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与鲁迅杂文形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17-04-09 0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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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华  

   从形式入手理解鲁迅杂文,从思想和形式相关联的角度考察鲁迅杂文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之后的变化,以期打开鲁迅杂文研究的新视域。瞿秋白可能是得到鲁迅本人激赏的着先鞭的论者,他认为杂文是鲁迅表现政治立场、社会观察及对民众的同情的“艺术的形式”,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 这开启了一段源远流长的关于鲁迅杂文形式的阐释史,其间闪烁着郁达夫、冯雪峰、巴人、唐弢、王瑶等人的洞见。但在今天,这一话语形态,不仅作为阐释鲁迅杂文形式的理论,而且作为了鲁迅杂文形式的生成语境之一。也就是说,鲁迅杂文形式不但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攸关,更历史地与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本身纠缠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与鲁迅杂文之主题、内容、修辞、语言语法等方面存在何种关联,当是思考鲁迅杂文形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论题展开之前,笔者先梳理一下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相关的一些史实。据薛羽考察,鲁迅在1921年已接触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批评,即见刊于《新青年》1921年1月1日第8卷第5号的《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一文,1923年已接触了普列汉诺夫的文学批评,即断续刊载于《晨报副镌》1923年11月19日至1924年2月27日的《社会改造中之两大思潮》一文,1925年4月16日甚至校读完了任国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此后,借镜升曙梦、藏原惟人等的日译本,鲁迅自己对于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也开始了译介。 与此同时,鲁迅1925年8月26日购入本年刚刚翻译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文学与革命》,并于次年翻译了书中的第三章《亚历山大•勃洛克》作为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的序。据长堀祐造的考证,鲁迅“革命人”的思想、“同路人”的立场及“余裕”论的观念都源于托洛茨基的深刻影响;而托洛茨基对鲁迅的影响,直到1932年后才真正消退。 张广海则认为,鲁迅1928年8月10日和11日写作的给李恺良的回信和《奔流》编校后记,标志着他与托洛茨基的决裂,从革命文学走向了无产阶级文学。 中井政喜的关注点不在托洛茨基身上,据他考证,1928年以后,鲁迅通过译介片上伸、青野季吉、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而超越了厨川白村和有岛五郎,在作家忠实表现内心必带有阶级性、作品作为社会现象而有宣传作用及作品所写对象本身即有阶级性等三方面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 最近,张直心的研究更表明,鲁迅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解既是深刻的,又是创造性的。 事实上,鲁迅并非尸居于某一既成思想或观念之上的知识者,即使身处红色三十年,也仍然“他是他自己”。因此,借用丸山昇的意见来说,鲁迅“无论从事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翻译,还是对同路人作家的翻译,只不过是发现了真正能够承担课题之存在过程中的行为” ,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仍然是鲁迅作为中介的主体性存在。

  

  

   学界通常认为1928年至1930年为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期。笔者也拟从他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开始,重点考察他这一时段的杂文写作。据他1932年在《<自选集>自序》中提供的叙述,是《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自己成了游勇,小说技术虽然更好,思路也较无拘束,但战斗的意气冷了不少,需要“新的战友”。 这一叙述大抵近乎实情,《新青年》同仁风流云散之后,鲁迅即积极扶持未名社,创编《莽原》,1927年一度还要和郭沫若等人联手建立一个文学团体。此后,他也不再写作《彷徨》《野草》式的作品了。他对于“技术”、“思路”的追求,至于超越性的扬弃之境。深刻地表现这一意识的是1927年10月发表在《莽原》的《怎么写——夜记之一》。在李长之所极力称赏的“世界苦恼”的描写 之后,鲁迅开始了“怎么写”的讨论。他认为关于“世界苦恼”的描写文字不过是“少女颊上的轻红”,敌不过“冢中的白骨”,中经切己的经济人事和社会政治事件的缕述,而下结论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如此行文意味着,鲁迅不但扬弃了“世界苦恼”意识及其表现形式,而且执着于切己之现实,试图从中获得文学表达的内容,并拒斥既有的散文体裁理解对写作可能带来的制约。鲁迅是沿着一己的创作道路来到新的文学理解的隘口。

   从这一隘口回溯鲁迅1918年以来的各类写作实践,或许会清晰地观察一个基本事实,即十年来鲁迅写下来的各类文本,其形式几乎都是不稳定的。竹内好在谈到《狂人日记》的文体时曾认定鲁迅,“与其说他始于没有表现形式之处,不如说他是从对一切表现形式的反叛开始”。 此后他的小说如茅盾所言“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引起时人的极大争议。赞扬和回护之词不论,朱湘曾谓《呐喊》是“杂感体的小说”,有时杂有蛇足的教训。 成仿吾更从所谓“表现”和“再现”的区分入手,将《呐喊》第1版十五篇小说分为两类,前9篇为“再现的”,后6篇为“表现的”,但“再现的”不够典型,反而有自然主义的弊病,“表现的”6篇都不够好,《鸭的喜剧》不是小说,而是随笔,《不周山》是“表现的”,也是全集中唯一一篇杰作。 鲁迅对此衔恨甚深,《呐喊》再版时撤走了《不周山》。但所谓“衔恨”倒也未必造成睚眦必报,有时也像是受到了启发,几经辗转而完成的《故事新编》,严家炎称为表现主义之作 。《呐喊》的形式固然是如此不稳定,《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诸集的情形也相仿佛。李长之分析鲁迅杂文时即以《野草》为“散文的杂感”,《朝花夕拾》为“回忆杂感”。 要而言之,从反叛形式开始写作的鲁迅,并不是任何既有或将有的形式所能缚住的。但他也并不是纯粹从形式上时立时破,而是不断有新的内容需要表达,需要转换为新的形式。老舍1931年在《论文学的形式》一文中说:“看形式,研究形式,所得的结果出不去形式;形式总不是最要的东西。……中国的图画最不拘形式,最有诗意;而文学却偏最不自由,最重形式,……文学也似乎要个‘放足’运动吧。” 同为作家的鲁迅,当他的各类写作表现出形式不稳定的状况,当他强调“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时,的确是要打破形式的桎梏,并从切己的小事和社会政治事实出发,从内容突入形式,不断地拓展既有形式理解的边界。在这里,“既有形式”也成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稳定的概念,鲁迅不断地造成又取消“既有形式”,如他的各类文本的写作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而这种形式问题的背后,正如他使用的“少女颊上的轻红”和“冢中的白骨”一组比喻所隐指的那样,是如何通过把握内容以获得形式的质地的痛苦。因此,“怎么写”的问题对于彼时的鲁迅而言,恰恰不是一个“怎么写”这一问句的语法表面上所指的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一个内容问题,尤其是如何获得内容的问题。换言之,鲁迅认为彼时面对新的社会政治现实所构成的内容形态,自己原有的写法已经失效,原先的团体归属也已丧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关于文学的话语形态来应对扑面而来的社会政治现实,而文学因此被鲁迅打上了问号。“怎么写”质问的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的内容、什么是文学的形式、文学如何构建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如何组织自我和社会的生活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在1920年代中国的发生,不仅外缘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诸人的移植,而且内因于鲁迅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认知和把握现实的困顿。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成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因之内在地属于鲁迅杂文形式的生成语境。鲁迅虽然自称是被创造社“挤”着去看马克思主义文论,但其实早在钱杏邨等人发难前的1925年即专门留心相关书籍了。当然,他也并非先知先觉,其留心苏俄文论,应与孙中山晚年的联俄联共政策息息相关。

   据王风的研究,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与梁启超开启的报刊写作不同,鲁迅是将时事或新闻等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材料,而不做简单对应性的评论,从而表现出作者的主体性,报刊写作因此“演化为一种新的‘杂感’体”,现代论说文体“杂文”诞生。 这意味着鲁迅是一位主体意识极强的作者,而杂文写作既满足了他应对扑面而来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也绝不违背他的主体意识。甚至不妨这样理解,那些被鲁迅的同时代人在鲁迅的不同类型的文本中所发现的同一特征“杂”,正是作者的主体意识渗透在文本形式中的具体表现,是鲁迅独有的“文调” 或风格。因此,无论就个人的性情而言,还是就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而言,杂文之所以成为鲁迅1927年之后的基本写作形式,都是有迹可寻的。在这个意义上考察理解钱杏邨等人1928年借助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对鲁迅的批判,也许将打开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所构成的场域的一些此前未曾触及的内容。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钱杏邨劈头就指鲁迅的创作落后于时代,但在“附记”里补充道,“我觉得鲁迅的真价的评定,他的论文杂感与翻译比他的创作更重要”,认为鲁迅的杂感表现了“时代精神”。 虽然在鲁迅的反唇相讥之后钱杏邨又激于意气地说杂感也落后,没有政治思想,只是反抗的的“片断”, 但可以看到的是,正如鲁迅将杂文写作视为“怎么写”的答案一样,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预留给堕落者鲁迅的出路也是杂文写作,二者之间表现出相互契合的特点。实际上,如果没有这种相互契合,以鲁迅“偏不”的执拗,恐怕难免不“偏要”写《呐喊》《彷徨》《野草》式的东西,而“偏不”写杂文。这样的揣测之词虽然难有什么事实的意义,但对于理解鲁迅是以何种姿态转换到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所构成的场域中及此后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高度肯定鲁迅杂文写作,倒也有一点补充作用。曾经被钱杏邨视为反抗的“片断”的鲁迅杂文,后来在瞿秋白、冯雪峰及鲁迅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中获得了具有“总体性”的论证,这意味着鲁迅杂文的写作和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的发展,乃是一种共生关系,相互砥砺,相互促进,共同建构了把握新的社会政治现实的总体性的文学形式。假使这一结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那么,可以讨论的是,鲁迅可能从李初梨1928年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获得了或一层面的启迪。李初梨在文中表示:

   我们知道,一切的观念形态(Ideologie),都由社会的下层建筑所产生。然而此地有一种辩证法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它看过。就是,该社会的结构,复为此等观念形态所组织,所巩固。

   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

这段话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述,当然谈不上高明,但可能和鲁迅留日时期思想中即有的缺失存在攻辩。汪晖曾表示鲁迅留日时期的“人国”是“人+人+人+等等”的自由人联盟, 从“沙聚之邦”到“人国”,不需要政治法律这些在章太炎看来使国家不致坠亡的结构和组织形态。 这种对于结构和组织形态的有意忽视使鲁迅将“摩罗诗力”直接与人心建立关系,放逐了可能存在的中间环节。而李初梨的表述所突出的恰恰是中间环节,政治法律是观念形态,文学也是观念形态,它们直接与社会的下层建筑相关,而不是直接与人心相关,文学是作为观念形态而发生组织社会结构的作用,即作为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也就意味着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文学,作为观念形态,必须是在组织和巩固社会结构或破坏和重组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才能发生社会作用。而所谓“此地有一种辩证法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它看过”,即指文学之发生社会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文学并非无力,且恰与政治法律一样,有组织的能力。鲁迅在大革命语境中所频繁强调的文学无力论,由此也受到了驳难,即文学的战场并不同于枪炮的战场,自有其发生作用的中间环节。同时,鲁迅对于“世界苦恼”式的写作脱离了现世的困扰,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缓解。如果文学本来就是与社会结构混战在一起的观念形态,那么,从事写作的鲁迅就在观念形态的意义上获得了以文学组织社会的基本任务。而杂文正是最切合这一意义的文学理解的形态,那么,鲁迅之积极写作杂文,积极创编刊物为杂文写作提供空间,积极培养杂文写作队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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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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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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