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7 次 更新时间:2017-06-15 23: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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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发生在公元五世纪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北魏社会政治盛衰的一大关键,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地位、作用、影响之重要与深远,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已由国家教育领导职能部门的做法而得以证明了: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它与“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一起,被列为中外历史上十大改革事件,而成为了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

   对北魏孝文帝改革意义的评价,教科书的说法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这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必然要求,本人曾为“人民教育”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书的主编,撰稿过程中虽然有时会萌生出一些思想脱缰的想法,但落笔时还是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毕竟“误导”莘莘学子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更何况,即便放开了写,到审查时还是会被收回来,又何必劳而无功白折腾呢。

   形格势禁,对魏孝文帝只能认真恭维,定调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其倡导和推行的改革只能热情肯定,所谓“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言以蔽之,即这场改革推动了北方地区多个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隔阂,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孝文帝是伟大的,其改革是正确的,其历史定位是光荣的。

   作为教科书,这么表述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够成立的,我自己也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促使鲜卑族汉族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犁庭扫穴,彻底“去鲜卑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混同南北,实现一统。有此一点,亦足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亘古不朽了。

   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从多元的视野重新审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觉得还有许多话可说,其实,若能平心静气地进行思考,这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价值与意义的判断,绝非教科书所说的那么简单,人们的观点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我认为,这就是研究与宣传的区别:宣传是正向的,单线条的,是自说自话,客观叙述要服从于主观动机的要求,强调原则,坚持立场,而研究则是逆向的,多线条的,是讨论商榷,要于不疑处找疑点,观点表述要尽可能排斥主观上的先入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学术精品稀少贫乏,之所以研究成果缺乏厚重与公信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是混淆了研究与宣传之间的界限,将研究等同于宣传。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讨论中同样有鲜明的体现。

   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孝文帝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既然改革的效果如此神妙,又是振兴经济,又是稳定政局,又为何孝文帝逝世才30年左右,北魏就爆发“六镇起义”,北魏的统治就陷入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局面?

   第三,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结果它直接而彻底地摧毁了北魏赖以统治的根基,完全泯灭了鲜卑族的个性特征,使这个曾经生机勃勃、骁勇善战,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民族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样的归宿究竟该怎么看待?

   第四,孝文帝改革的“全盘汉化”,汉化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其汉化的内容是汉文化中的精华还是糟粕,其汉化的途径与思维是否妥当?

   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那么,对这场改革的评价与定位,就会永远是处于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的混沌状态。

   北魏孝文帝改革可以公元49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的部分,主要是整顿吏治、理顺关系、改革经济、改善民生;而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的部分,包括迁徙都城、移风易俗、兴起礼乐、推行“汉化”。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后者求声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皆有涉及,皆有触动,可谓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全面型改革。

   但这些改革虽然都归之于北魏孝文帝的名下,总称为“孝文帝改革”,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孝文帝拓跋宏并非是北魏朝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他固然命运不错,在自己5岁那年即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就受父亲献文帝拓跋弘的禅让而登基为帝,且一当就当到公元499年死去为止,前后近30年,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他始终是一个傀儡角色。

   当时的朝廷实权全部掌握在其祖母冯太后的手中。这位冯太后可是十分强势,史称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是位典型的“铁腕女人”。在波谲云诡的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中,她沉着果断、坚忍精明,击败一个个政治对手,依靠李冲、李安世等宠臣、粉丝的拥戴辅佐,牢牢地掌控了北魏朝廷的军政大权,曾一手策划了其子献文帝的废立,并操纵着其孙孝文帝本人的一切,两度“临朝听政”、“省决万机”,“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威福兼作,震动内外”、“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是北魏朝廷的实际统治者。她对孝文帝拓跋宏,简直是视如无物,动辄责打,而孝文帝保命第一,绝不敢有任何的辩解,更不敢有些微的抱怨,“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而受之,不自申明”(《魏书.高祖纪下》)。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490年。是年,女强人冯太后终于抗不过自然规律,寿终正寝了,这时,孝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可以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来理政视事了,北魏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此可见,在孝文帝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拓跋宏仅仅是个傀儡皇帝,相关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行实施,即建立卓有成效的新制度以取代旧制度,如推行班禄制,实施三长制,倡导均田制,改革租庸调制,等等,虽然成效卓著,但说实在的,其实都与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些新制的策划与制定,都是李冲等人秉承冯太后的懿旨,执行冯太后的指令而鼓捣出来的,换言之,皆是在冯太后的主持下逐一展开的。所有的功劳,当然也包括失误,都应该归于冯太后名下,而与孝文帝拓跋宏关系不大。只有在490年冯太后撒手归西,北魏孝文帝改革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拓跋宏才实际登台主持大计,推行那一系列诸如迁都洛阳,制礼作乐,全盘汉化的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最为切合实际、最有实质效益的措施与做法,都是冯太后的作为与贡献,而它们的推行与见效,则为真正归属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而也只有明确地区分了整个改革的前后阶段的不同主持人,我们对魏孝文帝在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改革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较公允恰当的评价。

   公元490年魏孝文帝亲政,这之后,这场改革运动才完全由他本人来操盘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从490年其亲政到499年其去世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究竟有哪一些,这些改革是否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纯粹为正面的功绩?

   考察这十年中孝文帝拓跋宏亲自主持的改革,最主要的动作有两项。一是公元593年全面启动、公元494年正式完成的迁徙都城,将北魏的都城由平城迁移到洛阳;二是移风易俗,“全盘汉化”,彻底去掉鲜卑族的民族特性,将其完全融入汉族之中。

   就迁都洛阳而言,应该说是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影响的。迁都本身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改革措施,但它实现了北魏政治中心的南移,强化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摆脱冯太后政治的阴影,削弱鲜卑旧贵族势力的影响,为接下来的“汉化”改革扫除障碍,还是颇具合理性的。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利弊交杂,有利必有弊,迁都的负面因素也是明显存在的,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破坏了鲜卑族的纯朴风尚,使鲜卑贵族沾染上魏晋门阀士族的种种恶习,骄奢淫逸,官风腐败,更为严重的,是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迁都丧失了拓跋贵族集团的强有力支持,造成洛阳新贵与平城老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伏下了北魏衰亡的契机。孝文帝去世后仅三十余年,北魏政权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其远因也许不得不追溯到迁都洛阳之举。正如宋代叶适所认为的那样,拓跋宏“始迁洛邑”的举措,乃是错误的抉择,属于“根本既虚,随即崩溃”(《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至于迁都后所推行的那些“汉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通观史籍,我们知道孝文帝拓跋宏是虔诚的汉文化迷恋者,史载: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魏书·高祖纪》)这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孝文帝爱“文化”胜于扬“武化”,当属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主政后大搞“全盘汉化”,乃是必然的选择。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即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汉化措施了。其重点,是彻底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毫无保留地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全方位促进鲜卑族接受汉族文化。其具体的措施有:

   1,易服装,公元495年,他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与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族服装。他还自己带头穿戴汉人服饰,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2,讲汉话。孝文帝正式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明确宣布“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认为“如此渐习,风化可新”。(《魏书·高祖纪》、《魏书·咸阳王禧传》)。

   3,改汉姓。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纪六》)从此之后,鲜卑族姓氏就与汉族完全相同了。

   4,定族等。孝文帝拓跋宏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情有独钟,在改汉姓的基础上,他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据此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同上)

   5,通婚姻。孝文帝为了使鲜卑与汉族两族进一步融合,还大力倡导鲜卑人与汉人互通婚姻。他身体力行,带头示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同上)此外,他还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6,改籍贯。拓跋宏还颁布诏令,规定凡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埋葬在河南,不得归葬平城,从而来有效切割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人。

   考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这些移风易俗的决策与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全盘汉化”来消除鲜卑拓跋氏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因为改革的结果,是鲜卑拓跋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没有了自己的姓氏,没有了自己的服饰,没有了自己纯粹的血统,这样一来,鲜卑拓跋氏便彻底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从而与汉族完全同化,融没入汉族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孝文帝还借汉化改革、移风易俗之机会,将南朝地区业已趋于没落的腐朽门阀制度在北方地区借尸还魂,卷土重来,给北魏原本比较单纯、实效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

无怪乎,不少论者认为孝文帝拓跋宏的所作所为,乃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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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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