,然后努力调动大脑记忆的细胞,尽可能地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等到考试之时,再把它们一一誊抄到答卷纸上。背得多的,少错讹的拿八、九十的高分;丢三落四背得不够全的就得六、七十分。好在最后一个不落地都能够顺利过关,皆大欢喜。4个学年,8个学期,就这样“从终点又回到原点”,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轻松自在地走了过来,直教那些学理科的同学羡慕得要命、嫉妒得吐血!

   杭州大学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武林门外往西1公里处的西溪,距离“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只不过步行20分钟的路程,乘公共汽车票价才花4分钱。著名风景胜地黄龙洞离得更近,散步10分钟便可到达。尤其让我们这群穷学生高兴的是:当时景点都免费开放,可以做不速之客,自由出入。于是乎,大家“却之不恭”,动辄到黄龙洞消闲,1角钱一杯龙井茶(自然不是正宗的),2角钱一包葵花子(口感还挺不错),三、五个人围坐在一起,闻花香,听鸟鸣,赏云彩,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下午。兴致高涨的时候,还可以到初阳台、保俶塔、岳王庙凭吊遗迹,到西子湖操桨划船,自自在在、没心没肺地把大量的闲暇时间打发掉。

   对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穷极无聊的学生来说,当时最大的消遣和娱乐,首推观看电影。当时,人们收入菲薄,故尔物价低廉,电影的票价不过1角5分钱,与今天看场电影动辄数十元乃至上百元的天价相比,这简直等于是让大家免费观看。所以,看电影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当年的相对廉价享受。既有大把空闲的时光,又不用承受过大的经济负担,我们自然是将那时候上映的影片几乎一部不落地看过一遍,给4年的大学生活平添了一段愉快的回忆。

   当时,在黄龙洞边上的浙江艺术学校有一座实验剧场,但在我的印象里,似乎从不见它用来演戏办晚会,只见其播映电影。由于它那里的票价比其他影剧院更为低廉,只卖1角2分钱,加上距离学校又相对比较近,大家便把它列为看电影消闲的首选场所。夕阳西下,华灯初上,约上三、五位气味相投的同学,散步溜弯10分钟便来到它的跟前,彼此轮流作东,掏出几角钱,换回几张票,信步踱入放映大厅,与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同悲喜、共忧乐一二个钟点,然后伸伸懒腰,打个呵欠,悠悠荡荡打道回府,等待第二天的太阳再从地平线东边升起来。

   说实在的,我这大半辈子看的电影中,百分之九十五都集中在那4年。其中至今仍鲜活地留存于自己记忆库中的,就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巴黎圣母院》、《红菱艳》、《生死恋》、《追捕》、《人证》、《砂器》、《火红的第五乐章》、《蝴蝶梦》、《简爱》、《悲惨世界》、《拿破仑在奥茨特里斯》、《叶塞尼亚》、《摩登时代》、《魂断蓝桥》、《鸳梦重温》、《冷酷的心》、《蒲田进行曲》、《未来世界》、《爱德华大夫》、《英俊少年》、《我两岁》、《挪威的森林》、《望乡》、《车队》……这些外国影片(真该死,就是想不起中国的影片,让那些喜欢说“不”的“义和拳孑遗”“愤青”大大“不爽”,该斥责敝人“崇洋媚外”了)!让自己最初感受到爱的温馨,善的可贵,真的不易,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人生追求、价值观点,因而一直为自己所珍视,看作是一笔无可替代、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这么讲,大学本科学4年就我而言,学了点历史知识固然重要,但是看了这些优秀影片却尤为可贵!

   与如今蛰居蜗居、靠吃粉笔灰维系生计、一年半载看不上一场电影(象《无极》、《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非诚勿扰》这样的片子不看也罢)的苦行僧生活相比,大学4年里那种每逢新影片必到场的日子,简直就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着实教人向往和怀念。不过,时过境迁,白云苍狗,套用一部外国影片(又是“外国”,当心“义和拳余孽”发飚)中的插曲歌词,便是“过去的好日子,一去不再复返”,也只能留一份温馨美好的回忆永驻在心间!

   除了看电影,大学4年中的“吃”也应该记上一笔,道理很简单,“民以食为天”,大学生作为“草民”乃至“蚁民”之一份子,当然也得“吃”,填报肚子,方可圆上“中国梦”,吃来吃去,便生出一些小小的插曲,堪可记述。

   我们在校期间,正赶上沾溉计划经济的恩泽,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尾巴”。国家大包大揽,不但没有让我们为读书交费,由我们白住宿舍,白用水电,白占课堂,而且还发给每个人数额不等的助学金。那时可绝对没有穷人子弟上不起学的情况发生!记得我当时得的是二等助学金,每月17元5角(头等助学金是18元5角)。和我在绍兴中药厂做学徒工时的收入相等。

   别看这笔钱今天说来微不足道,还不够吃一顿麦当劳快餐,但是在物价极其低廉的30多年之前,它可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数额。当时学校发放的每月菜饭票合在一起,每人也不过9元钱而已,这意味着每个人一月花费9元钱,就可以保证吃饱肚子,上课时绝对不会闹低血糖。学生食堂菜价之便宜,说出来,如今的大学生恐怕没有一个敢相信的:大排加菜底每份1角7分,红烧狮子头加菜底,每份1角5分,芋艿豆腐5分钱一碗,清炒油菜3分钱一盘。后来虽然价格有所上涨,但到4年后毕业时,大排加菜底仍不过为2角2分一份(原来的菜价是一分一分地涨,眼下的房价是一万一万地升,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改革的突出成就之一)!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当时的生活费用即便是如此低廉,如此合理,也仍有一些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对食堂的伙食表示种种不满。有一段时间,在校方的授意之下,食堂为了表示倾听同学对食堂伙食的看法,以期帮助改进工作,提升服务质量,曾在饭厅的墙壁上挂出一本意见簿,让同学们提意见、进建议。这一下可热闹了,写在上面的话什么污七八糟、稀奇古怪的内容都有,其中有两则,由于太有创意、过于尖刻,而让我迄今记忆犹新。一条是:某张姓炊事员打菜,就好像是割他老婆身上的肉一样心痛(骂他手紧,菜的量给的太少);另一条是:青菜肉圆中的肉丸子正变得无穷小(用数学符号 “- ∞”表示),而炊事班长的身子正变得无穷大(也用数学符号“+ ∞”表示,一看就是聪敏的理科生干的活,本份的文科生似乎没有那个脑筋)。校方见个别同学闹腾得太夸张、骂得太出格,有违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宗旨,很快就出手,把挂墙才几天的意见簿给收了起来,一场小小的“茶壶里的风暴”就此迅速平息,校园“维稳”立马呈现成效!

   我杭州大学4年中关于“吃”的最温馨、最愉快的记忆,莫过于每月至多二次,最少一回上街头小饭馆“打牙祭”。通常情况下,一个月下来,学校发给的助学金除吃饭、乘车(大学生中多有在公交车上逃票者,我也不能免俗,这样拿不上“台面”的坏事似乎也做过一、二回,惭愧了)、购书之外,总是会略有结余,这时肚子里的馋虫便开始作祟了,于是,便和来自金华地区浦江县的同学张志锐君,一起到文二街的一家饭馆(店名已经记不起来了),点上菜,喝碗酒,解解口馋,两人轮流做东,实行变通的AA制。

   当时饭店的菜肴也同样相当便宜:糖醋排骨5角一份,冬笋炒肉丝6角钱一盘,家常豆腐4角一碗、黄芽韭菜炒鸡蛋3角5分一碟,散装啤酒(如今改称扎啤了)2角一大杯。两个人四菜一汤外加啤酒、米饭,整顿饭的全部开销还不到3元钱。

   菜罄盘底,酒饮微曛,彼此话匣子便打开了: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信口开河,无拘无束,种种感慨也渐渐涌上心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悲欢离合,均为云烟。讲的最多的,就是眼下囊中羞涩,花钱拘拘束束,发誓待毕业后挣了工资,再见面时一定要喝个痛快,吃个明白!

   但十分遗憾的是,后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当时醉眼矇眬时立下的夙愿,说到底,乃是一介穷酸书生一厢情愿式的傻话。大学毕业三十五、六年,有机会与志锐老兄在一起喝酒聊天,也就寥寥两三回而已,而且心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再也不复有当时在文二街小饭馆中“打牙祭”的那种韵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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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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