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三大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97 次 更新时间:2016-11-21 00: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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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 (进入专栏)  

  

   [摘要]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主要教训,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二是被误解误用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忽视民主法治的个人高度集权。它们是“三位一体”的,而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模式则是其根本。我们需要进一步清除这些负面遗产的影响,促进中国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努力建设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富裕幸福的现代化国家。

  

   [关键词]毛泽东 执政 阶级斗争 高度集权

  

   毛泽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下了丰功伟绩,中国绝大多数人对此都是给予充分肯定的,认识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执政时期(1949—1976年)。这实质关涉到当前中国实行改革的客观根据、主要对象和发展方向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对于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部分列举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际等十个方面,其中绝大多数成就都是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取得的,不少学者对此也作过比较充分的阐发;而对于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教训,人们大多一带而过,语焉不详,尚嫌不足。尽管我们党已经多次总结过这些教训,例如,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而经济和政治正是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不过,这些总结多半侧重于实际工作层面。本文试图着重从思想理论层面对这些教训作些理性探讨。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段论述依据的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特别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思想,被视为党的政治路线。其中心思想是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也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

  

   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走上了歧路,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国家动乱不止,经济发展缓慢,思想文化凋敝,人民处于普遍贫穷状态,数亿人的温饱问题都未解决。

  

   仅就对人的损害来说,1957年错误地打击了55万所谓“右派分子”(实则多半是社会精英),加上他们受株连的亲属达数百万人;1959年批判了300多万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大批“没有戴帽子”的党员和群众[①];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饿死)人数至少上千万人[②],多地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上亿人受到迫害和牵连,甚至连党和国家的不少领导人及其子女亦未能幸免。

  

   在文化领域,长期大肆批判所谓“封资修”,代表着对中国古代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中国新文化的干净彻底的全盘否定。那个时期的中国,除了几个所谓革命样板戏、颂扬“红太阳”歌曲和《列宁在十月》等少数文化作品之外,其他一概扫光,什么科学、民主、法制、人权、伦理乃至人伦、爱情统统荡然无存,中国几乎变成了文化荒漠。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共同所有,因而是无阶级社会,更不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当然,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还存在特殊形态的、有限范围的阶级斗争即广大人民群众同极少数严重危害社会的敌对分子的冲突,这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有重大差别。但是,这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早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可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前提就是根本错误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基础的一个方面是斗争哲学和唯意志论。它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出发,但着重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统一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一思想被简称为“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将它运用到我国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即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两种思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和殊死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类语录在报刊、广播和集会中被反复宣传,不绝于耳。而评定敌对阶级及其分子、敌对道路、敌对思想的标准完全是由少数人以至毛泽东个人主观随意地、唯意志论地确定的。试想,那些被残酷打击迫害的所谓“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绝大多数不都是人民中的成员吗!阶级斗争的对象竟然包括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开国元勋、高级干部、军队将帅,甚至把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内(所谓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理论一片混乱,完全背离了毛泽东自己1957年提出的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并且把该学说中敌我界限模糊这个缺陷引人注目地放大了。

  

   这种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社即资、非我即敌、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长期浸润着我们,其消极的、恶劣的影响不可低估。时至今日,不少人在政治问题和思想文化问题上仍然用这种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和世界,动辄就问“姓社姓资”、“姓东姓西”(东方与西方)、“姓马反马”,总是在互不相容的绝对的两极对立中思维。他们对属于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民主、法治、宪政、人权、共同价值等,也要贴上具有敌对色彩的标签,从而加以拒斥。这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大观念障碍。

  

   实际上,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一切事物都作为系统而存在,对立统一只是对事物的简化概括,而构成事物的多要素之间既有排斥和对立,也有一致和协调,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只强调“分、分、分”、“斗、斗、斗”的哲学,在外部敌人被消灭后,就在内部寻找敌人,在原有敌人被消灭后,又继续查找甚至制造新的敌人,如此分、斗不已,是“恶的无限性”,是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只能在人民和国家中造成严重混乱。在人类社会,你死我活的根本对立,只是一定历史时期少数矛盾的极端表现,并非普遍的必然的状态。因此,解决事物的矛盾,既有一方吃掉另一方的事例,更多地却是二者同生并存、互利共荣。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只是反映了事物的极端状态,它们不过是一些特例,事物的常态更近似于从零到一的连续值分布,大量的事物都处在两极之间的某种状态。我们的思维方式应当从二值逻辑跃迁到连续值逻辑,从“斗争哲学”转变到“和谐哲学”(把斗争摆到适当位置),以正确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人之所以选择和坚持他们的道路、思想和制度,必然会有他们的根据和理由。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持有信心,不应妄自菲薄,但不要过度自信,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好像只有我们走的才是正路,别人走的都是邪路。应当注重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从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趋势(即人间正道)的角度看问题,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来说,需要更多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跟上时代”、追赶人类文明的脚步,同时发挥自己的某些优良传统和特有优势,使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加富裕幸福,并且为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基础的另一方面是为人民服务理念掩盖下的某些不足。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并且多次作过阐发,这个价值取向是正确的、高尚的,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也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过,这一价值理念遮蔽了某些不足:其一,它把以领袖为代表的共产党当作主体,而把人民看作客体,容易忽略和漠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当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时,便常常越俎代庖,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实行为民做主。这违背了毛泽东早年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思想,同唯物史观是不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主体、主人,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④]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体现了这一论述的后半句,但忽略了前半句即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而前半句话正是强调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主人地位,它是后半句话的前提和基础。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只有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切实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仅仅寄希望于少数人“为民做主”,是靠不住的,会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实质还是英雄史观。其二,它注重人民整体,却忽视人民中的部分特别是个体,动辄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九十的人,似乎其余百分之五以至百分之十的人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须知在当时六亿多人口的中国,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人,百分之十就是六千万人啊!其三,它在提倡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同时,又时常过分强调阶级性,强调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劳动人民,排斥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和知识分子,实际上肢解了人民这个整体。

  

   如果把为人民服务看作目的,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手段,但后一手段并不能真正达到前一目的。在生产力特殊落后、急需大力发展经济的中国却严重忽视发展生产力,“人人都是批判家”,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实在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里存在着目的与手段之间相当尖锐的抵牾和冲突,从而酿成了毛泽东主观上想为人民谋利益、客观上却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悲剧。

  

   二、被误解误用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执政时期一贯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多次亲自开列出领导干部必读的若干书目,要求人们原原本本地加以理解,时常批判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不过,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少误解误用之处。

  

例如,毛泽东始终强调,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起来就是“造反有理”。这种认识只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手段层面的理论,严重地忽视了其更深刻的目的层面的理论——实现一切人包括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理论上存在很大缺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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