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幻想 挫折 反思 探索—— 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5 次 更新时间:2016-08-08 16: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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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 (进入专栏)  

  

   人生道路的初阶

  

   我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山麓的一个小村镇。父亲是小地主兼营木炭生意,识字不多,在我四岁时就去世了,留下子女五人由我母亲抚养。她没有读过书,心地善良。我5岁上小学,对读书始终不感兴趣。1931年9.18事变,害怕做亡国奴,由此养成天天看报关心国家命运的习惯,对蒋介石奉行的“攮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慨。由于爱读课外书,又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度想做爱迪生、法拉第那样的发明家、科学家,初中二年级开始崇拜爱因斯坦。

   由于经济拮据,小学和初中毕业两度升学都遭遇很大困难。高中进的是比较理想的浙大高工(全名是“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高工没有自己的校舍和校牌,教室设在浙大工学院内,教师几乎全是大学兼职的。二年级开始用的英文专业教科书也是大学用的。当时浙大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学生总数不过546人,高工246人,所有全校性活动我们也都跟着参加。我1935年入学后3个月,北平爆发了12.9运动。12月11日下午,浙大学生就带领全市大中学生上街示威游行,高呼国民党当局不许喊的口号。这次运动在浙大转为驱除法西斯校长郭任远的活动,坚持了两个多月,终于迎来了真正开明、德高望重的新校长竺可祯。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11月,高工随浙大迁到建德,不久被浙江省教育厅以经济困难为由解散。我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沮丧的情绪回到故乡。1938年3月,我意外地发现新出的《万有文库》第二集中有一系列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我惊喜若狂,整整半年都沉醉在这种狂热的喜悦之中。我从初中起对物理学一直非常感兴趣,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奇妙迷人的新领域,我决心要终生在这里驰骋。与此同时,我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这本书是一年前买来的,当时看不懂,这时候逐字逐句地慢慢啃嚼,慢慢消化。书中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类事物的精辟论述,使我深受启迪,使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随后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产生了好感。

  

   投身革命

  

   1939年2月,我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浙大经历了三次搬迁,落脚到广西宜山。在我到校前三天,日寇18架飞机在浙大校舍投下118枚炸弹。1940年1月,浙大又搬到贵州遵义。一到遵义,我首先看到的是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背煤工人,背上压着沉重的背篓,步履艰难地蹒跚于街头。接着又看到一队被绳子捆着押送的所谓“壮丁”,身披破烂单褂,光着大腿在寒风中哆嗦。同时又看到一些以路旁的岩窟栖身的赤贫人家。面对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间惨象,我无法平静,默默地凝视着。我醒悟到,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劳动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并且用生命来抗击敌寇,保障我们的安全;而他们过的却是原始穴居人和古代奴隶的生活。我感到羞愧,觉得对劳动人民负了一身债。同时,我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暴戾更是深恶痛绝,深感中国必须经历一次革命,于是义无反顾地走出物理理论的世外桃源,把主要精力用于阅读革命的历史和理论书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激起我强烈的革命义愤,产生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觉得当时浙大不像有党组织,只能靠自己与两位信得过的同学合作,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我们发起组织“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致力于科学真理和革命真理的启蒙。我是以科学的求真精神、革命的牺牲精神,以及对革命理想和革命领袖绝对虔诚的信仰而投身革命的。经过两年多的认真学习思考,反复思想斗争和冒风险的革命实践,以为自己领悟了纯真的科学精神,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虔诚的宗教精神的真谛,认为三者融合为一体是感情与理智的统一,我称之为“理性”。遗憾的是,它却铸成了我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迷信,直至1974年才有所觉悟。

   1942年浙大毕业时,王淦昌先生要留我做他的研究助手。他说,我研究物理很有前途,因为我治学有三个特点:1, honest (诚实), 2, comprehension(理解力强),3, creative powery(有创造力)。由于我急于要找党的关系,婉言谢绝了。我入学时,志愿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毕业时却立志要做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人,也就是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一块普普通通的革命道路的铺路石。

   1942年8月底,我到了桂林,找一位比我进步早的初中同学,我以为他已经入党,可以帮助我解决入党问题。他说,他1941年在重庆入党,但目前与党组织无直接联系。我的入党愿望落了空。我在桂林耽误了2年,先后在5个中学教化学、物理、数学,同时兼任《科学知识》月刊编辑。1942年9月桂林沦陷前后,我在桂黔边境山区流浪了半年。王淦昌先生在贵阳报纸上登广告,召我回浙大。

   1945年2月我回到湄潭任物理系教授。路过遵义时,找到了1943年就认识的史地系的吕东明,他介绍我认识电机系的李振铭(李晨)。我们三人一连畅谈了三天。这次交谈对我帮助很大,我估计他们与《新华日报》有联系。以后了解到吕东明1938年在武汉入党,1941年到浙大工作,1942年考取史地系。李晨原名李振穆,1938年进西南联大土木系,后转物理系,1939年入党,1941年撤离昆明,1942年南方局组织部派他到贵州工作,与吕东明接上关系。1943年他化名李振铭考进浙大电机系,从此浙大开始正式有地下党活动,但当时未建立支部(直至复员回杭州以后1947年2月才建立)。

   当时浙大的民主运动已走出多年沉闷的低谷,开始蓬勃发展。我在湄潭主要是团结进步同学,开展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分析形势,出些主意。不久,进步核心成员潘宸告诉我,1944年底日寇进犯黔南独山,浙大处于紧急应变状态时,吕东明曾要他写份自传,我意识到这是准备发展他入党,吕东明和李晨肯定早已是党员。1945年9月吕东明到湄潭时,我即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他提出入党的问题。他说明年暑假可以介绍我去重庆新华日报馆解决。

  

   地下党生涯

  

   1946年暑期,浙大从贵州复原回杭州。那时吕东明已毕业离校,他介绍我到重庆新华日报馆找赖卫民。(以后知道赖卫民又名赖映棠,当时是南方局青年组成员,1947年转上海局青年组,1948年调到昆明,50年代任个旧锡矿副总经理,“文革”被迫害致死。)赖卫民一见到我就说,对我的情况很了解。以后一个星期内,每天一早我到七星岗《新华日报》馆工人宿舍写申请入党自传。赖卫民审阅后表示满意,说:目前一般是不发展新党员的,入党要经过四川省委批,很费时日,你应当立即去杭州,将来党的关系会转去。他介绍我路过南京时,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找李晨;经过上海时,到马思南路代表团办事处找朱语今。9月,我离开重庆。路过南京,李晨告诉我,以后浙大工作就由他联系,我到上海不必找朱语今。想不到在上海有两个人要发展我入党,其中一人是潘寰。他介绍他的领导人吴佩纶(当时化名吴其亮)与我见面。吴佩纶告诉我,李晨已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今后浙大工作由他负责联系。

   1947年1月5日,我到上海,吴佩纶告诉我,我的党员关系已从重庆转来(以后知道,是赖卫民本人调到了上海,一个月后他还来过杭州同我见面),随即为我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他又告诉我,浙大还有两个党员,一个是化学系四年级的孙幼礼(1943年我在桂林就认识她,1945年她曾找我问能否恢复党的关系),另一个是电机系四年级的刘茂森,关系在李晨处,待转到后,三人即可成立党支部,由我们自己推选支部书记。2月下旬,刘茂森的关系转到了,我传达吴佩纶的指示,宣布成立支部(这是浙大第一个中共支部),自行选举支书。鉴于刘茂森来自遵义校本部,又是学生,我推选他为书记,孙幼礼赞同。支部成立后到7月,共发展了8个党员,都是原来在贵州时候浙大湄潭和永兴分校的积极分子,而原来进步力量最强的遵义校本部却提不出合适的发展对象。

   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期,上海局青年组成员洪德铭(化名张新之)来杭州指导我们工作。8月,浙大支部改组,我任书记。洪德铭规定我们的任务为 : 1)发展党员30人;2)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3)普选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强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正当我们完成了前两项而转入筹备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普选时,9月26日晚,学生自治会代表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3天后被害死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狱中。由此爆发了一次全国性的反迫害争人权运动。这是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次运动在浙大持续了将近5个月,我们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了坚持“求是”精神、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竺可桢校长的全力支持,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

   为了扩大运动的胜利成果,1947年12月,上海局决定成立杭州工作委员会,指派洪德铭为书记,钟沛璋和我为委员。钟沛璋从上海调来,负责领导之江大学和英士大学(在金华)两个支部。我兼任中学区委书记,负责开辟浙大、之江以外全省各市大专和中学的工作。浙大支部书记改由李景先接任(因他过于暴露,不久改由吴大信担任)。浙大支部由洪德铭直接领导。一个月后,洪德铭调任成都市委书记,杭州工委书记由一位女同志陈向明接替。(后来。1984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洪德铭告诉我:1948年1月,上海局分管组织工作和青年工作的钱瑛大姐通知他调离杭州去成都时,提出杭州工委书记由我接任。洪德铭认为我党龄短,缺乏党内工作经验,推荐1939年入党,时任崇明县委书记的陈向明,钱瑛也就同意了。)1948年2月以后,领导杭州工委的是上海局上海学委副书记吴学谦,他是钟沛璋的入党介绍人。他每次来杭州都住在我的宿舍里,因为他睡觉时爱说梦话,为避免泄密,由我陪着他。暑假,他要我们三人一道到上海总结工作。

   1948年上半年,我们杭州工委开辟工作进展顺利,2月到5月,相继建立了杭州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和杭高(杭州高级中学)支部,其他各校也在生根发芽。暑假,工委先在杭州总结半年工作。我们都认为,浙大近几个月的工作显得混乱,斗争过于频繁,从4月到6月,全校性罢课搞了五六次。部分党员轻信解放军将于(1948年)5月渡长江的谣传,竟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出布告召开“渡江座谈会”。结果,群众疲惫不堪,骨干过于暴露。而陈向明对浙大情况不熟悉,对浙大这样一个大学她自己也觉得难以掌握,一定程度上使支部处于失控状态。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提出让我回浙大工作,外校开辟工作改由陈向明负责。7月开始,我和陈向明就逐步互相移交分管的工作关系。

暑假前,吴学谦通知我们,解放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要我们输送一批比较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去。这项工作工委分工由我负责,并由谢葆铭担任交通。从7月到11月,我们共输送了70多人,其中浙大50多人,三分之二以上是党员。吴大信本应是首批撤离的,但需要他暂时留下总结和移交支部工作,让他到郊外亲戚家待命。8月中旬,我接他回来,随后浙大支部一连开了几天的总结会,参加的有吴大信、周志成、吴洵高、陈向明和我。地点都在物理楼我和周志成办公室的楼上。最后一次会在8月21日晚,一直开到午夜12:30。天亮前,吴大信在宿舍被特务逮捕。据看守校门的工人说,凌晨1点钟就有大批特务进入校门,如果我们在物理楼的会议拖迟半小时,我们5人就一定会被一网打尽。因为深夜里整个校园里只有我们这个会议室亮着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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