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井直树:美式强权和平的终结与自闭式民族主义

——以西川长夫的“新”殖民主义论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1 次 更新时间:2016-11-21 18: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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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直树  

   【内容提要】亚太战争之后,日本失去了多民族帝国的地位。但随着1948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北、冷战格局的出现,美国的政策调整将日本放在东亚反共桥头堡的位置上。在美国的倒退政策影响下,甲级战犯岸信介、笹川良一、正力松太郎等人复归政界,作为美国利益的拥护者,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挥下,在日本国内乃至整个亚洲开始活动。结果导致日本虽失去殖民地,却作为美国的附庸,重新享受了作为帝国的待遇。由此,日本国民得以讴歌战后体制带来的繁荣,免除了“帝国的丧失”带来的耻辱体验和对帝国意识的反省。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美式强权和平的终结和中国经济的成长,亚洲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国民战后首次迎来不得不直面失去帝国的事态,催生了“自闭式民族主义”。多数日本国民依然否认日本殖民主义的残留和战争责任,极端恐惧走出日本国民共同体。

   【关键词】美式强权和平 自闭式民族主义 帝国的丧失 附属帝国 甲级战犯

  

一、序论

   直到去世前,西川长夫始终是一位与当下历史保持着紧张关系的思想家。他关注日本日渐恶化的政治与思想状况,燃烧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在尝试将新发现赋予语言形态的同时,不断追想并修正自传性的记忆,以此扩充自己此前完成的概念体系,并对之进一步打磨。也可以说,他为了将毕生积攒的知识与见解传达给人文社科素养尚不丰富的年轻人,奉献了自己的晚年时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标题就提及“西川长夫”,但本文的主旨并非选择若干西川晚年的思想课题,加上个人角度的解释和评论。因此对于本文是否可以称得上西川长夫论,我也颇踌躇。对于那些期待看到基于西川论稿的忠实解读而展开讨论的读者,恐怕要失望了。与此相对,本文尝试挑战的课题是,在西川对民族国家与殖民主义考察的触发下,以我自身的方式,对当前政治和思想状况可以做到怎样的理解,得出怎样的论点。就这一点出发也可以说,我在本文中对自己课以的命题是,为了让被西川长夫这个专有名词所涵盖的某种思想在“作者死后继续生存”,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些什么的问题。

   在此我所关注的,是西川在“‘新’殖民主义论”的题名下发表的一系列论稿。或许是因为其大多数论说此前都发表在日本国内的地方报纸以及国外的大学、学会,西川关于全球化以及“9•11”之后相关的考察,直到他逝世前两三年我基本都没有看过。不过,读过其所馈赠的《全球化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论》以及《生存于殖民时代》等著作之后,虽不能说他的思考与我完全重合,但对彼此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交之处深有感触,这一点如今依然印象深刻。

   这里所说的相交点,可以从西川以下这段话中得以体现。虽然有些长,但这些文字表明了西川“新”殖民主义论所指之方向:

   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一个悲观的预想,即殖民地问题研究往往只是一个过程,而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只要我们是生于被称为现代的这个时代中,就会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层面与殖民主义纠缠不清:无论是国家、社会的任一部分,还是任一组织的内部,都起着作用的殖民主义;在自己的身体以及内部所培育的,时而指向他人,强烈地释放出从而伤害到他人的殖民主义;朝向他者的视线、以他人为对象的暴力中潜藏的殖民主义;性别与身份、贫富与阶级、与身体的能力相结合的殖民主义……至于存在于国际政治力学关系中的殖民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殖民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以及各式各样的集团中,依其所占的位置的不同变换出各异的姿态,又或以隐藏自身的形式出现。①

   这里,西川长夫指出,殖民主义并不存在可以实证的外部。换言之,他表明了对后殖民主义研究潮流的怀疑。很多人的理解中,后殖民主义之“后”,表示了其顺序关系的“✕✕之后”或是时间关系的“✕✕以后”,即将后殖民主义视为编年史上位于殖民主义之后到来的东西。对于这种看法此前我也提出过同样的异议。②后殖民主义,并非指殖民主义的终结,恰恰相反,它以事后行为(post factum)的方式表明了殖民主义之难以取代的情况。我们必须警戒殖民地的独立就代表了殖民主义的终结这种论调。进而,所谓殖民主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必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的定式思维也必须重新审视。这是需要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视为互相依存的体制的理由,也是不可忘记民族主义作为新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我曾一度将西川所思考的同一事态置于种族主义的脉络下考虑。当然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存在着无法割离的关系,我也清楚意识到,在考虑作为近代现象的种族主义时,也必然要考虑到其作为殖民主义的成立条件。种族主义一般并不因社会性差异而消除,而就其历史性作为问题研究时,也要求对种族主义和近代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严谨的考察。西川则是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入手,切入与我所关联的这一问题群。因此,西川以下的忧虑,与我也是共通的。

   每当我看到那些毫不反省自身的不足,仅仅满足于堆砌实证性研究成果就沾沾自喜的研究者时,总是苦恼于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或者说,对于这些无视自己内部殖民主义立场,却以正义一方自居,谴责殖民主义的非正义和加害性的研究者,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们。③

   作为对这种将自己置身于牺牲者一边,从而以正义一方自居的身份政治的防御措施,我提出以“理论”来对应,从西川的文字中则可以读出对殖民地研究的“理论”重要性的强调(当然西川本人所写的文章中并没有使用我所指的“理论”一词。因此,他对待理论的态度与我所持的观点并不具有匹配性,这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就这一点本文并不打算深入,关于“理论”以及近代哲学所称的“超越论的批判主义”之间的断隔与联系这一问题,拟另文再叙)。

   西川长夫以共同研究的形式展开“新”殖民主义的讨论。他自身接近问题的方法,也参照了包括自身体验在内的多个事例,有时还采用类似于自传的表现形式。部分原因在于被称为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形态的出现,部分则是出于他对自身与日本殖民主义责任之间关系的顾虑。这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他晚年发表的作品中以含蓄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作为新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全球化,与曾经作为帝国臣民一员的自己的过去,这不可分割的二者应该以怎样的形式表达?对于既是对昔日日本殖民地支配负有责任的“皇国少年”之一,又是面对殖民地被支配者后裔的个体的“我”,在对世界结构性的历史变化进行分析这个课题上,究竟怎样的阐述才具有可能性呢?可以说,西川在此所追求的是,既不将自身的个人史剥离于世界史,又将自己的殖民地责任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二者综合性地接受。换言之,这种“生存于殖民主义时代”的个体陈述,同时也是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局面,不断追问着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的努力。

   以上管窥了西川晚年的治学态度,下面将把焦点放在亚洲太平洋战争败北后产生的日本民族主义,考察被西川称为“新”殖民主义的情况。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败北的日本,出现了既被殖民化同时又进行了殖民的国民,就殖民主义而言,既是被害者,又是加害者。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采取了巧妙的新殖民主义的方针。尽管如此,失去了殖民地的日本国民大众却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和被殖民的朝鲜、台湾等地的人们一样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了。要研究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就不得不考察这一充满讽刺的局面。

  

二、美式强权和平的终结与自闭式民族主义

   自1945年日本帝国崩溃开始,东亚地区横跨太平洋缔结而成的国际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在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条约所集中体现的秩序下,战后的日本社会开始从战祸中复苏,在新宪法下完成了社会改造,并得以享受经济的繁荣。此后这一国际秩序发展成全球规模的秩序,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美式强权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支配下的和平之意)。美式强权和平不仅成为战后东亚的政治、经济、社会编制的制度性的基本条件,也揽括了人们的感性生活、伦理意识,乃至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这一秩序在时间上从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前半叶,地域上从北美横跨西太平洋,具备了“霸权”性格。不用说,美式强权和平不仅仅是限于东亚地区的现象,欧洲、拉美、东南亚以及非洲都被其尽收伞下,可谓不折不扣的全球性“霸权”。本文的焦点集中在东亚地区。

   美式强权和平开始出现内部崩溃的迹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从那之后,东亚地区的人们开始暗自摸索美式强权和平后的新秩序。冷战后托美国的“霸权”之福,日本拥有世界最高级别的生活水准,在信奉现代价值的同时得以享受发达国家的地位。然而,随着美式强权和平的衰退,日本也不得不迎来大转化期。失去了美式强权和平的庇护,又要继续维持自身的繁荣和安全,日本国家以及日本资本都必须找出替代性的新国际秩序。然而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社会不仅没有构思新的国际秩序,相反一直沉湎于昔日高速成长的“好时代”的美梦。这二十年让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以自己的力量积极开拓未来的进取精神,一言概之,就是期待“重现美梦”——以一种自我强迫式的卑微态度紧紧抓住过去好时光的幻想不放。

   虽然也有人指出了这一叫人不愿直视的难堪现状,但是这些声音却被持以上态度的人所排斥、漠视。通过这种排斥和漠视,那种将过去的光荣绝对化、否认眼前现实的态度终于得以勉强成立。换言之,这种好时光的幻想只能在同样自闭的同伴之间通行,必须以暴力排除周围那些持犹豫态度而不合拍的人,才得以勉强维持。但是这种对协调性的神格化,一旦超出日本的范围就全然无法适用,因此人们试图将其封闭于假想化的日本国民共同体之中,并一厢情愿沉湎于此。从国际社会看来,可称为自闭式的倾向不仅在个人生活方面,连国民政治、大众媒体以至大众文化都有极其显著的表现,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否认现实的力学。我无法将这种被称为“自闭式的民族主义”完全还原到个人心理的层次,因为这种从国际社会退缩的“自闭式”倾向是根据某种权力编制得以维持的。我试图将这一权力编制作为一种集体性假想的实践体系(regime of collective fantasy)加以解明。

   这里我想先简单回答以下问题:最初由于怎样的原委,才让美式强权和平成为对战后日本民族主义而言如此重要的存在?为什么日本人会如此深陷美式强权和平的束缚之中?同时,还必须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和日本国民所处的后殖民主义状况相关,虽然日本帝国确实崩溃了,但是日本人(在战后依然保持日本国籍的人们)的帝国意识事实上是否真的崩溃了的问题。进而,如果日本人的帝国意识继续存在的话,那必然有其明确的历史原因。这一原因必须细加考察。为了解明战后日本残存的帝国意识,就必须考察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所直面的后殖民主义状况(作为国家体制和经济支配的殖民地统治虽然终结,但作为精神构造和自我身份样态的殖民体制依然存续的状况)。由此,我踏入了西川长夫所说的新殖民主义的问题范畴。

美式强权和平与日本后殖民状况相关的这些问题,可以置于同一焦点之下。这一焦点就是“耻感体验”。尽管失去了经济的优越性和作为政治特权的殖民主义,作为国民同一性内核的殖民主义依然存续。人们为了脱离殖民化状态而实现自我变革,不得不经历“耻感体验”。然而这二十年间,日本社会却出现了一种因为害怕“耻感体验”从而否认“耻的历史”的相反倾向。也可以说,日本社会越来越“不知耻”。这种“不知耻”的倾向在不感羞耻的心性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风潮下得到强化,同时在政治上,也出现了试图将这种心性从制度层面上正当化的举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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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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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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