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卡格 克兰西·马丁 著 吴万伟 译
伟大的存在主义者很少有孩子。他们的哲学如何帮助克服了当父亲的焦虑和恐惧？
人们可能期待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聚会非常引人注目：头戴黑色贝雷的人在悄悄地谈论死亡和焦虑；在宾馆房间里抽着烟，双手紧张抖动，嘴唇微微噘着；他们清清喉咙开始给精心挑选出的少数人宣读学术论文。不过，有些场景你可能是很少看见的：有孩子紧随其后离开。
这是男性哲学家占绝大部分的聚会，很多人都知道，男性哲学家往往是很糟糕的父亲。当然也有例外，不过，只要想想苏格拉底在最后时刻赶走家人的举动就明白了，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有时间单独与哲学同伴呆在一起；更糟糕的是，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撰写养育孩子的小册子《爱弥儿》（1762）时，竟然将自己的孩子抛弃。欧洲很多存在主义大师---尼采、克尔凯郭尔、萨特等不是糟糕的父亲，他们干脆一辈子都不要孩子。
本文的两位作者在挑战不可能：两人都是哲学家，甚至是存在主义者，但两人都有孩子。这个事实很难说有多高尚也不能说经过了精心的考虑：虽说是蜜月中的意外，但孩子的到来毕竟让我们都很开心，这是当父亲的感受。在做父亲期间，我们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一点儿哲学色彩。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会对从事哲学研究的父亲的智慧所吸引，甚至研究没有孩子的存在主义之父，这么做让我们当家长的水平稍微提高一些。
首先，就不要孩子的问题说两句。我们很容易罗列出存在主义者不要孩子的理由，那就是破坏其追求的理想---自主和自由。按照萨特的说法，我们“注定要受自由之苦”，这种怪异的无期徒刑意味着我们必须时时刻刻选择自己的前进道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接受他人的影响，但个人最终必须对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因此，仍然很普遍的生孩子律令对存在主义者来说不应该有多大吸引力。他或她拒绝生养一大群孩子完全是他们的自由。就存在主义者而言，不要孩子没有什么丢人的，一点儿也没有。
很多哲学家不愿意生养孩子是因为养孩子太难了。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德谟克里特斯（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古希腊哲学家，原子唯物论的创立者---译注）告诉我们说“养孩子是不确定之事。只有在经过充满战斗和焦虑的一生之后才能取得成功。”很多哲学家---很多人并没有为此战斗做好准备。有的人明白这一点，因而选择退出。在西方文化中，很容易认为将不想要孩子解释为拒绝承担适当的责任。虽然这种解释没有特别的错误，但它还是施加了某种压力使得很多人变成了很糟糕的父母。很多成年人生孩子并不是积极的选择，事实上他们要么没有完全准备好，要么不是十分乐意。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91）中对自己不要孩子提出的问题是“你是配渴望有孩子的人吗？你是胜利者？自我征服者？还是能控制激情者或美德拥有者？因此我要问你。”对包括尼采在内的很多人来说，对这种难题的最适当反应是沉默不语和拒绝。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评价说，不情愿的统治者才应该成为城邦领袖，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生孩子问题：只有那些在当父亲时感到害怕和颤抖的人才值得担负起无限的责任。或许受到惊吓甚至被吓跑只是意味着你在关注当家长的问题而已。
不过，让我们假设，存在主义者在经过认真考虑或者因为偶然事故当上了父亲。他怎么能在不登上哲学之船时继续当父亲呢？按照萨特的文章“反犹主义和犹太人（1946）”的说法，存在自由的核心是萨特所说的“真实性”，是有勇气拥有“对处境的真实而清晰的意识，承担起涉及到的责任和风险，或骄傲或羞辱地接受它，有时候甚至充满恐惧和仇恨地接受它。”
这是对做父亲感受的类似描述“真实而清晰的处境意识”：你睁大眼睛观看你的亲人从似乎过于狭小的生殖孔里将一个陌生的家伙生出来；当血块被清理干净后，这个陌生的家伙成为你最亲密的伙伴和一辈子的亲属，从那天之后，生存就围绕这种依赖性而展开；接着，如果一切顺利，孩子会慢慢长大一直到不再需要你。从存在的角度看，最终来说，你当父亲的任期将以下面两种方式结束：要么你的孩子死掉，要么你死掉。正如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1843）中所说：“无论如何，你都会感到遗憾。”
做家长还真正涉及到处理孩子真的像什么的问题。他们不是天使或坏蛋，不是甜心或恶魔；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他们是小宝贝，既是天使也是野兽。这种平淡无奇的陈词滥调表达了有关人类生存条件的深刻真理，即我们是一种生物，或许是唯一拥有极端自由的生物。成年生活的大部分都逐渐适应忽略人性中的这个方面，现代性则为行为施加人为的限制，并且假装这些限制是天生的。当然，对于存在主义者而言，所有这些都是废话，对孩子来说也是如此---什么都不是天生的。用来定义文明生活的边界通常都是自我限定的，也就是说具有绝对偶然性。孩子们都知道，人生的可能性范围总是无限开放的，绝大部分家长则故意忘记这一点。人生的困难就是为自己选择那些应该实现的可能性。
传统上说，做父亲意味着限制孩子的可能性意识。常言道“父亲知道的最多”，与之对应的说法是“孩子不知道”。显然，这种立场有某种合理性：应该阻止蹒跚学步的孩子去洗涤剂橱柜里翻找东西的行为。孩子偶尔会探索危险的可能性---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密切关注存在自由对孩子产生的威胁是家长的责任。但是，尼采这样的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过分膨胀的风险回避意识并不是要跟踪特定情景的实际风险，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焦虑意识。
我们越是争论说那涉及到孩子的安全，就越明显地显示出那是家长自己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焦虑和恐惧是应该被竭力避免的。更具体地说，我们避免那些激发焦虑和恐惧的东西如蟑螂、考试、枪击、小丑等。但是，这些体验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哲学家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思想家通常都同意，它们是不应该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东西。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恐惧并没有特别的对象或起因，而是源自成为人这个事实本身。用他的话说，那是“自由的可能性意识。”想象你人生中拥有的所有可能性，现在可以再乘以10倍，接着再乘以10倍，最后听任自己大胆考虑你小时候禁止你自己尝试的众多选择。那些是我们真应该讨论的东西。现在，无论你感觉如何---那就是自由的无限可能性，虽然这种意识有些虚弱和冷淡。成人的墨守陈规通常让我们对这种恐惧感到麻木，但孩子总是尽最大努力提醒我们注意到它的威力。
我们为什么限制孩子的自由？为什么不让女儿爬树或者跳跃河沟？为什么反对儿子穿礼服或强迫他玩冰上曲棍球？为什么不允许女儿和儿子离家出走？父亲知道得最多。当然，几乎所有父亲都认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我们对这种状况再熟悉不过了，都很清楚如果诚实和实话实说的话，大部分人在保护孩子时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避免克尔凯郭尔式的焦虑或者试图对付自己的焦虑。我们越是争论说那涉及到孩子的安全，就越明显地显示出那是家长自己的问题。孩子以开心的或痛苦的方式提醒我们，成为人意味着什么。他们难以遏制的好奇心、幼稚的无所畏惧、毫无羞耻感等都在提醒家长自己在遥远的时刻可能也拥有这些可能性，他们在克服这些东西时有同样多的麻烦。
我们两位都生了女儿。我们记得看着他们攀爬攀玩架时的恐惧和焦虑。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我们认为我们事实上在担心孩子摔成有创骨折，但多年过去了，很清楚的是，我们真正担忧的是失去控制，是放弃某些我们已经获得的对自由的可怕风险的掌控。但是，孩子们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并没有掌控自由。女儿和儿子（我们只能假设）有整个人类潜力范围的各种倾向，包括灾难性事故。这是有关孩子的真理，就我们所知：家长将自己的自我概念绑定在随时能够自我毁灭的小野兽-天使身上，但是我们愿意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照顾蹒跚学步的孩子最痛苦，理由再寻常不过，但是至少对我们来说，这种折磨与其说是因为女儿顶撞我们的方式，倒不如说是对他人的关心和焦虑，孩子往往故意地或顽皮地无视她们的最佳利益，这非常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存在主义小说《死屋手记》（1864）中的叙述者。
那么，家长如何对付孩子到了十多岁时（这肯定是他们最明显地感受到自由的可能性和限制的时期）而产生的焦虑意识呢？为了自己的连贯性意识和理智而对孩子实行幼稚化管理或限制是把年轻人变成彻底的反叛分子的最好办法。没有孩子的哲学家在这方面再次给了我们线索。萨特认为，家长可能很好地掌握与成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打交道的基本真理：“他人就是地狱。”这不是悲观论调或可怕的宣言。（好吧，它可能有些悲观，但并不可怕。）与他人相处之所以是“地狱”那是因为它包含了与他人生活的多变性、脆弱性和悲剧性，此人完全有自由探索自己选择的自由。我们能爱她，我们当然爱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将按照我们的意愿行动，即便按我们的意愿行动也未必会产生最好的结果。最终来说，不会这样的。
在萨特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可能是第一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叔本华就建议，人们应该调整自己对人生的期待，在此就是对孩子人生的期待。用叔本华自己的说法，最好将其看作“无利可图的插曲，干扰了得到保佑的非存在平静时期。”这并不是说人们应该怨恨父母把自己生出来，也不是说孩子在让人生变得可以忍受或快乐的过程中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是说，养育孩子就像人生其他事一样，用叔本华的话是“需要完成的任务”。那是协商自由的艰辛旅程，当我们每个人被送到不期而至的终局时，不至于有我的人生还没有好好过的那种挥之不去的感受。当我们说渴望孩子幸福和安全时，我们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他们已经长大，完全可以自由做出有意义的决定，并以此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严厉和令人痛苦。大部分家长渴望掩饰或搪塞养育孩子的困难，把焦点集中在很多快乐的瞬间。但是，存在主义者认为，这种乐观主义常常是一种“自欺”（bad faith）：那是一种掩盖当家长和当孩子的自由的方式。如果家长只强调什么“适合”他的作父亲或作儿子的概念而不是关注日常互动的具体细节，萨特这种存在主义者就会说出令人警惕的话语。从最好处说，有孩子的生活肯定一塌糊涂。东西从缝隙中溜走。女儿从攀玩架上掉下来，儿子离家出走。这种事情会发生，而且并不总是发生在别人的孩子身上。如果有人认为当父亲一切顺利，他要么会感到沮丧，要么是在自我欺骗。
就核心而言，自欺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形式，试图在可接受的文化角色中隐藏人类自由中桀骜不驯的部分。萨特给出的经典例子是巴黎咖啡馆的服务员，他们显然要为顾客服务：他的动作是僵硬的和夸张的；他的微笑过于灿烂，鞠躬时腰弯得过低；他扮演了一种不诚恳的角色而非真正的个性流露。萨特本来还可以举出自欺的更好例子，如参加蹒跚学步的孩子的生日聚会，并与其父母交谈三分钟。热衷足球的妈妈、直升飞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体育迷父亲、虎妈---家长的角色有很多。更多的情况是，这些角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绚丽的表象：完满无缺。家长维持常态或完美无缺的表象，濒临危险的是什么呢？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当然没有好处。叔本华认为，我们应该放弃表象，永远承认当家长和人生的其他很多事一样是地狱，它们永远会偏离我们为其设计的脚本。
接受叔本华的悲观建议存在某种悖论。人们可能认为它让人生变得更加困难，就我们的体验而言，当父亲接受叔本华的建议，将人生视为“无用的、令人担忧的插曲”时，当父亲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更容易管理了。很多家长遭遇的羞耻、失望、和内疚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期待的结果。当一个存在主义者父亲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拥有那种体验了。这可能令人痛苦，但并非巨大的冲击。叔本华在随笔“论世界的苦难”（1850）中写到：
如果你习惯于这种人生观，你就会据此调整你的期待，不再将所有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大小事情如痛苦、焦虑、伤痛看作不寻常的或者不规则的例外；不，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合理的。在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以其特别的方式遭受生存的惩罚。
很多乐观主义者从内心说是不幸福的人：他们的希望和追求常常遭遇令人吃惊的破灭。另一方面，很多悲观主义者---我们应该称为现实主义者---事实上开朗得令人吃惊：他们的希望和期待与最终令人失望的世界非常吻合。这或许听起来像是我们在欺骗自己和孩子，劝他们放弃“宏大梦想”，不要冒险，不要上天摘星星。绝非如此。
直升飞机父母往往有一种浓厚的、光鲜的表象会阻碍真正的交流。他们的孩子也不被允许深入其中。
存在主义者鼓励读者对自己的生活承担完全的责任，也鼓励超越自我限制的边界去冒险。这就是尼采命令我们“生出会跳舞的星星”时说的意思。但是，尼采坚持认为，孩子或者任何其他人在探索人类可能性的所有范围时，没有超验性的成功保证。生出会跳舞的星星的分娩过程是痛苦的，在此过程中没有麻醉。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话说，在冷酷的世界上，我们的人生努力注定是徒劳的，类似于西西弗斯的失败，他命中注定要没完没了地把巨石一次次地推上山。所以，尼采和加缪连同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最终建议恢复弹性，拥有小孩子的年轻家长还能得到比这更好的教训吗？
最近一些年，我们逐渐体会到叔本华的存在主义世界观的寓意了。调整我们不切实际的期望是最容易的部分。他想让我们意识到或者具备的品质则更为困难。叔本华认为，假装的乐观主义---后来的存在主义者称之为自欺---可能产生疏远他人的奇怪后果。你愿意尝试和死硬派的直升飞机父母做好朋友吗？我们尝试过了，结果行不通。有一种浓厚的、光鲜的表象会阻碍真正的交流。他们的孩子也不被允许深入其中。存在主义者让我们抛弃这个障碍，拥抱人类痛苦的普遍性本质，即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每个人无论老少都将遭遇生活中难以描述的种种悲剧，即便父母和监护人做出最大的努力。
说话毫不留情的叔本华认为，这个真理应该让我们培养一种对包括孩子在内的他人的宽容，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人生真的是非常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艰难之处。如果我们容许自己体验存在真实性的时刻，一种按本来样子而不是按我们渴望的样子看待孩子的机会，我们就会很清楚，童年并没有那么可怕，当家长也没有那么可怕。这种意识或许令人吃惊，却给予父母某种乐观主义者通常禁止提供的东西：有意义的同情，即设身处地体会他人感受的能力。叔本华承认，“这或许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它与事实相吻合，它让我们从适当的角度看到他人；它提醒我们人生中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宽容、耐心、关心他人、爱邻居。人人都可能遭遇危难，因此人人都得益于他人---甚至包括孩子。”
作者简介：约翰·卡格 （John Kaag）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哲学教授，著有《美国哲学：爱情故事》。克兰西·马丁（Clancy Martin）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哲学和企业伦理学教授，著有《爱情与谎言》。
译自：Dreadful dads by John Kaag and Clancy Martin
https://aeon.co/essays/what-the-childless-fathers-of-existentialism-teach-real-d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