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计朋:出生就是汉奸的二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7 次 更新时间:2017-03-14 16:06

孙计朋  

二舅还是走了,这一次医生没有误判。亲人的挽留、医术的进步无法抗拒生死的规律,心有遗憾的二舅,潇洒地走了,永远走了……



看身份证,二舅生于1943年年11月。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在那之前外公曾给日本人做事,是汉奸,所以解放后,根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二舅也成了汉奸。汉奸,意为投靠侵略者,通敌卖国,或者引诱异族侵略中国之人。二舅是汉奸,由此可以推出二岁的二舅曾投靠侵略者,通敌卖国,引诱异族侵略中国……


1938年1月5日,日军十师团一部侵占邹城。地方上的民族败类来东甫等认贼作父,组织了“邹县临时治安维持会”,其机构设有总务科、交际科、庶务科、治安科。1940年,汪(精卫)伪南京政权成立后,伪邹县公署改称邹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机构设置依旧。县辖6个区,76个乡镇,699个村庄。乡村实行包治,规定10户为1甲,10甲为1保,并设有甲长、保长。1941年,伪县政府下辖65217户,283145丁口,编成6360甲,667保,76联保,(《中共邹城地方史》第一卷中共邹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9月版)


根据上面的介绍,当时的邹县除“临时治安维持会”外,至少还有7027人做了实实在在的汉奸。如果算上家属、子女,人数更多。日本人打来了,身为书生的外公没有奋起反抗,身为保长的外公没有跟随国民政府逃亡重庆,他苟且偷生继续留任,于是成了汉奸。类似情形在当时很常见。“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外公是愚?还是智?他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外公一直没给我说清他骑着自行车跨了几天的盒子枪,也没有说清跟随国民党跟随日本人又跟随国民党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读书识字的人,一个小山村的实际领导人,他与各方都打过交道。给国民党做事,是传统和习惯;与日伪合作,是懦弱和无奈;帮助共产党,是出于朴素的好感和良知。解放初,暴风骤雨般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安全度过,对他来说不是奇迹,是善有善报理所当然。许多和他一齐在日伪或国民党时做过保长的人就没这么幸运,直接被镇压了。外公不是恶霸,没有民愤,协助共产党做过工作,但这一切不能改变他地主阶级的成分,不能改变他曾是汉奸的历史。到了新社会,他和他的全家人当然都是被打击被歧视的下等人。被打,被骂,乡亲们在脸上唾唾液,他品尝了;站在台上批斗,绳子牵着游街,面对贫下中农下跪,妻、子被人欺侮,他经历了。



我查了资料,山东省1955——1966年组织了110多万人开垦新区、支边建设,主要迁入东北三省、青海、内蒙古等,其中,迁入黑龙江省的最多。此外,还有许多自发性移民外迁。二舅说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情况,只记得当时村里家家吃不上饭,特别是春天,饿得慌,榆树叶、槐树叶、野菜都是抢手的宝贝。于是,外公、外婆带着二舅、三舅抛下父母、女儿,去了黑龙江。具体是哪一年去的,二舅也记不清,不到二十岁吧,还在大队里开了通行证,他说。“无边的荒原,泥泞的道路走起来不留神,经常摔跤,蚊子小咬白天晚上围着人转,尤其晚上睡觉没有蚊帐,只好用被蒙着睡,半点身子也不敢露在外边,否则就成了蚊子的美食,大小便需点火把熏跑才能解决”(选自网文《支边青年在北大荒五十年》)。外公家的情况只能比这差,因为他们含有被“发配”的性质。


东宁县,是他们最初落脚的地方。我在网上查了查,是,和二舅说的一样:在哈尔滨的东南方向,到了牡丹江市再向东南,与苏联(俄罗斯)毗邻。在那里,饥一顿饱一顿好歹吃上饭了,衣服可以遮体了,受的欺负少了,贫困却无法改变,依然生计艰难。就这样,他们生活了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一次大回迁,外公他们回来了:父母已逝、女儿已嫁人生子、两个儿子都是单身……在家里的老宅基地上,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加上亲朋的帮助,盖了房子,三舅好歹成了家。不久,二舅把父母安顿在邻居家的小房子里,又回了黑龙江。


看得出来,这是二舅最愿意与人谈的一段时光。四十多岁,超强的体力、耐力,不会偷奸耍滑,正是人人喜欢的雇员。更重要的是平等了,没有了屈辱,凭力气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挣钱。他给一个建材商帮忙,既是装卸工,又是保管员。石子、彩色石子、沙子、水泥、钢筋……送的货来了,他卸;有买的,他装。与老板一块吃饭,晚上一个人睡在铺子里。也是在这些年,他经常往家里寄钱,从三十元五十元到三百元五百元。这些钱,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村,就是一笔大数字。可以说,家里的大多数人——父母、兄弟姐妹——都得到了他实实在在的恩惠。二舅很少回家,偶尔回来过年,带几包黑木耳,春节后又匆匆走了。他依然单身,说自己年龄大了,老板曾介绍了两个带孩子的妇女,都谈不拢,散了。



又是二十多年倏忽而过,二舅回来不走了。老板打三次电话让他回去,说不用干活,帮着照看铺子就行,保证养老。二舅没有回去,他说自己已经干不了重活,若在那里让人家白白养着,心里不舒坦。没多久,二舅进了养老院,我们都觉得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可以安度晚年了。六十露头的二舅在养老院是“小青年”,身体硬朗,于是烧起了锅炉,他的零花钱也有了保障。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二舅应该这样生活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结婚!即便在今天的城市,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年人结婚也会闹得天翻地覆,何况在农村,更何况,女方有子有女……


养老院的人告诉他,一旦结婚就不能住敬老院,必须回家,而且孤寡老人补贴也没有了……但二舅已经铁了心。他从敬老院搬回来,与老太太(二妗子)领了结婚证。没有结婚仪式,没有亲朋的祝福,两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组成了一个家。结果,结果和大多数人判断的一样:不欢而散!他们在一块度过两个春节后,二妗子在子女的强拉硬扯下,含泪搬回了独自蜗居的小屋。


私下里,二舅告诉了我结婚的原因:刚解放,二舅因为是地主成分不能上学,他常在学校门口玩。一天放学后,几个贫下中农的孩子看见他就“狗崽子”、“狗汉奸”、“反革命”的骂,二舅忍不住回骂了几句。这还了得?三五个孩子围上来就打,其中一个摸起了石头,弱小的二舅被打得头破血流……此情此景被一个从山上割草回家的小姑娘看见,她抱打不平,骂走了那几个混小子。如果没有小姑娘的出现,二舅被打成什么样很难说。须知,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莫名其妙被打死的“坏分子”很多。小姑娘就是现在的二妗子。她后来结婚生子,子女成家,丈夫去世独自守寡,子女弃养无人问津……甚至过年过节也没人搭理。二舅一是可怜她,二是报当年的相救(救命?)之恩,所以才酿成一段苦涩又没有正果的黄昏恋……我知道二舅是一饭必酬的人,别人对他的好,他会记得,尽力回报。像他这样长期漂泊的生命,能受到过多少外人的关爱,所以那段经历、那个小姑娘他记下了,格外珍惜。“我不后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至少我报了……分开是因为性格不合,我这个倔脾气和谁都合不来。”二舅这样说。是啊,年近古稀的两个人,没有真正的感情基础,各有各的生活习惯、是非观念,怎么能呆在一起。但我们知道,分开真正的原因是二妗子的子女迫于世俗的压力棒打鸳鸯。命运多舛、多年漂泊的二舅,晚年想寻找一个宁静的角落,不曾想所有的努力,建成的只是空中楼阁……



被医生判了癌症晚期的二舅,看不出丝毫的改变,依旧爽朗,谈笑自如。“我七十多岁,也吃鱼(我们这儿有老人七十三岁吃鱼的习俗)了,满足了。动手术多活一两年又能怎么样,不就是多受几天罪吗?”他反倒劝我们,“没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都走过来了。住泥草屋、扛大木、割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豆,一样过来了。你们没听说、没见过的苦和累和罪,也过来了。最后的这一步,人人都要走,早走晚走一个样……”二舅这些富含哲理的话,使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只上了几天夜校的人。每天护士查房后,二舅都要签字,我在一旁看着,字写得慢,但工整有力,一丝不苟。我问他怎么会写字,是不是外公教的?二舅说外公因为识字成了汉奸,所以从不教孩子识字,自己是在东北的时候上过夜校。他说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言行一样,留在哪里都一定要写好,马虎不得,不然的话会被人指着骂。


夕阳残照中,一抔黄黄的土,一丘矮矮的坟,掩盖着一个普普通通的灵魂……


谨以此文,记念二舅,和那些与他同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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