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苏:中国传统财产法的相对平等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16-10-17 17:33:15

进入专题: 相对平等主义   传统财产法  

张泰苏  

   目 录

   引论

   一、前工业时代中国的等级与法律

   二、中国财产体制中的相对平等主义

   三、模式与理论

   四、实证研究

   结语

  

   摘 要:比较法学家与经济学者们常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与习惯的使命在于巩固上层统治者的经济与政治统治,因而对贫苦大众可谓异常“专制”。但这一判断往往经不起推敲:恰恰相反,相对于近代初期的英格兰,清代与民国时期财产法体系最为显著的一大特征便在于对社会贫穷阶层的诸多保护,特别表现在其赋予已典卖土地原主的极为强大的赎回权。在两国社会中,土地抵押常常发生在贫困而非富裕农户群体,中国习惯法却允许债务人无限期地保有回赎权,而英国债务人如果无法在一年内赎回便意味着永久地丧失这一权利。

   本文认为,清代与民国时期财产体制中的相对平等主义倾向根源于中英乡村共同体划分社会地位与等级的不同方式。极具等级性的“儒家”亲缘网主导着众多中国乡村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在这一网络中,个人的地位与等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龄与辈分资历而非个人财产,以至于许多低收入农户能够分享到与他们财富并不匹配的地位与等级。相形之下,在近代初期的英格兰,雄厚的土地财富往往是高等地位的先决条件,这也有效地将低收入者隔绝于乡村社会政治权威之外。因此,中国小农在社会博弈中抢占了更多的话语地位,因而能够争取到更为有利的财产法体制。似非而是地,儒家亲缘等级的盛行反而在事实上推动了宏观层面上政治与经济的平等。

   关键词:社会等级  财产法  土地回赎

  

引 论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与习惯,最为长盛不衰的判断之一是,其一直致力于庇护社会经济的极端不平等。正如最近一位著名比较法学者所认为的,即使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法律也渗透着着“强烈的社会等级观,对于和谐的高度重视;……[及]与平等主义体制背道而驰的等级性社会结构。” 据说这些体制的等级性巩固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统治,使广大民众饱受经济的不公与阶级的压迫 ——因而与印度种姓制度或日本封建主义并无二致。此种推测在如今的许多争论中仍具有绵延不绝的影响力,例如,为什么十八世纪后的中国经济如此落后,中国大陆为何缺少“法治”。而应声附和马克斯•韦伯与魏特夫对于中国法律传统的“非理性”或简单“东方专制主义”归类的各种结论也实在是在所难免。

   然而,历史学者们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传统中国财产体制反而会给予贫穷农户更多的经济保护。这种平等主义倾向与近代初期西方、特别是英格兰的财产体制相比尤为显著。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抵押财产的回赎:同样是以土地抵押方式(中国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典卖与英国近代初期的抵押贷款)周转资金,中国法律对低收入农户显得格外关照。尽管社会中富人群体怨声不断,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习惯法仍然给予了典卖者(即“土地抵押者”)事实上无限期的回赎权,这种赎回权在原初交易后的几十年依旧有效。相较而言,如果债务人无法在一年内偿还钱款,近代初期的英格兰财产体制通常会允许债权人永久地获得抵押土地的所有权,而这也为后来将土地合为更大私产的风卷残云的土地兼并铺平了道路。

   在我们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理解中,普遍的等级性社会法律与稳固的平等主义财产体制能否并存?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将二者作为“前现代”社会现象进行分析。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将中国传统习惯法中对土地回赎权的格外照顾归结于特定文化的、甚至是半宗教的、倾向类似保护的传统性格:他们宣称,中国乡村共同体遵循着一种因市场统一化、劳动力流动化、及经济专业化的贫乏而产生的“前商业”式的“永保土地”的道德理想。这也正符合魏特夫们对中国的理解——不流动、不发达且深埋于森严等级的社会。

   但问题是,在中国,前工业化与“前商业化”相去甚远。近年的学术研究也证明中国农户,无论贫富,都是始终保持着经济理性且足够自私的利己主义者。此外,地方经济明显以市场为导向,土地所有也逐渐趋向商品化与个体化。 事实上,目前还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证明人们真的共享过某种“永保土地”的“前商业化”普遍理想。恰恰相反,本文能够提供大量证据证明,财产规范,特别是典卖回赎规范,通常是激烈的自利性博弈的产物:富户们反对如此慷慨的典卖回赎规则,而贫户却热烈拥护。类似的情境同样出现在英格兰,大土地持有者与小有产者都试图争取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财产规则。然而,区别在于,与英相比,中国小农明显在争夺有利于自身的体制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就。

   但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相信——正如许多学者还在一如既往地继续相信——中国社会法律的等级性孕育了极为深重的政治经济上的阶级压迫与“东方专制主义”,那么中国的小农又为何能够在如此关键的财产体制博弈中大获全胜?正如前文所述,大地主对此种体制的接受并非心甘情愿,更可能只是无力触动。那么,中国法律传统所真正具有的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等级性呢?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财产体制中的相对平等主义正源于中国法律与社会自身所具有的深重的“等级性”。然而在这里我们需要摒弃传统“东方专制主义”相关论调,构建一种对中国社会法律等级性更为精准的的理解。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传统的确具有某种“等级性”,但并不是维护富有政治精英统治与压迫贫苦大众意义上的。尽管后期帝国法律的确维护了官僚与平民间的某种地位的不平等,但其在宏观层面上的意义亦十分有限:政府官僚数量稀少,且对地方事务所能发挥的影响力也并不算大。因此,一些历史学者开始认识到在中国法律与社会中最重要的等级性——真正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等级性——存在于年长与卑幼亲属之间:父母与子女、叔伯与侄儿,长兄与幼弟之间。年长亲属对乡村社会政治的主导不仅深嵌于官方与习惯法之中,而且已被清代与民国民众内化为基本的道德准则。

   那些学者没有看到,“儒家”亲缘等级恰恰推进而非破坏了贫富间的政治平等。它们在乡村社会中的盛行——与近代初期英格兰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相比——正是中国财产规则相对于英国财产体制更为积极保护贫户的原因所在。

   后文将证明清代与民国时期大多数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等级取决于他们在各自父系宗祧共同体中的辈分资历。相比之下,英格兰乡村社会中的亲缘与共同体联结的重要性在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就已陡然消失。中国乡村紧密的社会结构无疑更具“等级性”——年长亲属相较于卑幼亲属拥有更加广泛的法律与习惯权威——这同时也意味着贫户所享有的相当大的地位优势。由于地位与年龄及辈分资历密切相关,这一体系便保证了多数个体生命历程中极强的地位流动性。人们年长后会自然而然地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由此独立于个人财富。

   当然,事实上财富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但即便如此,贫穷年长者常常能够获得与其财富不相称的地位。这一看似微弱的区分在比较的语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在英格兰乡村,雄厚土地资产在多数情况下是更高地位所必须的先决条件,这导致富人在乡村社会政治权威中的垄断。因此,中国小农与佃户的总体社会地位与权威要比英格兰同辈高得多。

   更高的社会地位自然导致财产规则博弈中的谈判优势。在近代初期的中国与英格兰,财产规则通常由地方习惯法而非官府之法塑造。也就是说,这些规则常常是地方共同体内部交涉博弈的产物。因此中国与英格兰财产规则的不同也反映了在博弈竞技中不同地方的权力制衡。由于中国小农户与佃户总体上比英格兰同侪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中国财产规则比英格兰法律更愿意热心体贴地保护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

   本文无意于构想 “儒教福利国家”在中国的存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的确支持过某些社会福利项目——分布在各地的赈灾粮仓显而易见——但这显然不是在社会经济平等意识指导下进行的。如前文所言,同样也没有证据显示当地富人真的比英格兰富人对贫穷的乡民或镇民更富有同情心。主要的区别并不在于慷慨抑或态度,而是中国富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穷人之上。

   对于出典土地的回赎权绝不是中国财产规则所仅有的比英格兰法律更公平的领域。比如,清代与民国时期地方习惯法在租佃规制的重要环节也更加偏向于对贫户而非富户的保护。最明显的是,江南地区习惯法常常保护一种地主无权涨租或逐出佃户的“永佃”权利。近代初期英格兰地主并未遭受类似阻碍,甚至常在驱逐佃户和兼并土地上因残忍无情而声名狼藉。因此文中所提到的习惯法的形成模式中可能会存在许多中英财产体制区别,当然在本文笔者将仅就其中一处进行详细说明。

   尽管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剖析解释一个历史现象以及对以往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等级理解的略微修正,但也涉及有关社会规范的更广阔的理论研究。几十年来,社会学者与经济学者对文化与历史传统因素在社会规范塑造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大致总结这一漫长争论可以发现,前者普遍认为文化与道德观念社会性的“内化”在规范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多将规范的形成视为理性自利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一方面,法律与经济学者指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传统社会学研究常常将文化作为万能的“操作引擎”,对于很多他们曾认为属于“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现象是否能够以自利理性进行解释缺乏审慎思考。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批判仅仅基于理性选择的公式理论无法令人满意地反映出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近期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有时被称为“法律与社会经济学”)通过简单地宣称一部分规范是理性博弈的产物而另一部分来自于内化从而试图同时对二者进行结合。然而这又引出关于到底谁来自于谁以及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融合二者的可计量模式的问题。有些学者假设出一个“规范金字塔”的存在,其中,由核心宗教或文化价值内化而来的更高层次的规范为理性博弈所产生的低层次规范奠定基调与范围。极具支持性的一点就是,某些特定种类规范,特别是那些规制基本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及核心宗教关系的规范,比那些明确的诸如财产与合同规则之类的经济规范更倾向于内化。这很有说服力,因为人们通常会在个人价值观念还在形成阶段的更年幼的时期接触到前者。

   通过限缩定义内化价值的概念与范围以及罗列出精确的影响自利算计的机制,“金字塔”理论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文化因素塑造社会规范的可以实证检验的解释。希望以此解决所谓的“森之悖论”——在这一理论中,阿玛蒂亚•森希望社会经济行为理论既能“引入个人选择行为以外的东西”,又能避免漫谈各种难以进行实证性检验的类似于“社会‘偏好’”的说辞。当然,目前来看,对于“金字塔”理论的实证性验证近乎是不存在的。

   本文所提出的历史的解释正可以填补这种实证性的缺乏。笔者试图阐释内化的共同价值观念如何将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地位与权威划分制度化,进而影响到财产规则的博弈。在这一初步的“规范金字塔”范围内,“儒家”亲缘等级成为“更高层”规则,界定了自利主体协商“更低层”财产规则的基本范围。

在地理上,由于中国不同地域间存在着巨大社会经济差距,将英格兰与中国所有区域进行比较并无实际意义。因而本文着重关注两处相对发达的沿海区域:江南与华北地区。在时间上,本文集中选取英格兰十六、十七世纪与中国的清末民初时期。大多数中国原始文献出自于1865-1940年,尽管此间国家上层政治局势跌宕起伏但多数乡村地方社会还较为稳定。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在相近经济发展水平阶段上进行社会的比较:英格兰与中国都自认为在即将进入工业化前已存在高度商业化的经济;都以农业为主且自给自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相对平等主义   传统财产法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736.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