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中国经济学奖获奖感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5 次 更新时间:2016-12-07 19: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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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进入专栏)  

   我由衷感谢中国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对我和许成钢多年研究工作的认可。这个奖旨在“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学科”;“奖掖矢志于理论经济学创新的中国学者,传播华人经济学者的学术思想,鼓励与推动中国经济学人为繁荣人类经济科学做出贡献”。今天这个奖的首次颁发,是颁发给运用现代经济学前沿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相关研究,这让我很受鼓舞。

   我首先想说,颁奖词中提到的研究贡献是我和许成钢以及更多的经济学者共同做出的。所以我要感谢在获奖理由中引述我的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们,除了成钢之外,还有车嘉华、金和辉、刘遵义、马斯金(Eric Maskin)、罗兰(Gerard Roland)、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他们之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感到最为幸运的是能够同这些优秀的学者们一起愉快地合作,共同进行对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并且看到这些研究获得经济学界同行们的认可。

   当我在35年前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不仅我那时没有听说过“供给”和“需求”,而且在那时的中国,“市场”和“激励”(incentives)这两个词也还没有进入经济学的常用词汇。我深感幸运的是身边的大师们把我带入经济学的殿堂。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科尔奈(Janos Kornai)、马斯金(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对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影响至深。当年除了在哈佛,我还去MIT修课,包括当时在那里任教的哈特(Oliver Hart)(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梯诺尔(Jean Tirole)(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两门课。我在斯坦福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接触较多的诺思(Douglass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教授都对我的研究有直接影响。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我要特别提到吴敬琏。我与他在1983年秋季在耶鲁大学结识。正是他向我介绍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后来也是在耶鲁我第一次见到来做学术报告的科尔奈。

   刚才致辞的四位经济学家对我都有特殊意义,我从他们每一人那里都学到很多。我从科尔奈那里学到什么是体制(system),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思想的力量。我从马斯金那里学到什么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我从吴敬琏那里学到中国的改革历程是中国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从哈特那里学到经济学理论的简单性和现实相关性。这些大师们不仅给了我研究的灵感和工具,而且也给了我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工作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的。

   中国经济学奖鼓励理论创新、学术规范、中国元素。刚才评选委员会宣布的我们的获奖理由是“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我并不想在此概括我所做的研究工作的全部内容,只想聚焦获奖研究工作从四个方面来谈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意义。

   首先是研究对象中的问题。二十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

   计划经济遇到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前者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价格不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计划者决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后者问题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经济下的“大锅饭”和“软预算约束”等造成的激励扭曲,表现在个人、企业、政府没有增加效率的积极性。

   当然,资源配置问题与激励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关联的。比如,科尔奈最早提出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问题,它首先是由激励问题引发的,但是它又进一步影响了资源配置,比如造成短缺这种资源配置的扭曲。但是,要认识软预算约束的本质,就必须看到它背后的激励问题,不然就不会认识深刻。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就是要以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基于市场的激励奖惩机制,来替代计划经济的一整套制度。在我看来,对所有转轨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也都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是激励问题,当然还有两者的结合。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的是关于市场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帮助性作用。价格,包括产品市场价格和要素市场价格,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与激励问题相关的是关于产权、合同、所有制、治理等问题。当然,激励与价格也密切相关,但是它不仅与价格相关,更与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政府层级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密切。

   事实上,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两条线展开的。改革取向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政策推动各有侧重,这是很自然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极为明显地突出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而农业改革中,既有激励改革,也有资源配置改革。农业改革中既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前者既针对资源配置问题又针对激励问题,而后者则主要针对激励问题。90年代中期的价格、财税、汇率、利率等改革,主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也对改变激励起重大作用。而贯穿整个改革历程的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建设等,都是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激励,不仅是个人激励,也有企业激励,还有政府激励。这些改革对资源配置也起重大作用,但是更为困难。

   以上是我们从事研究的问题的大的现实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激励问题上,并且由此去深入探讨计划经济的体制性错误,转轨经济中新出现的现象,包括成就与缺陷。这就引导我们去探究制度变化而导致的激励变化,激励变化导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表现的变化。研究就会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直观观察。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出发点。

   第二是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这就必须要谈现代经济学学理的演变。现代经济学对成熟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激励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理论。先是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理论,从19世纪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为框架的理论,经过二次大战后的不断发展,形成最为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1971年阿罗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的《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书,就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而激励理论的发展在后,是因为它要基于不完全信息理论。这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起步。同样也是阿罗,正是他在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这是他从保险业的术语中引入经济学的。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重要贡献者包括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维克利(William Vickery);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Leo Hurwicz)、马斯金和迈尔森(Roger Myerson);今年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这些经济学家研究侧重不同方面,有的是公共财政问题,有的是劳动市场问题,有的是拍卖问题,还有的是机制设计的基础理论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都与不完全信息和在此情况之下的激励问题相关。

   需要专门提及的是2014年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原因是因为他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应用于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organization)、政府规制(regulation)等方面。正如梯若尔在诺贝尔演讲中所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作为研究的必备的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就为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即建立反垄断和规制理论,提供了机会。正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现代的产业组织理论诞生了,由此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代开创者诸如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森的研究之上的第二代企业组织理论,是以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基础和工具的理论。

   当我和许成钢等学者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我们接触到当时处于研究前沿的这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当然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中国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激励问题。我们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激励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最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研究转轨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基本的问题。

   因此,一方面是有中国经济改革中提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有现代经济学前沿的理论和工具。我们从事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就是要在两者的结合中创新。

   第三是研究创新和结果。在具体研究方向上,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上。这是因为从中国的现实经济中我们观察到,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很大作用,而改革中很突出的变化是地方政府激励的改变,它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这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这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很不同,在那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企业方面,由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约束,企业改革中既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又有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还有混合所有制的各种各样形态企业的问题,这其中的激励问题远比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要复杂,也比多数发展中经济中的情况要丰富,因为体制的不同。我下面聚焦获奖工作的三个方面来进一步解释。

   第一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的激励问题。这里面有两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我和许成钢提出的“M-型”(M-form)和“U-型”(U-form)组织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前者是按照产品或地区的组织形式,后者是按照职能或产业的组织形式。这个理论框架最初是用来分析大企业内部组织的,由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威廉姆森提出。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个框架扩展到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整个经济体。另一个是我和温加斯特和罗兰使用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分析框架。“联邦制”是从政治学中起源的,“财政联邦制”的理论框架最初是用来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扩展到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转轨中与促进市场成长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维护市场的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既有继承文献的部分,又有进一步创新的部分。如果没有前者,就不能把中国问题放在一般问题的框架中分析。如果没有后者,就不能解释新现象。

   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作用于政府的激励是什么?至少有三个方面:财政税收提供重要激励,干部任免机制提供重要激励,地区间的竞争也是重要激励。这些激励可以产生多重效果,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扭曲经济行为的一面,这取决于激励的形式,权力配置的方式等。

在M-型的组织形式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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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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