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骄:大西洋立法者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16-11-21 18: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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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骄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立法者”的进路,以大西洋秩序的两次立法者之争为线索,以《航海法案》为分析文本,对英第一帝国秩序的变迁进行解读。第一次立法者之争在英荷之间展开,本文据此剖析英国对大西洋经济秩序的构建;第二次立法者之争发生在英美之间,本文围绕《航海法案》在北美的实施与最终的革命,探讨帝国秩序的瓦解;最后一部分则在前文的基础上,探析海洋帝国所蕴含的“商业”属性与“自由”内涵。

   【关键词】大西洋 立法者 航海法案 帝国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

   从今天回看英第一帝国①所处的17、18世纪,既是一个人类社会从早期现代到现代的转折,也是西方文明从欧洲大陆到(包含美洲的)大西洋转移的开端。而北美殖民地,既是欧洲扩张在北美的重建,也是欧洲社会结构规范在北美大陆崩溃的体现。英国作为“地理大发现”这场空间革命的践行者,其商业、移民、海军等扩张的方式,也预示着它从迈向海洋的那一刻起,就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看待伴随殖民扩张而来的帝国构建,伴随独立革命而来的帝国瓦解,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政体内部,而是要将其置于当时的国际秩序,即整个大西洋的范畴之内来把握。②既要追溯并审视英国构建帝国秩序的过程中自身所处的欧洲秩序,也要考察英国扩张到美洲大陆时所面临的秩序挑战,还要关注北美最终瓦解帝国而试图构建全新世界秩序的意图。

   基于这一广阔背景的分析,就必须代入一种“立法者”的进路。这里的“立法者”,严格来说既不是“现代立法意义上的法律制定者(law-maker),也不是古典意义上创建政体的立国者(legislator)”③,而是指处于世界格局的剧变过程中,创建全新世界秩序的规则制定者(rule-maker)。不论是法律制定者还是立国者,都是针对一个国家或政体内部创制具体法律规则或根本政治制度的角色。笔者所指的规则制定者,则是一种构建外部秩序的角色。换句话说,是一种广义的国际法范畴的立法者。并且,这种规则(rule)并不一定以具体的法律(law)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它往往隐秘在一些抽象的话语背后。

   如果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大陆意义上近代国际法的开端,那么与此同时大航海带来的世界剧变,则将“国际法”的意义推向了海洋。在《陆地与海洋》一书中,施米特曾叙述了英国在走出欧洲、迈向海洋的空间革命中,是如何做出积极的选择而成为“海洋自由”规则——这一有利于贸易和海军强者的规则制定者的。④英国通过与其他殖民列强的斗争,在欧洲与美洲之间构建“大西洋不列颠政治世界”⑤的行动,同样也扮演着上述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而到了18世纪晚期,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既是一次从英国内部的脱离,更是一次对帝国原有秩序的强烈震动。北美发布《独立宣言》所创建的主权国家秩序,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无不锻造着这个世界的规则。⑥

   本文所关注的,正是通过大西洋秩序的两次立法者之争,来解读第一帝国秩序的变迁。第一次立法者之争在英荷之间展开,即两大海洋强国在“新世界”的争夺。期间,英国颁布《航海法案》,试图在海上贸易中排除欧洲其他国家(主要是荷兰)的竞争,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大西洋经济秩序。该法案直接导致了英荷战争的爆发,并最终通过英国的大获全胜而得到巩固。第二次立法者之争则发生在英美之间,是指在《航海法案》所构建的重商主义秩序下,日益强大的北美殖民地不满该秩序对其发展的限制,与宗主国展开的争夺。这场斗争在前期表现为殖民地猖獗的走私和自铸货币,在后期则表现为独立革命的爆发,并最终催生了自由贸易秩序的形成。之所以选择《航海法案》作为分析的文本,不仅因为它是贯穿这段历史的代表性文献,还缘于其颁布的背景与内容,都恰恰折射了第一帝国秩序中至关重要的大西洋经济秩序的构建。除此之外,当代知识界也往往将该法案视作引发北美革命、摧毁英第一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⑦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第二节,围绕《航海法案》的颁布背景和内容,剖析第一次立法者争夺下英国对大西洋经济秩序的构建;在第三节围绕《航海法案》在北美的实施与最终的革命,探讨第二次立法者之争下帝国秩序的变迁;最后一节将在前文的基础上,探析海洋帝国所蕴含的“商业”属性与“自由”内涵。

  

二、第一次立法者之争:英荷冲突下的《航海法案》

   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间革命。伴随这场革命而来的资本主义兴起,不仅日渐摧毁原有的封建关系,也将欧洲的战场从大陆推向了海洋。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塑造了形式平等的国际秩序,也因此被视为近代独立主权国家的起点。然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终结欧洲大陆的混战,主权国家与帝国的杂糅格局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也长期存在。⑧那么,与此同时充斥着数个殖民帝国的海洋世界是怎样的?在商业、移民、战争这些抽象的词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海洋秩序?相较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早期海上强国,英国的加入稍晚了一些。但是,英格兰人的法治传统,或者说以法律的形式来解决某些问题的习惯,却使得这段急剧变化的历史背后的潜在秩序得以显现出来。1651年《航海法案》正是英国锻造由其主导的大西洋经济秩序的关键一环。

   16世纪,荷兰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而新兴的英国在结束内战之后,商业扩张也急剧加速。双方在欧洲市场与殖民地贸易的争夺日益激烈,围绕航运、渔业等领域的竞争不断恶化。荷兰凭借其传统的海洋优势,阻碍着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处于空位期(interregnum)的英国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于1651年10月9日颁布了主要针对荷兰的《航海法案》。就像它的全称——“为增进国家船运、鼓励国家航海的法案”⑨——所指明的,法案的目的在于打破荷兰的封锁,为发展英国的海上贸易与航海事业锻造秩序。法案的具体内容,正是围绕反对外国船运垄断、统一航运路线以及保护渔业权三个方面展开。

   在反对外国船运垄断方面,法案规定,“凡在亚洲、非洲、美洲,或其任何部分,或其任何所属岛屿,为英属殖民地或其他殖民地种植、生产、制造的货物或商品”,都必须由“英国人民,或英属殖民地业主,或英属殖民地权利所有人”所拥有的船舶运输,才能被“进口或带入英国、爱尔兰,或英属的其他土地、岛屿、殖民地或领地”。“凡在欧洲种植、生产、制造的货物或商品”,也要遵守上述规定,除非这些货物必须或通常首先经由外国船舶运输。禁止英国商人对所有“在外国种植、生产、制造的货物或商品”,通过外国运输中介的方式从产地进口到英国。在航运路线方面,规定“凡在外国种植、出产或制造的产品或商品”,包括“木材、沥青、柏油、油脂、大麻、亚麻、水果、葡萄酒和白兰地酒、橄榄油和醋”,必须直接由这些商品的生产国,或是最近的港口运至英国。禁止外国商人把产品或商品从英国的一个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所有的航运路线最后都必须在英国汇合,最后的终点站只能是英国港口。即使是与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其货物也要先运往英国,然后再运往殖民地,否则将不允许其他国家与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在保护渔业方面,法案规定只有英国船只捕获的“鳕鱼、鲱鱼、沙丁鱼,或者任何由捕获的鱼制成的鱼油、咸鱼、鲸鱼骨”,才许可在英国进口。上述鱼类“只能由船主是英国人,或者船上大多数人是英国人的船只”从英国领土运出。此外,在每一款条文的最后,都写出了违反法案的处罚措施。⑩

   从上述《航海法案》的目的与内容可以看出,英国通过对海上贸易的交通工具(船舶)、运输航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核心产业——渔业这三个领域的排他性、垄断性规定,积极地塑造着符合本国利益的经济规则。但是,这种规则也必然意味着对传统垄断大西洋转口贸易和航运的荷兰国家利益的侵害。在双方的利益冲突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两个海洋帝国围绕大西洋主导权的争夺。荷兰的垄断,依托于自然地理优势。作为低地国家,荷兰背靠德国内地,位于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之间,其海外贸易发展十分便利,逐渐形成商船多、体积大、效率高、组织完善的贸易中介国家,也是全世界商品集散的中心。与此同时,荷兰造船业的日益强大,带动了海军实力的提升,保障着由其独占的海上贸易重要航线。作为强者,荷兰所主导的大西洋秩序便是以“自由主义”11为名,行垄断之实,反对英国对其本国海上贸易的排他性规定。没有制约和调节的自由主义,恰恰是有利于强者而有损于弱者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秩序,正是为了维系荷兰现有的强者地位,使其他国家永远沦为附庸。

   相反,英国作为新兴的海洋国家,拥有丰富的国内商品,12却在航运业长期处于劣势,被迫依赖于荷兰。为了形成自身完整的生产、运输、消费经济链条,英国必须打造一个“保护区”,排除强者的竞争,从而为自身航运的发展赢得空间和时间。如果依自由贸易原则,完全开放市场,英国将根本无法与荷兰相抗衡,其本国航运业和渔业只能面临长期被压制和愈发落后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从表面上看,英国与荷兰争夺的,是大西洋贸易圈的商业利益,实际上,围绕航运与渔业的航运技术、造船技术、水手与船员的航行技术,都是直接关乎海军发展的重要因素。倘若英国依附于现有秩序,直接后果是商业利益的损失,间接后果就会是国家安全利益的巨大隐患。这也是为什么看似仅仅作为经济规则的《航海法案》,在一开始就明确提及是为了国家的“财富与安全”的原因。13因此,英国主导的大西洋秩序必须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

   实际上,这两种主义都是英国和荷兰奉行“重商主义”的产物。重商主义除了强调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之外,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主张国际贸易的“零和博弈”。换言之,世界的财富是一定的,一国得到相对更多的财富,必须建立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14这种“零和博弈”的观点,注定一方是赢家,另一方是输家。英荷双方各自以本国利益为基础的秩序,也就难以达成妥协。除此之外,重商主义背后所隐含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即国家作为自身利益行动的理性行为者,在决策时权力与利益的考量高于理想或道德,以及将权力,特别是武力,视作国家安全最好的保障,也间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1651年的2月到7月,英荷之间尝试了一定的谈判,15但是最终并没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而是诉诸秩序背后立法者的暴力争夺——战争。

   1654年,第一次英荷战争结束,双方签订《威斯敏斯特和约》,荷兰溃败,被迫承认《航海法案》所构建的以英国利益为主导的大西洋经济秩序。也恰恰是透过这场战争,我们更能够洞悉这项由英国议会通过的法案,早已不是英国“国内法”意义上的贸易条款,而是触动了整个国际贸易中各方参与者利益的“国际法”。只是彼时法案的背后完全没有现代意义上“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基础,而是赤裸裸的强权支撑。彼时的海洋秩序,也近乎各个国家为了利益而相互竞争、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施密特曾经这样自问自答:“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中,海洋意味着什么?”“既然国家才是统御一切的秩序概念,海洋却不知疆界为何物,而且是唯一的、无须考虑地理情势和邻里关系的统一空间。这种空间对于和平的商业贸易,抑或是任何国家之间的战争,都保持一视同仁的自由和开放。”16在海洋这个没有边界也没有秩序的全新空间里,欧洲殖民国家通过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也恰恰是因为利益,引发了彼此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我们注意到,在这场欧洲的兴衰剧变过程中,英国并没有把战争当作唯一的手段——即便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是必要的手段,而是注重以法律的形式,锻造符合其本国利益的全新世界规则。换句话说,在全新的空间革命中,英国选择做这个新世界的立法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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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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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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