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真相难觅:《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9 次 更新时间:2017-04-24 11: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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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曾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饱受折磨、命悬一线的生命最后时刻,据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他当时的心情和祈愿,我们应该予以同情和理解。

   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讲,刘少奇的断言有些一厢情愿了,有点过分乐观了,当有所保留,不必迷信,因为纵览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恰恰是相反,即,历史似乎并不是由普通民众书写的,因为他们只有卖力气之权,绝没有什么话语权。实际上,历史更是由胜利者来书写,或由依附于胜利者、权势者的御用文人来书写。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任意掩饰历史、剪裁历史、修改历史、甚至于杜撰历史、歪曲历史。他们所重构的历史,在权力的操纵下、坚挺下,成了人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主流声音或基调色彩。

   而作为普遍失语的芸芸众生,在历史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取向上,始终是受主流意识文化所诱导和所控制的,相信所谓“正统”史学所描述的历史史实,认同那些占统治地位思想所提倡的历史文化观念,这对他们来说,是合乎逻辑、出乎自然的选择。“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用来形容历史精英意识与大众心态迎合的互动关系,毫无疑问是恰当而准确的。

  

  

   历史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历史重构战胜历史真实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真实历史遭到蓄意歪曲与重新建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神话”。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悠久,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文学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胫而走,风靡天下。甚至还进入过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还被葛优等人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实现历史的穿越,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一句话,“赵氏孤儿”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而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

   “赵氏孤儿”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晋灵公武将屠岸贾仅因其与忠臣赵盾不和与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竟杀灭赵盾家300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所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20年后,孤儿赵武长成,程婴绘图告之国仇家恨,赵武终于痛报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而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赵世家》。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而复兴了赵氏的基业。

   《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赵)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辜?请诛之。”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赵朔没有答应,“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於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将赵氏灭族。史称“下宫之难”。

   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赵朔的遗腹,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你说该怎么办啊?”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由你来做艰难的事情,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之有?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程婴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怨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死难。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而赵武则为程婴“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令人血脉贲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期间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截然不同,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相形之下,《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是很不赞成的,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需存在并出现了;三是“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即,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其他赵氏中的赵旃等人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

   《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的更早出处,乃是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即《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

   《左传》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朔之妻赵庄姬与赵朔的叔父赵婴有奸情,“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左传.成公四年》)。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见《左传.成公五年》)。赵庄姬因此而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谄言加以诬陷,“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赵同、赵括)将为乱。栾、郤为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六月,晋讨赵同、赵括”(俱见《左传.成公八年》,也即晋景公十七年)。

   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武从姬氏畜于公宫”),并无遭追杀的威胁。而《左传》有关韩厥的谏诤记载,更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而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于是乎,晋景公“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

   历史学最忌讳“孤证”,《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而相形之下,《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而《赵世家》却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赵世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相对比较平直的记载,同样也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

   《左传》等史籍记述“下宫之难”的基调,是展示一场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大宗之间以及各大强卿豪门之间的倾轧与冲突,斗争的各方,都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而仅仅是为了排斥对手、消灭异己,攫取更大的权利。貌似比较公正,但其实则有所不然。细加体味,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还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恶爱憎的倾向性态度的。

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赵氏这一方的,对赵同等人遭遇灭门之祸不无抱有浓浓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晋景公轻易相信赵庄姬的诬告之辞,这难道不是“昏庸糊涂”?将曾对晋国发展有大贡献的赵氏置于死地,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刻薄寡恩?让与赵氏有隙的栾氏、郤氏作伪证,给赵氏落实“莫须有”的罪名,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蛇蝎歹毒?所以,表面上虽从权力之争的视角叙述这个历史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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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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