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冷成金 常森:思孟传统从来没有深入人们的心灵深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17-05-16 1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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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人文学科的成功不一定能使现世成功


   提问: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当时的评价和后世的评价有一定的差异性存在。比如盛唐气象,可能当时最受大家尊重的是王维,不是我们后世尊重的杜甫。面对这样的矛盾,文学才情的现实社会价值如何体现?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你谈到的问题是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在当世与后世影响的差异性问题。一般而言,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其现世的社会价值、后世的社会价值和作为整个文化史的文化价值,总是错位的——不等于说你红于当世,就肯定会遗于后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时代的变易,人们审美趣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凝固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的一般价值理念,就是跨时代而可能被人欣赏的审美品位,才能够真正凸显,从而彰显它的文学史地位、社会史地位、文化史地位。因此一定会有一个在世作家和去世作家的历史评价的变化问题。看历史常常都是如此,当世非常艳红的作品到了后世逐渐淘汰。这个淘汰,犹如冷成金教授所说的“大浪淘沙”,是非常残酷的。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你提的问题,往小一点回答,文学史是创作者和后来的选择者共同建构了文学史,我特别不乐意去看那些纯粹搞考据的人说这个是文学史——不对,文学史是多维度组成的,考据是基础,但不是唯一的。

   “古来圣贤皆寂寞”,倒过来讲,不寂寞的一定不是圣贤,政治家一定要现世成功,不成功就不是政治家,文学家、人文学科的成功,不能追求现世成功,如果一定追求现世成功,往往会短命,这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本质区别之一。


资本主义的观念不允许美国式的杀戮建国

  

   提问: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欧洲,中国是被迫用火炮打开了国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有什么缺点?

   冷成金:这个问题很玄虚,我只能告诉你,对于人类文明来讲只有一个评价标准——谁活得更长,谁就有发言权。人类文明历史上,现在看有两个民族是活得比较长的,一个是中华民族,另外一个是犹太民族。其他民族的,有的变了,有的是彻底灭绝了,巴比伦灭绝了,古印度、古埃及都变了。所以你讲道理,说博爱比仁爱好,那个东西不是靠美国两百年、欧洲三百年的发展能证明的,要看几千年才能说明问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中西文化的确有优有劣,比如分析方面,我们的确不如西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著作,的的确确,你必须折服,他们这套非常厉害,你不承认是不行的。但是承认了,并不是一定说一切就对了,一切就是好的,不是,我们还应该全面地看待问题,比如我们的实用理性和他们的实用主义的区别,比如美国讲究实用主义。美国为什么没有哲学家?因为美国的存在不合法。为什么美国的存在不合法?

   道理太简单了,因为美国是通过两次屠杀印第安人建立起来的。你说别的国家不也一样吗?可他们是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国家,代表最新的资本主义观念、以那些清教徒们为主体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也许可以允许殖民,但不允许杀戮建国,是违法的。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要命的是西进运动是第二次大屠杀,你告诉我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在哪里?哲学家必须进行追问,我要是说到美国也没有办法思考,为什么?因为出生地不能选择。人类宗教有两个,一是母亲,二是祖国,这是不能选择的。这个问题下来以后,慢慢就清楚了,我们并非认定他都是正确的,你只看到了打开的大门,没看到我们的繁荣昌盛,包括清前期的繁荣昌盛。

   中国之所以不发展科学,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不需要科学,这是钢铁一般的事实。科学搞得再好,政治搞不好,照样死人;科学搞不好,政治稳定了,南方旱北方收,胡同有无,也可长治久安,所以那么多年不需要。等一旦需要了,看看我们发不发展科学?你问的问题很全,不要去纠结这些大而化之的问题,对你不一定有帮助,研究小的问题,再解决大的问题。

  

国家的生存法则和个人一样要求现世逻辑

  

   任剑涛:补充一下冷成金教授的回答,在他的视野中,只有文史哲,没有政经法。他以此无法料到,李泽厚最近有一个惊世骇俗的提法,“举孟旗,走荀路”。“举孟旗”,价值上高扬思孟,讲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不能讲强权及功利。但举这样的旗帜,为什么却要“走荀路”呢?这就是个不同于文史哲的政经法问题了。任何一个国家,其现世的生存法则如一个个人的生存法则一样,文史哲讲究的是超世情怀,政经法要求现世逻辑。

   如我们提到的陶渊明,他的现世处境和个人意绪就明显地不合拍。我们强调思孟传统成为中国文学才情得以表达的正统价值体系,但它不能直接回应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建构的需要。

   李泽厚这样的人,对传统理解如此深刻,对现实感受极为痛切,为什么最近要提“举孟旗,走荀路”呢?李泽厚那一代人,出生于1930年代,一个国家弱小,不说外敌的欺凌,对内的价值整合和对内的秩序供给也不一定是完全对应的,因此对价值系统与制度设计的疏离有一个直接感受。不过,从理想状态看,现世政治逻辑需要有一个高端价值兜住,以解决组织政治生活而供给秩序的问题。


思孟传统从来没有深入人们的心灵深处

  

   冷成金: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思想的贡献非常大,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李泽厚的思想是康德、马克思和中国传统各占三分之一,但生活情感状态是后现代人,这样就很难真正体会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精神。

   中国文学里绝没有表现思孟传统和朱熹思想,中国文学里表现的恰恰是孔子和王阳明的思想,思孟传统尤其到了朱熹,最多是政治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的情感。

   人们的情感还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后来为王阳明阐发。哲学研究往往从概念到概念,很多情况下并不符合追文化的真实。朱熹讲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因为中国文学里没有表现,最多就是影响了政治意识形态,还是被政治意识形态曲解了。所以子思到孟子,孟子到朱熹,是一个外在设定的思路,荀子连这个都不是,他就是法家的思路,荀子思想本质上有法家的一面。

   我们是靠情感活着的,而情感的载体主要是文学,文学当中,唐诗宋词是最凝练的表达形式,表现的主要是孔子—王阳明的思想。小说太长了,需要很多完整情节表达一个理念,比如《水浒传》里表现的是大忠和小忠不能统一的悲剧。“举孟旗,走荀路”不正确,“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设定,设定不可靠,西方没有孔子哲学,中国有了孔子就不能再设定,孔子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人性是什么?不知道,所以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人性未必是恶的,但一定必须是善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人性在后来的实践当中,不向善发展的话,人类社会就一定会灭亡。

   所以孔子哲学的思路是:人生来未必是爱学习的,但是必须学习的;人生来未必是性善的,但必须是性善的;人生来未必是想走向大同世界的,却是必须走向大同世界的。人的动物性是自私的,是要占有、索取、支配的,这是动物性的原欲,所以人生来不一定走向大同或者根本不走向大同,但人类一定也必然要走向大同。这个推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中间保证是人类总体意识。

  

现代法治社会不能接受墨家的“侠”的东西


   常森:我谈一点具体的。前面大家很多想法我非常赞同,但也有些观点不太一样。前面那位先生问到墨子的问题。这对中国文化来讲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墨学在战国时期跟儒学一样都是“显学”,汉以后不绝如线,清中叶之后渐有复兴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给予高度重视。墨家很独特,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往往都是中国百姓普遍思考的问题,比如“命”,比如“鬼神”。

   墨学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一度好像终结了一样呢?我想一方面是墨家发展出的“侠”的精神被体制排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后期墨家于是有一支“墨侠”,又逐渐转化为秦汉时期的游侠。侠之所以不为体制接受,法家韩非那里说得很清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即他们对法度有一种超越性的东西。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外儒内法,所以“侠”受到体制排斥,这牵连了整个墨家。从现代文明、现代法律层面讲,古代“侠”的东西有很多恐怕也不会被接受。比如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文学史家往往赞叹这样的侠义精神多酣畅多好,但现代法治社会、现代文明社会允许你有这样的权力吗?不大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许更重要,墨家有些主张不合乎主流。比如他们提倡无差别的爱——“兼爱”,就跟传统政教伦理的根基“亲亲之杀”有一定背离,所以孟子大骂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并且斥之为“禽兽”(《孟子·滕文公下》)。墨家长期被传统社会排斥、受压抑,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理解,其道理同儒家借助体制的力量立于一尊一样。

   关于荀子的问题,我倒是觉得他跟法家有一个根本不同,法家不考虑把外在价值转化为人的内在自觉,——典型的法家也没有什么“仁”、“义”、“礼”之类的外在价值。但《荀子》几乎整本书都在论说如何经过各种手段,把外在价值转化为人的内在自觉。这个“内在自觉”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理想呢?他说最理想的是,践行价值好像举手投足那么自然,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荀子·性恶》篇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

   《儒效》篇说,圣人“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伸)四枝(肢)”。这样的过程是儒家化的。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不是只跟你说“仁”、“义”、“礼”等等这个东西是价值,而是立足于将这些价值造就或转化为生命的内在,子思的《五行》体系称之为“形于内”。荀子虽然主张“性恶”,但这个根本并未丢失。

   典型的法家根本不这样,他们不考虑把价值转化为生命的内在,当然对他们来说“仁”、“义”、“礼”等等也不见得是什么价值。称荀子为法家,只是被荀子常常谈“法”、常常“礼”“法”并提误导了。《荀子·劝学》篇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的“法”只是“礼”的落实,这根本就不是法家的立场。

   另外,前面有位先生问到儒学和科学的问题。荀子的东西、儒家的东西,确实存在克制或漠视所谓“自然科学”的问题。荀子说得很清楚,“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荀子·礼论》),即必须限定在人文价值规范之中思考才可以;荀子还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所谓有用之辩、急需之察,就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之类,这些却必须“日切瑳(磋)而不舍”(《荀子·天论》)。

   儒家说,君子用功的所在就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格物”原本并不是泛泛地研究事物之理,它的根本在于探寻安身立命之价值。我们看《荀子》一书,它里面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但看完整本书,就可以发现,所谓人定胜天主要不是指战胜外在的自然,而是指战胜人的自然生命,使之变为荀子张扬的“成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主流传统确实漠视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的东西。其实这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很清楚了,弟子樊迟问他种庄稼的事,他说自己不如“老农”,问他种蔬菜的事,他说自己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后来荀子解释说,“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荀子·儒效》),——问一个问题如果还没有达到如何做士这个层面上,根本就不用管他。儒家学说对发展现代科技确实有一定限定作用,所以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最后千万不能小看荀子。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仁学》);最近不有人主张“举孟旗,行荀学”吗?(完)

  

   (本文为嘉宾在闲谈新知活动的发言,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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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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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一枚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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