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隋文帝的政治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1 次 更新时间:2017-02-22 01: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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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如过江之鲫的中国古代皇帝中,隋文帝杨坚肯定不是庸君,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称得上“明君”的人物。

  

   他精明强干,能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以北周外戚的身份,从周静帝宇文衍手中夺取北周的政权,登基称帝,建元开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隋王朝,“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泽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赵翼《廿二史劄记》“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条)

  

   他天纵英武,顺应“大一统”的历史潮流,周密筹划、精心准备,当机立断,果断起兵,发动大规模的平陈之役,千军齐发,所向披靡,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一举翦灭盘踞在江南一隅的南陈王朝,“在期一举,永清吴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揭开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他知人善任,深知治国安邦,须臾不能离能臣干吏辅佐的道理,“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春秋繁露.立元神》)信任与重用高颎、苏威、虞庆则、杨雄、杨素、杨俊、贺若弼、韩擒虎、李德林、薛道衡等文武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开皇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锐意进取,厉行改革,除旧布新,健全法制。其即位伊始,就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将关陇为本位的政权,与山东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相融合,以保存有汉魏传统文化内涵与特色的河北高齐体制来变更、改造西魏以来的关陇旧制,废除酷刑,推行新律,精减机构,整顿吏治,制礼作乐,征求图书,尊崇三教,并用儒法,使隋朝的政治秩序很快得以建立,隋朝的政治生活迅速走向正常,史称隋文帝“革命数年,天下称平”(《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当为公允之说,洵非虚饰之辞。

  

   他关心民生,爱惜民力,重本倡农,发展经济。隋文帝在位期间,实行大力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基本国策,改良并认真落实均田令,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人力大修水利,增加收成,广置粮仓,开设义仓,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整顿户籍,建输籍之法,依样定户,抑制豪强,节制赋役,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适度鼓励工商业,激活经济。在短短的十几年后,使隋朝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库藏皆满”,国力称盛。

  

   他勤政匪懈,俭朴自律,不尚奢华,不慕虚名。隋文帝杨坚堪称是历代帝王中勤勉于国政的典范,甚至可以说是十足的“工作狂”。史载其“每日临朝,日昃不倦”,那种干劲,简直让人惊讶诧异,“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可看出他在国家治理上的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更值得肯定的是,隋文帝谦虚谨慎,贵有自知之明。贺若弼拍马屁,将当年为平陈而进献的策略谋算冠上“御授”的名目,称曰“御授平陈七策”,进呈隋文帝,隋文帝不屑一顾,原物奉还:“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众大臣溜须拍马,恭维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动他封禅泰山,树碑立传,连那个亡国后苟延残喘的陈后主陈叔宝,也献诗效忠,进言封禅:“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可隋文帝头脑很清醒,明确表示“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来虽然还是拗不过大臣们的一再劝告,去了一趟泰山,但只是用了“东狩”的名义,毕竟始终没有冠上“封禅”的旗号。身处权力巅峰的皇帝,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也是难能可贵的。

  

   正因为隋文帝身上有诸多优点,一生有不少贡献,故后世的史臣对他的评价从总体上讲,还是比较肯定的: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安泰晏如,功业昭昭,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堪称一代良主。应该说,这个评价,大致并不离谱。

  

   做皇帝能做到这般地步,当然是非常不简单、非常不容易,乃至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距离“圣明”,恐怕还有一段路。这个差距,就是缺乏真正的睿智,缺乏超越的境界,一句话,是政治的格局不够恢宏,政治的器度尚有软肋。我朋友袁刚教授在《隋炀帝传》一书中,言称隋文帝“天性沉猜,行察察之政,尚够不上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总揽政治全局,把握施政方向,理应该高层建筑,抓纲举目,抓大放小,而不宜事必躬亲,苛刻细节,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否则就是有三头六臂,浑身解数,也必然会陷入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的窘境,无法做到应付裕如,纲举目张。所谓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那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重点。当年秦始皇每日以处理公文三十石为程而导致秦政苛酷细察的结果,诸葛亮日理万机落得积劳成疾、中道崩殂的下场,就是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文帝勤政励治,夙夜匪懈,是优点的同时,也是一种明显的不足,过于勤奋,大包大揽,模糊重点,忽略关键,结果就是锱铢必较,买椟还珠。只汲汲于事务性的细节,而轻忽了战略性的大体。

  

   这一点,后来的唐太宗曾予以尖锐但又准确的评说。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向大臣萧瑀询问:“隋文帝如何主也?”萧瑀回答道:“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不纵欲,长时间工作,深入基层,吃工作快餐充饥,在常人眼里,那是统治者的美德。

  

   然而,唐太宗却颇不以为然,大摇其头,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而照不通,至察而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顺而已!”唐太宗对隋文帝躬亲庶务之弊端的针砭,可谓是击中要害,道出了境界低仄、格局狭窄是隋文帝作为皇帝的明显弱点。

  

   正因为隋文帝政治格局过于狭隘,其个性上“至察则多疑于物”,故他在骨子里往往很难真正信任臣僚,时刻加以提防,生怕人家对自己有所隐瞒和欺骗。于是他就忍不住经常暗中派遣亲信到地方上探究情况、侦察动态,了解吏治得失。更可怕的是,他还热衷暗设圈套,挖下深坑,引诱官吏见利忘义,主动上钩,如经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发现有受贿者,必加严惩,处以极刑,“无所宽贷”。这纯粹是下三滥的招数,毋怪乎,后来的封建史臣也非常看不惯隋文帝的所作所为,斥责其“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这样的政治器局,这样的施政风格,当然无法调动臣下的积极性,为躲避无妄之灾,大家都觉得干事容易出问题,不干活反而安然无恙,所以就合情合理地选择置身事外,束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史称:隋文帝“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同上),这就不能不说是隋代政治的莫大悲哀了。

  

   隋文帝狭隘的政治格局,不但让各级官吏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杯弓蛇影,无以聊生;也让普通民众肝肠寸断,有如惊弓之鸟,整天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

  

   隋文帝不信任官吏,当然也不会放心民众。他虽然关心民众的生活,但是从内心深处是非常惧怕民众“啸聚山林”,犯上作乱的。为防止出事和动乱,他严禁民间私藏“大刀长槊”一类兵器(好在还没有像元朝那样禁藏菜刀),下诏令规定:“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连大一点的船只都要加以没收,理由很可笑也很荒唐,就是大船装载人员多,可能被用来“藏匿奸党”:“天下船长三丈,谓其既大,必能藏匿奸党,并令没入官。”(《独异志》)民众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生存,当然是举手投足,处处提心吊胆,讲话发言,时时战战兢兢了!

  

   要在社会上搞“维稳”,自然要假借酷吏之力。隋文帝懂得这层道理,因此放手任用酷吏,对他们多方关照,优渥有加。当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酷吏,名叫燕荣,时任青州刺史。这位燕荣在任上,曾招募一些身强力壮的大汉,担任“伍伯”,相当于当代的警察或“城管”。凡是有人路过青州地界,伍伯必加查问,稍不如意,就鞭挞路人,且下手极重,“创多见骨”。效果还挺明显,使得“奸盗屏迹,境内肃然”。其他州县的人闻风丧胆,凡是行经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地界时,都是“畏若寇仇,不敢休息”,生怕惹祸上身,丢命致残。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酷吏,隋文帝乃是视为至宝,“甚善之”,当燕荣入京朝觐时,隋文帝对他“特加劳勉”,专门赐宴于内殿,并下令王公贵族写诗作赋歌颂这位酷吏(见《隋书》卷七十四,《酷吏燕荣传》)。隋文帝这种作派,自然也是其政治格局狭隘的正常反应。

  

   隋文帝的节俭,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作为皇帝,能做到俭朴节约,当然要远比荒淫奢侈来得好。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节俭虽是美德,但也不宜将它强调、夸张到极端的地步。俗话说“真理过了一步,便成了谬误”,节俭的道理也是如此。它必须讲究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起相反的效果,即所谓“过犹不及”。

  

   隋文帝励精图治,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使经济得到复原并走向繁荣。可是他在本人节俭的同时,也舍不得让老百姓过上较为富足舒服的日子,紧紧地守着国家的财富,死活不让肥水外流。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还是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没能分享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在民众遭遇灾荒,生活难以为继时,也不愿赈灾抚恤。

  

   《贞观政要》中所记载的唐太宗有关隋文帝过度节俭的批评,就打出了隋文帝的原形。“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在唐太宗看来,隋文帝的节俭,有时到了不合人情的地步,说到底,这是隋文帝不爱惜百姓的自然结果,可其多年聚集的财富,只是助长了炀帝的奢华。这真是“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曰:“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读通鉴论》卷十九) 这更是进一步剥去了隋文帝头上的节俭光环。而隋文帝之所以会将“节俭”这种可贵的美德“异化”为吝啬和贪婪,走到了反面,归根结底,依旧是他政治格局过于狭隘的必然产物。

  

   因为隋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以他的政治格局也直接关系着隋朝的政局发展,决定着隋朝的国祚延绵。很显然,他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他的视野、他的识见,从而也影响到他的判断,他的决策。所以,在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表象背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隐藏着致命的问题。

  

   当隋文帝东狩祭祀泰山之后,一般人都以为天下从此将达致太平,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却是忧心忡忡,认为变乱不可避免:“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必须承认,这些分析与判断是正确而高明的,充满着睿智,是毋庸置疑的真知灼见。

  

   隋王朝短短三十余年即走向崩溃,走向覆亡,根子的确是在隋文帝的身上,是他政治格局的局促与狭仄,导致了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恰如史臣之所言:“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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