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 郑成良 徐显明:中国法理学: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5 次 更新时间:2017-05-18 1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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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华法学》正式创刊于2007年,已历十年。编辑部励精图治,已成为中国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权威顶级刊物之一。值此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邀请中国法理学三剑客——张文显教授、郑成良教授、徐显明教授论道中国法理学的过去与未来。本期访谈人、《清华法学》编辑部主任徐雨衡副编审。感谢张立伟教授、钱大军教授、王垚同学、郭栋同学对访谈资料的收集。

   【关键字】法理学;法学研究;中国法治

  

   法理学三剑客

   主编絮语

   车丕照: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文显老师、成良老师、显明老师做一次访谈,这次访谈其实是更大的一个活动的一部分,这个活动就是庆祝《清华法学》杂志创刊十周年。在讨论怎么开展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决定一定要发一批有影响、有历史价值的稿子,但是当时还没有太明确的想法。后来雨衡——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她说:“三剑客不是你的同学、老师吗,能不能组一篇稿子?”当时我想这个主意挺好,但是说实在的我没有信心,因为三位都非常非常繁忙。隔了不久,开中国法学会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审会,我就同时见到三位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预兆,我马上跟成良说,成良说:“很好你看着做。”显明也说:“这是非常好的主意,你跟文显老师商量一下。”文显老师当时主持会议,就没有当场回复我,后来回去看了我的短信之后,也是非常肯定,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活动。我想,侠客情怀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但是真正能被认为是侠客的,少之又少。而今天我们对面这三位就是中国法学界名副其实的三剑客,他们的工作很多是属于开创性的,确实有破有立,有侠客的精神和勇气。从最早他们提的权利本位理论,到后来成良、显明二位老师做的人权的研究,还有成良的法学方法论等,是开创法学界及法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的派别。再后来,我们知道,由于这三位的学术影响力,以及他们自身所担任的学术职务、行政职务,其实是引导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法理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在影响中国法治的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请三位老师给我们寄一篇有分量的稿子,其次就是做今天这样一个访谈。我们想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全面地梳理一下三剑客的缘起、他们当时的贡献以及他们对当下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国法治的评估和检视,还有三位对中国未来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建设的预估或预见。我们也会请三位老师谈一下他们人生的感悟、人生规划等。

  

   一、三剑客的由来

   徐雨衡: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好的学习机会。我们这个构想,是想请三位老师谈谈学术上的贡献,对中国法治的贡献。我们希望更多的法科学生能更加了解三位老师,也能通过这个访谈有更深的感触和收益。不仅是如平常那样读老师们的书、看老师们的文章,获得知识性的收益,也能获得思想上的收益。这对于后学是一个榜样。车丕照老师和张文显老师对访谈有一个设计,希望老师们回顾过去、反思当下、展望未来。

   现在,我们一起回顾过去,回到三十甚至四十年前,那时三位老师都是翩翩少年,是才俊。当时三位青年,是怎么碰撞到一起的?您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徐显明:文显和我俩,严格来说不是一辈儿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文显留校做助教。当时是我们法理课的老师,那时课名不叫法理,叫“国家与法权理论”。最初的时候,王子琳老师上课,文显来做助教,坐在我们当中一块听课。当老师的课讲完了,需要答疑和辅导的时候,文显作为助教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大家也管他叫张老师。后来我们走在一起,还是因为王子琳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一师之徒。在这个意义上,文显是大师兄,我和成良晚一点。成良比我入门早一年,但我们是同届,原因就是我当时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法律史,导师是乔伟老师,后来乔伟老师调往山东大学,我曾认为学生也跟着老师一块转,但遇到学籍管理上的障碍,没转成。尽管法史的课程当时已经读完了,已经开始撰写法史的论文了。但我决定转向法理,就这样投到王老师的门下,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郑成良:起初我们都管文显叫张老师,后来他当师兄之后我就逐渐改叫文显了。当时的助教和现在的助教不一样,非常负责。他跟堂听课,随时答疑,还给我们做了两次专门辅导,每次辅导都讲了两个小时左右。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对马克思理论研究得非常深入,同学们对他的辅导课评价是质量非常高。后来我和显明读王老师的研究生,文显是王子琳老师的第一届学生。

   张文显:我是王子琳老师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吉大首批研究生。

   郑成良:我和显明是第二届研究生,和文显变成同门师兄弟了,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作为学生,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们一直在一起。后来我和文显都留在吉大当老师,显明毕业之后就去山东大学了,山东大学法学院是乔伟教授带着显明他们一起创立的。当老师之后,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可以说我的学术成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显。王子琳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功力很深,但是开拓我视野的是文显。因为当时在我们中国法学界,他是最早介入西方法哲学研究的,并系统地发表论文、写著作。后来在文显师兄的引导下,我也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法学理论,这样整个视野就打开了,奠定了比较好的学术基础,才有以后的学术成长。

   张文显:另外我也补充一点。显明和成良在他们还是本科生的时候,就属于思想比较解放,学术比较活跃的学生。经常发表一些很深刻、很前卫的观点,这方面显明和成良你们有很多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郑成良:我和显明是1978年入学。

   徐显明:我们俩是同班、同寝室,研究生期间仍是同寝室,七年同窗。

   郑成良:我们的成长,包括文显老师的成长,我觉得和那个年代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最活跃、最解放,也很勤勉。我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劝导我们学习不要太累,但那个时候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我们的生活基本就是围绕教室、图书馆、食堂、寝室这几个地方,当时真是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在那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吉林大学的文科很好,讲座也很多,我记得当时我经常去听讲座。那个年代年轻人有报国之情,发奋读书、发奋研究,我们正好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显明在研究生阶段还是研究生会主席,是学生领袖。我们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大量学习各方面知识,不仅有法学知识,还有其他方面的知识。记得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的,不仅是法学问题,对于一些感兴趣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也经常一起切磋讨论,而且当时的年轻人思想活跃度普遍比现在高。不仅是我们,那一代人思想与学术研究基本上没什么禁区,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振兴中华。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比现在要向上得多。

   徐显明: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这个寝室把饭打回来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正儿八经地吃饭,都是一边吃饭一边争论问题,晚上包括熄灯之后我们也会继续争论问题。本来,熄灯是统一规定的时间,熄了灯之后按理是入睡,但我们晚上的争论太激烈,甚至影响到了隔壁同学。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自我约束,只能在晚上熄灯之后争论一个小时。到了十一点之后,无论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都不准再发表了。天天如此,可以说是无时不读书,无时不思考,无时不争论。当时所讨论的问题大部分都来自阅读经典文献的思考,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想大家都读这本经典,也奠定了我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经典著作里边,这个篇章可能对我们影响是最大的。当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名家的名篇我们都读过,也做过许多摘抄卡片,其中很多观点我们也都进行过思考。回到寝室后我们围绕这些经典著作中的观点和论证展开讨论,当时我们倡导读过某书的同学有优先发言权,其他同学可以提出问题,可以争论。

   张文显:我觉得我们三人凑在一起,是因为大家都对理论有一种浓厚的兴趣和研究理论的热情,因为那个时代是需要理论的时代,有很多观念和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阐明和澄清。整个社会处在大改革大转型的阶段,有很多困惑的问题需要理论来解答。显明刚才讲了,我们的导师王子琳先生,我们分别是他带的第一届和第二届研究生,王子琳老师治学是非常严谨的,为我们指定了很多经典,要求我们读。所以我们在研究生期间,真的是没有与经典擦肩而过。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经典,我们现在用起来还是那么得心应手。还可以补充几个很有趣的故事,你们78级1班当时有一个“民主小组”,是吧,成良?

   郑成良:就叫学习小组。

   徐显明:我们几个人都属于比较活跃的,后来,争论不限于小范围了,有人要来和我们辩论了。

   郑成良:当时我们78级1班和78级2班的教室离图书馆很近。

   郑成良:我们教室外边就是黑板报,我们经常把我们的一些观点,组织成文章贴在黑板报上。当时黑板报是重要传播媒介,经常围着很多人在那看。

   徐显明:我们的教室旁边就是校办,黑板报贴出后,校部机关、宣传部、校办、人事处的老师们都来看,甚至很多外系的老师也会来看,后来就有人要和我们辩论。

   郑成良:当时法律系的书记找过我谈话,询问我们写文章有什么背景。我们的回答很坦诚:没什么背景,就是读书。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提倡开务虚会,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务虚会是什么概念,但我们的思想和务虚会的主流思想是一样的,都是提倡解放思想,民主法治。后来也没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处理,但听说省委宣传部注意到了,要求过问并且制止。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证明我们的思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是一致的,因而没形成大的风波。

   徐雨衡:据我了解,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我们的文史哲研究中,史的地位高于理论研究的地位。一些大学教授原本是研究法学、经济学原理等这些基础理论的,但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二十年,都转向了史的研究。我对徐显明老师您的研究转向十分感兴趣,您当时从史的研究,转向了理的研究,这是需要勇气的。据我所知,那时不管是做法史,还是近代史、古代史,与史沾边的学生比较容易留校和择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仍然选择将您的研究重点从法史转向法理,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还是当时就没怎么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您们求学的年代,刚才徐显明老师也说您们曾被注意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您们会不会觉得有什么风险?您们有没有顾虑?

徐显明:在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你说的这点是对的,当时经济学、法学并不是显学,最优秀的学生是要报文史的,只有少部分人选择了社会科学。许多学法律、学经济的同学,都是以文史为第一志愿,这个志愿未如愿而被贬于法学、经济学的。那时,文史是显学。一方面原因是中国有悠久的文史传统,文史中包含着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原因是受领袖的影响,毛泽东用史之熟是青年人所向往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和学术有关的问题基本上都与文史有关。我第一志愿就是报的法律,当时我们叫政法专业,是保密专业。当时我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觉得去了以后就要讨论中国的出路,讨论这个时代的未来,这正好契合改革开放大背景。每当社会处于转型期、理论处于困顿状态时,思想就会有一次大解放。诚如鲁迅所言,凡有改革,必定在先觉悟了的知识人中进行。我们可以毫不自惭地说,我们这一代是思考的一代,是带着万般问题入学,想在课堂和书本中寻找到答案的一代。你刚才问我为何做这样的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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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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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夏林翁 2017-05-18 16:54:46

  你们懂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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