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制度的品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3 次 更新时间:2016-11-24 12: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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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制度规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非个人化,这是否意味着“见物不见人”?本文试图回答制度是否关心人,是否存在制度品德,为何需要制度等相关问题。文章论述,制度是公共品德的实践形式,其“中性”特征并非是伦理意义上的,制度对行为预期的影响具有道德涵意。把制度和道德以及人割裂开来,有制度环境的原因:一些不良制度的存在,误导了人们的看法。但更主要的源自内因,即本体论上的局限:我们对人的理解及其预见性的假定。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揭示法治的道德基础。我们不仅应关注其功效方面——是否能有效解决问题,更应关注其品德方面——规则为了什么而立,基于何种伦理原则解决问题,对预期行为带来何种道德影响。

   【关键词】制度 道德基础 伦理原则 人性

  

制度有没有品德?

   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因为较少看到有关的讨论。

   社会学者不大接受制度的比较,可能出于以下原因。其一,不愿意把制度看成一种可比较“质量”的“产品”,这太经济学了,他们宁愿声称制度多元、独特,且具有地方性,和解决当地的具体问题有关。各地的具体问题不同,最多是比较制度的效力,其品德怎么能比较?其二,认为制度以限制、约束,甚至处罚为特点,与德治属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后者才与品德有关。比如中国学界有大量讨论暗示,儒家与法家存在治理原则差别:教化与处罚,此提法本身就含有道德褒贬的意思。其三,学界主流的“进化与分化”认识,强化了普遍的规则中立看法,认为人类早期社会的特点,是伦理和法规没有分化,比如孝道既是家庭伦理,也是家规训诫,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伦理和法规的分化出现,这意味着,规则之治不再等同于伦理之治。如此逻辑,才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需要“统一”之说法,因为它们进入近代后逐渐不够统一了,所以才有必要特别强调。有关的论述还传递了一种“高下”分类信息:规则较之品德是更低下之物,规则,尤其是市场社会以来的规则,对于传统品行是一种损害。

   这些想法正在知识界蔓延,但我困惑于此,而且愈发强烈。

   在北大开设的《中国社会》课堂上,我曾经给学生播放一个短片视频,内容有关中部基层一个城镇招收公务员的案例:很多青年报名,经过笔试和口试后,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录取者是当地干部的子女或者亲朋子女。在课堂讨论中,面对多数学生对这一行为的“理解和可接受”,我提出问题发起讨论:这么做有什么损害?有人起立回答:损害了那些考得不错,但未被录取的人。

   在座有大约一百名本科学生,他们踊跃发表看法。其中声称“不可接受”上述做法的学生人数较少,在辩论中呈明显的弱势。我发现讨论逐渐把问题转化了,它变成这么做究竟损害了谁,然后便是如何取舍,哪种人当公务员后可能工作得更好,比如可利用资源更多,相比于那些受损者,是不是一个更值得的做法,等等。就这样,一个原则问题转化成一个效能问题。

   这种转化绝非偶然,它和我们的认识方式有关。这种认识假定,言之损害,必须得有具体的对象:人(person),及可见的利益(当公务员);反之,对抽象之物,比如规则或原则,因为缺少具体的受害人,难以捕捉可见的利益受损,就构不成“不可接受的损害”。举个例子,一些同学做保研或出国申请,需要较高的学分记录,他们要求老师给自己改成绩,并认为这么做是双赢——老师助人求学,学生得以深造,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不少人认为,这种“破例”要求虽然违规,但不违反做人道德,因为它没有损害什么可见之物,却有具体的受益者。

   真的没有什么受到损害吗?我感到,社会理论研究需要明确阐述现代社会条件下道德和制度规则的关系。

  

   一些理论工作已经在相关领域进行,得出不少有见地的看法。

   其一,为什么道德需要约束?桑德尔(1982)认为必须约束,因为道德的维系和群体生活有关,更与群体间形成的规则有关,如果没有根本性的社群约束,道德观念必然会漫无目标,放任自行。显然,这里所谓约束的存在,是为了巩固共有的道德,避免道德观念“放任自行”。

   其二,承认自利的制度规则,比如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就不道德?赫希曼(2015)认为,因为这一体制区别了欲望和利益,虽然欲望可能让人作恶,但由于认识到不这么做更符合他的利益,恶行欲望就有可能收敛。因此,承认并规范利益是一种道德上的进步,因为它可以限制恶行欲望。

   需要留意,上述两种观点是在两个规则环境下的结论。如同斯科特(James Scott)和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辩论,前者谈论的是村社共同体环境下的道德,后者谈论的则是个体竞争环境下的道德,并不构成真正的针对性,因为他们所说的生存道德差异是两种社会关系(环境)的产物(斯科特,2001;Popkin, 1997)。

   认识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道德的运行须有社会基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人类必定对新环境做出反应。相关群体变了,原有规则对于道德行为的约束减弱,是转型社会特有的问题:人们或者已经离开了传统共同体,进入新的关系环境,或者介于两种关系环境之间游走。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经济活动没有广泛地进入大众生活,传统组织形态保护了多数人,也广泛地定义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他们不必担心,持续而清晰的、一目了然的共同体纽带、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会被摧毁或者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匿名性和流动性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危险的话,传统社会成员不受这些危险的干扰(鲍曼,2003:466)。

   传统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及其间共享规则的存在,使行动者知道怎么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是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关联群体不再恒定,而原有关系群体内的规范,无法在新环境下发生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新环境使传统的“共同体神话”遇到风险,当人们无法预知对“自己人”的道德投资能否获得对方的相应回报时,他们如何通过预见后果,产生有道德的行为?

   对此,经济学者较为乐观。他们相信,人们普遍认为诚实、公开、透明、对等、遵从合约的求利行为是道德的,原因是这么做有利于持久的商业活动。社会学者鲍曼(Zygmunt Bauman)也论证,人们能够意识到,实现个人的目标需要相互依赖,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目标才对自己有利。基于对这种“能够认识到”的确信,他断言,市场经济中存在道德需求,而且(市场经济)能够满足这一道德需求(鲍曼,2003:601)。

   然而,在新环境下,如何让行动者产生较为一致的结果预见是关键。行动者怎么能广泛认识到限制当下的作恶,会对自己长远有利?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人能够认识到短期利益有悖于长远利益,一些人认识不到,一些人认为即使有悖,眼前(确定的)利益也重于长期(不确定)的利益。比如在我生活的社区,门禁保安人员禁止业主开车进入,以保护园内儿童、老人的行走安全,但常有人违禁开车撞杆进入,显然他们不认为这一禁令和自身安全这一长期利益有什么关系。

   总之,怎样使人们像鲍曼设想的那样,普遍“意识到”或者“预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是问题的关键。

   故,社会理论仅仅满足于论证,“小群体道德不会是同样兼顾所有人利益的普遍道德”,在进入匿名大型社会——这种根本有别于传统生活的社会——之后,就会自动产生对“普遍道德”的需求(鲍曼,2003:600-601)是不够的,因为认知差异及理性局限存在,人的“预见”能力差异很大。由于这一差异,“普遍的道德需求”即使存在,也不一定当然成为所有人的选择。这就需要人类文明创造出一种东西:制度规则,以增强人们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减少预见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规则的基本作用不是事后处罚,而是事前预防,这是对预期行为进行管理——使人们能够产生较为一致的预期,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

  

   在熟人的环境下,由于相互关联度高,历史信息容易获得,相对一致的行为预期不难出现,但在关联度较低,也缺乏历史信息的情况下,约束共同体内部关系的社会道德常常不能在新环境下起到作用。为什么如此?

   比如,“小悦悦事件”较难发生在一个共同体环境中,这种环境使每个人都对她负有看护责任。可是,我们无法预计这种“相互负责的道德”,也能够在生人关系中自动持续。这不是因为人们(彻底)放弃了这些道德,他们回到共同体或熟人圈子里,仍然会践行这些道德,而是因为责任通常由关系定义的惯例。在原先的关联群体内,已经形成一套责任约束规则,成员共享,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如果不遵守,结果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他们会看到并且预见到这一后果,这增强了他们付诸“道德行为”的预期稳定性。与陌生社会不同,共同体群体以频繁的面对面交往和互惠著称,共同的经历产生了情感,人们之间的责任义务和权利,通过情感的媒介得到加强。

   但在陌生社会中却不能预计存在这一媒介,因为关联群体和历史变了。有人建议,加强情感关系,稳固相互责任,尽管愿望良好,可以理解,但是难以实现,因为社会关系和关联群体的范围已经发生变化,利益和价值追求多元、竞争的加剧,使得建立情感的成本十分昂贵(所以会出现伪装情感行为)。但缺少这个媒介,怎样辨认正确的合作者,怎样在不知历史的情况下知晓对方是否负责?如果道德的本质是负责,那么怎样保证对方的认识及行动,和自己在道德上一致?由于存在相对一致的结果预期,这些风险在共同体社会小很多,而新环境下的关系,不仅没有自然定义这些责任,还很方便逃避责任,对后果的一致“可预见”势必发生困难,所以人们的责任反应出现了多个面向。

   这就需要一种新方法解决问题,促使互不认识、缺少情感的人增强行为预期的一致性、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办法就是建立公共规则。

   公共规则的第一道德原则,是普遍共享标准和信息。它是一种约束,但作用绝非仅仅否定或限定,它同时也是一种对预期行为的创造,不仅在个体和整体之间,也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创造了关联。制度规则通过明确构造公共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关联、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联、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关联、个人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关联,来增强人们共同的预见性。如果没有这一共享,比如规则对于有些人可以私下改变,相对一致的预见性就无法建设起来。

   考量关联是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天然,更不是同样水平拥有。一些人需要先辨别对象才能产生责任意识,而这些对象是传统关系告知他们的。当新的关系出现,这些对象不是传统熟悉的时候,就激励不出这些责任,或者必须靠在新关系中恢复传统关系,才能明辨相互的责任。这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需要依靠传统规则及其道德建立相互的责任。但是在陌生人中间呢?

交通规则是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开车所遇的不再是熟人,人们不可能遵循熟人礼让道德,于是产生了交规来规定各人行走时间和道路,让机会对等分配,以约束争抢道路的行为,保护大家的安全。交通规则的共享和明示,让所有人建立相对一致的预期:怎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将承担什么责任,它背后的公共伦理,是保障所有人具有对等(而非霸道垄断)的行路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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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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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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