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历荣:中国应对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的国内动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6 次 更新时间:2016-09-17 1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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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历荣  

   资中筠指出,所谓“某某国家治下的和平,绝不是指真正独霸全球,而只能是相对而言,其势力所及总有一个范围”。因此,大国的兴衰直接取决于它周边地区控制力和影响力。有研究则认为,国家获得霸权就意味着它获得了最大安全保障,而由于巨大水体阻隔,使得国家获得全球霸权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国家首要选择是谋取在本地区霸权,从而获得最大的安全。因此,研究大国外部安全环境,离不开考察它对周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提升或减弱。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随着国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在本地区秩序的议程制定中更为主动,同时来自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外部压力也在不断增大。中国积极的对外战略姿态,引发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它们越来越相信某些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是确有其事的事情,其中在东南亚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菲律宾企图非法侵占中国固有领土黄岩岛。在此次“黄岩岛事件”中,中国一反常态,选择较为积极战略手段来应对菲律宾又一次对中国在南海合法海洋权益的侵占。中国与相关国家展开针锋相对的高强度博弈,甚至发生了军舰相互对峙的事件。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菲律宾、越南)在南海海洋权益归属问题上矛盾日趋尖锐是有着较为深刻的现实背景。在国际层面上,美国高调声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且把它的全球战略部署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在东南亚地区层面上,中美权力开始发生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权力的开始移位,那些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合法海洋权益实施侵占的东南亚国家,构成巨大的心理和体系压力。在国内层面上,随着中国民众民族自豪感的增强和新一代精明强干的中国领导人走入历史的前台,使得中国对外战略,由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变成了十八大后的有所作为。同时,美国从2010年以来,强势介入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来,并与中国在南海有海洋权益争端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深化政治和经济、军事合作,甚至有东南亚国家(菲律宾)与美国结成政治和军事联盟。这些东南亚国家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保住或扩大它们在南海,非法侵占的中国合法海洋权益。在此背景下,南海海洋权益争端逐渐升级,并演变为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前哨战。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为维护中国在南海合法权益和可能在此过程中,遇到美国政治或军事干涉,进行了充分的战略准备(包括进行国内动员的准备),以此在战略上威慑美国和那些与中国存在着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的东南亚国家,以此来保障中国南海战略的实现。中美在南海战略博弈已经拉开了序幕,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普通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现在已演变成了中美在东南亚地区争夺战略主导权的战略之争。那么,中国如何进行国内动员,以回击美国在南海地区政治和军事介入?中国进行国内动员因素和想达到的战略目的又是什么?本文将回答这些问题,并研究和探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面临单极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民意压力,以及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时进行国内动员的过程。

  

一、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的战略转变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有着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普遍倾向。因此,国家在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谋求相对较多的权力来保障自身安全,是国家最理性的选择。尤其是,本国自身固有领土和领海、海洋专属经济区是国家权力最基本和合法来源,也是国家维护其安全和发展最基本的保障。而这种对国家权力和安全最基本的保护和维持,也是国家大战略最基本的任务。在大国博弈中,要实现国家大战略最基本的目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国家大战略指导下,在国内实行规模不等的动员和整合资源,以此来实现国家大战略目标。特别是,国家遇到战争或潜在战争威胁,以及国家之间冲突升级时,有效国内动员对于消除来自外部威胁和实现国家大战略的目标。这种战略行为模式已经深深影响到各大国的战略行为之中去,而理解大国的战略,就必须探究大国在国内进行战略动员的逻辑。中国在南海战略改变与之相应地中国在国内进行动员,为什么会2010年之后正式开始进行?此前中国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虑而没有进行这样的国内动员来威慑美国和尽快解决中国在南海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中国在这一时期面临国内外压力,从国内和国际,以及领导人,这三个层面上研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国内动员的主要战略考量是什么?

  

   (一)与日俱增的国际压力

   沃尔兹(KennethN.Waltz)认为,各国紧密相连,某国一旦没有遵循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它自己将处在非常不利劣势上,这一切将会使国家趋同。而国家面对战争和严重危机时进行的国家动员,被认为是国家应对危机最有效战略手段,也是各国应对危机的首选战略手段。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选择,直接受到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双重压力作用的影响,而前者又会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取向,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作用。中国在南海战略的转变,并因此在国内实施战略动员,来自外部最主要的动力是美国高调介入事务,以及一些与中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权益纠纷东南亚国家(菲律宾、越南),它们加速进行对中国在南海合法海洋权益的侵占。特别是,美国宣布要介入南海事务之后,这些东南亚国家更加有恃无恐对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海洋权益进行非法侵占。2012年所发生的菲律宾企图强占中国在南海的固有领土黄岩岛,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最高潮。面对急速升温的南海问题,中国被迫在南海问题上开始战略转变。简言之,中国受到的国际体系压力,主要是美国前所未有的介入南海事务,以及美国拉拢与中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权益争端一些东南亚国家组成遏制中国的准政治和军事同盟。

   自从2010年以来,美国明显加强了对南海事务政治和军事介入的力度。美国对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海洋权益的纠纷,由过去的中立转变为现在积极介入(美国在南海海洋权益纠纷中,并且明显的偏袒一些东南亚国家,来达到美国在南海方向上,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处理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南海海洋权益问题争端中变得异常谨慎。其导致直接后果是与中国在南海存在海洋权益纠纷一些东南亚国家,主要是菲律宾和越南,继续变本加厉窃取中国在南海合法的海洋权益。而奥巴马政府通过支持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达到在战略上牵制中国的目的。同时,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的实现,美国大幅增加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援助额度,进一步加强与菲律宾和越南军事合作关系,并且积极拉拢马来西亚和印尼纳入到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体系中来,从而达到美国在南海方向上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为了迅速达到这一战略目的,美国与这些东南亚国家政治、军事、外交互动频繁,在“黄岩岛事件”发生的前一年,2011年6月13日,越南在冷战后罕见的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弹军演,次日美国与东盟六国联合军演,28日美菲军演,7月9日美日澳联合军演,15日美越军演,仅仅两个月之内,美国联合它的盟国和与中国存在着海洋纠纷的东南亚国家,上演五场针对中国为假想敌的五次军演,其频度之高,为冷战之后所罕见。而美国在南海这些举措,打破了从冷战后美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所奉行的中立政策。因此,美国在南海这些战略举措,可以看做是应对中国迅速崛起的一种正常的战略反应。换言之,美国强势介入南海海洋权益争端,这种战略行为是基于美国权力相对衰落与中国权力相对增长战略判断,美国在东南亚霸权和全球霸权,都会受到中国严重的挑战。因此,美国这种极度战略焦虑,使美国做出了利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来拉拢那些与中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权益纠纷的国家,共同在东南亚地区组成一个反对和牵制中国力量的联盟。在美国全球战略层面上,这是针对中国国力快速增长,将来可能威胁到美国全球霸权的一种战略应对。而在美国对东南亚地区战略层面上,是为了巩固二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霸权地位。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作用是塑造和推动,有些事它们鼓励国家去做,有些事则它们(体系原则)鼓励国家别去做。因为各国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共处,它们去做任何它们想做的蠢事,但是它们很可能顺应结构的压力行为而受到奖励,也会因反其道而行之而遭到处罚。例如,在2002年—2010年之间,中国领导人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选择了退让和规避的战略,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预期战略目的(维持南海现状),反而让更多的中国合法海洋权益被一些东南亚国家所蚕食。在2012年“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新的领导人开始逐步调整中国的南海战略,一改过去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对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退让和规避战略。

  

   (二)来自国内民众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在美国遏制战略的逼迫之下,使中国国内民众和社会舆论给领导人压力日益增大。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时,受到国内民意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有研究指出,任何一种政体的稳定和政治参与程度高低存在着正相关性。这种政治广泛参与,使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在制定任何国家对外战略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国内民意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双重压力下,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在制定新的南海战略过程中,呈现出双向博弈的表征。

   近年来,美国加大对南海事务介入的力度,从而加剧了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的烈度。2012年4至5月间所爆发的“黄岩岛事件”,就是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日趋白热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在“黄岩岛事件”爆发期间,中国国内民众和新媒体(微博、社交网站、网络电子出版物)都给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施加非常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海洋权益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卫。由此,中国在南海战略开始逐步调整:2012年6月21日中国设立了三沙市,以便对南沙群岛实施更有效的行政管理;2012年7月19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复广州军区批复,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主要负责三沙市辖区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协调军地关系,担负城市警备任务,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指挥民兵和预备役部队遂行军事行动任务等。从而正式结束了中国在南海地区,有海无防的局面。

再进一步地讲,菲律宾在“黄岩岛事件”之后不久,又在通过国内立法把南中国海改名为“菲律宾海”,以此来宣誓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此外,越南在中国的西沙海域干扰中国正常的海洋石油勘探作业,并且在2014年5月13日发生了“反华大游行”,在这次游行中,中国在越南合法投资项目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华人在越南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严重的威胁和损失。菲律宾和越南这一系列反华举动,引起了中国民众和新媒体的强烈愤怒,这也直接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对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重新调整战略的倾向。此后,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的态度日趋强硬,而在实际战略行动层面上,中国也表现出比过去更为积极,例如,中国对南海石油资源开发和勘探相对于以往更为积极;中国海监船也在南海海域实现常态化的执勤和巡行;中国还在努力收复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仁爱礁。从这些中国在南海战略行为来看,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调整中国原有的南海战略。而这种调整,已经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只是受到外部压力而进行国家战略调整。同时,也受到国内民意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这种压力所起到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作用,而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做国家战略决策时,不得不考虑重大因素之一,这种因素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种诉求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意洪流,使得中国领导人坚定的相信,中国在南海战略的调整是顺应的民心善政。因此,在这种民意基础之下,会持续推动中国领导人在南海问题上,重新进行战略调整和部署。同时,由于越南和菲律宾政府持续奉行联美反华战略,并在其国内大肆煽动民众反华情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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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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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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