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孔门造神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 次 更新时间:2017-03-16 23: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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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自然规律总是无法抗拒的,一生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颠簸奋斗,汲汲于恢复文武周公之道的孔夫子,终于灯油熬尽,在发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的声声悲叹不久,挥手作别人世间的一切,走向生命的归宿,真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了。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其萎”,令人惋惜。尽管按照古代人门寿夭标准来衡量,“人生七十古来稀”,孔子活上70多岁,已算是享有高寿、寿终正寝了。

   “死去元知万事空”(陆游《示儿》),死亡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死百了,至多是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块石子,激起小小的涟漪,但很快就趋于平静,所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二首》)。然而,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伟人来说,他的死必定会与社会生活发生重大的联系,他生前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定要成为公共领域的话题,对他功过得失的评价也自然要成为人们关心和参与的方面。做人难,做名人更难,这是孔子身后遭遇的必有之义。

   对思想大师生命价值的认识和理解,莫过于曾沾濡其恩泽,与其朝夕相处,受业问道的学生,从这方面来讲,孔子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他“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诲人不倦”“不愤不启”的教学态度,造就了一大批忠实而上进的弟子,史称孔子门弟子人数三千,贤人七十二,可见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巨大成功。这些弟子之中,除了短命的颜渊、殇于恶疾的冉耕,亡于战乱的子路等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成了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他们对自己的老师充满敬重爱戴的深情,并把这份感情化作实际的行动,对过世的老师百般讴歌,一片颂扬,从而在邹鲁大地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孔子造神运动。

   对于社会上任何有关批评或质疑孔子的言论,他们都义形于色,痛加贬斥。当时有位鲁国大夫,名叫叔孙武叔的,似乎曾与孔子有什么过节,对孔子的成就与地位颇不以为然,曾数次多番地诋毁孔子,并居心叵测地声称“子贡贤于仲尼。”子贡知道后,不禁怒火中烧,义正辞严地表示:“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仲尼他是诋毁不了的!其他人的贤能,好比是山丘,还可以超越过去;而仲尼他是天上高悬的太阳和月亮,是永远无法超越的。有的人虽然企图自绝于太阳和月亮,可那对于太阳和月亮又有什么伤害呢,只是反映他狂妄无知,不自量力罢了!”旗帜鲜明地维护孔子的地位,不容他人说一个“不”字。你可以指责这些孔门弟子的偏执,但是不能不佩服他们尊师的热忱。

   在他们看来,孔子不是凡人,而是圣人,作为华夏文化和知识士人的巨大“图腾”,他高大神圣,永远不可企及:“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是走兽之中的麒麟,飞鸟之的凤凰,所有人对他只有叩头跪拜,亦步亦趋的份儿,而绝对没有标新立异、自以为是的资格:“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话虽说得太满,甚至近乎肉麻,但是就子贡、有若等弟子的初衷而言,却是出于对自己老师的一片真诚。

   即便是那些曾遭孔子严厉呵责,不被看好的门人弟子,他们对老师的热爱之情也丝毫没有削减,一样全力以赴投身于这场造神运动,用最美妙、最动听的言辞歌颂自己的先师。宰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位曾经因大白天听课时打瞌睡而被孔子贬之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弟子,如今在这场造神运动中也不甘于落人之后,调门比谁都来得高,人家把孔子比同于周公,他呢,干脆就将孔子与尧、舜相提并论,而且进而判定孔子胜于尧、舜:“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孟子·公孙丑上》)这样的比喻实在大胆又奇特,可见孔门弟子为了抬高老师的地位,已经百无禁忌,一意孤行了。

   就是在这样的一片颂扬声中,孔门弟子完成了他们初步的造神运动,使得孔老夫子从平凡而有学问、随和而有道德的文化人升格成为道貌俨然、一脸死相的大“圣人”,为日后供奉他作“素王”,“大成至圣先师”做了扎实的铺垫。

   从深处讲,这场孔门弟子发起的孔子造神运动,透露了多层的文化信息:孔子与其弟子相交,是仁义之交,是道德之交,属于真正融洽的师生感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韩愈《师说》)因此义存而交不绝,不会出现“人走茶凉”的窘境。其弟子的歌颂赞誉,乃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强力驱使或控制。这或许就是儒家学说生生不息、代有传承的内在原因之所在。这一点是法家韩非子之流所永远无法企及,甚至不能理解的。因为按法家的观点,人与人之间都是勾心斗角、彼此利用的势利关系,这一点,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例外:“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长之利也”(《韩非子·六反》)。有血缘骨肉之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尚且如此,那就更不必说没有血缘骨肉之亲的常人(包括师生)关系了。既然人性的本质都是邪恶的,都是丑陋的,人人都有“自为心”,也即“计算之心”,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温情的成份,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那么,师生之间也必定是以势利相交,而以势利相交,必定是利尽而交随之中绝。然而恰恰是这种“算计之心”“自为之心”预设前提的存在,使得法家内部师生反目,同门相残,韩非子死于同窗李斯之手,便是最好的证明,其结果是造成法家在后世学统不彰,声势消沉。

   孔门弟子对先师进行美化歌颂,其实多少也包含着现实功利因素的考虑。“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他们既已入了孔子之门,就意味着变成了靠笔杆子混饭吃的“文化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尴尬局面是避免不了的。为了生计,只能把儒家学问这块蛋糕尽量做大做好,而其前提,则是首先要使自己的老师神圣英明化。因为只有当老师的伟人资格被确认时,老师的学问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自己继续老师的事业,弘扬老师的学说也就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换句话说,歌颂老师便是拯救自己,老师是圣人,那么作学生的,不济也弄个贤人的头衔,甚至于登上”亚圣“、“复圣”、“宗圣”的宝座。这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儒家师生处于一个共同的圈子中,利益与损害对大家来说是休戚与共的事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见孔门弟子其实并不愚蠢,小算盘打得很精明。

   孔门弟子的造神运动,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这就是“歌德”风的蔓延沿袭,溜须拍马者的大行其市。孔门弟子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因此歌功颂德、鼓吹表彰总能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和煽动性,而不必忧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局限。这一传统沿袭下来,便造成所谓的“歌德”文化,阿谀奉承之风愈演愈烈,溜须拍马之徒层出不穷,士气堕落,官场黑暗。老大的专制帝国就是在不断的造神运动中一步步走向末路,最终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陷于崩溃。

   其实平心而论,孔子本人还是具备接受歌颂的资格的。他“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文化贡献;他“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品格;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他“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道德修养;他“有教无类”的博大胸怀;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自律原则,等等,又岂是寻常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既然这么多的优秀品质,那么孔子受到弟子的赞誉推崇也就不算是出格的事情,只是把他称颂为太阳、月亮,以及高不可及的苍天,稍稍显得有些夸张过火而已!而后世那些以政权机器强制力胁迫大家歌颂的对象,又有几个是真正值得讴歌赞美的。所以,孔门的造神,至多让人感到可笑;后世的歌德,却实在让人觉得恶心。

   文章原载于《人间几回伤往事:黄朴民解读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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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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