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49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10: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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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我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老婆是贵族女儿。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恩格斯是资本家,红色资本家。他用他挣的钱,养马克思做学问。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这门学问有三大来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欧洲国家。如果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资本主义,等于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天下之学,逃杨入墨,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书,从前是禁书。正是因为禁,才有人读。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

   过去,上政治课,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听,宁肯自己读书,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完全是“党八股”,我是读过原著的,印象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资本论》难读,但有些道理很简单。比如“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家都说,打工仔、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老板过不舒坦,你们就没饭吃。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资本”(capital)这个词,意思是本钱,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他讲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写得真好,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世界变成“拿大顶”。马克思的原话是“头足倒置”。

   现在,发财是硬道理。市场万能,金钱至上,赌神就是上帝。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两部手稿,前后有好几个译本,我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个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两大发现之一(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费尔巴哈》章。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相反,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俩,谁更符合原典,其实是阿尔都塞。这类争论,我国也有反映,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讲“人性异化”,不对。胡乔木说马克思“存人性弃异化”,其实,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但从1845年起,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资本论》讲异化,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就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要解救苦难的众生。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不信教,替穷人说话,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我知道的“共产党”

  

   我说过,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读过马克思的书,绝不后悔。

   提着脑袋为天下受苦人说话、拼命,这样的共产党人,你打得倒、杀得完吗?共产党从外部是打不倒的,是杀不绝的。

   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之一,入境申请必有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在美国电影中,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扣子扣到嗓子眼,脑袋上戴个制服帽,说话恶狠狠的,一脸凶神恶煞。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其中一部,一上来,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儿,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另一部说,从傅立叶在美国搞“和谐社会”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照样行不通。

   有一次,我去芝加哥,住在一位美国朋友家,她丈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说不是。他不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我告诉他,共产党员在中国到处都是。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当然了,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

   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一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古人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曾经采取鸵鸟政策,1946—1949年的历史,不许讲也不许教,蠢得很。

   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

  

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最后被苏联打败,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原因就在于,在西方概念中,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比如我们说的“大公无私”,按他们的说法,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有关,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曹魏是强者,但被吴蜀联军打败。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腊一边。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小必自由,大必专制。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好像“池塘边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头脑。

   其实,希腊长期窝里斗,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马其顿打败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马其顿帝国,这是希腊的顶峰,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这段历史,他们也自豪。但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领导。上帝是虚拟领导。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信服两种管治,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中国的关羽老爷,我们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财神,倒很像美国的自由神。美国国徽,白头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榄枝。做买卖得这么做。

   我们跟希腊不一样,更像波斯。欧洲历史,近东文明是背景。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埃及、亚述、波斯是他们的三代。我们的“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是一统于周,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

   孔子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对这话,历来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华夏眼中的夷狄,特点是分种为酋豪,没有君长,有也是一些小君长。他们居住分散,见不着人,说不上话,经常在马背上哼哼,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之间,遇事得商量着办,领导得轮流坐庄,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而那些航海的,住在小岛上的,情况也差不多。

   华夏不一样,特点是有君长,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层层有人管着。这些都是世俗领导。世俗领导都是人,顶多在位几十年。死了就让孩子当,就跟手艺人一样。中国革命,无教权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权,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革命非常彻底,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国家并不发达,所谓现代国家(nation),出现很晚,很多都是打出来的,人为凑起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想象的共同体”。他说的“印刷帝国”,就是我们说的“书同文”。而“书同文”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

   欧洲自治传统很强。个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欢讲自治,地盘一般都不太大。除了俄罗斯,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建立横跨欧亚的国家。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但战后却是世界头号霸权。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自由,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选战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团。几千年来,村里人都懂,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国遭遇恐袭,有人哀悼;中东每天死很多人,没人哀悼,哭都哭不过来。

  

我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在中国的大学中,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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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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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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