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拉维茨 著 吴万伟 译
杰罗姆·拉维茨（Jerome Ravetz）是50多年来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在本文中，他反思了当今科学面临的麻烦。他认为科学危机的根源已经被忽略太久了。质量控制远远没有跟上科学增长的步伐。
正如《卫报》科学栏目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我们并不缺乏从各方面处理科学危机的倡议，从可重复性验证到防止度量指标滥用再到同行评审等。这给人保持希望的很好理由，即危机最终将得到解决，不至于变成导致人们彻底丧失对科学的信心的普遍危机。一旦发生那样的情况，“科学”不仅不再被视为带来物质利益的善行，而且不再成为代表真理和诚信的重要文化象征，其严重后果将是极为深远的。为此，我们应该考虑引发过去十年来科学危机的种种劣迹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内容。
非常清楚的是，种种情况的结合进一步解释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在从前条件下，质量控制和奖励系统在很多方面逐渐演变为破坏性的东西，产生了让科学家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反常激励。我们现在的问题可以被这样一种转型来部分解释，即从过去的“小科学”到如今的“大学科”或“产业化科学”的转变。但是，这个解释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腐化堕落的压力是当今科学的结构性特征造成的，在这些条件并没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这些乱象能消除吗？
我们应该探索这些新条件如何导致出现了这些新压力。科学事业在定量研究方面的稳步增长存在两个熟悉的定性研究方面。首先是“共同体/礼俗社会”（Gemeinschaft）的丧失，所有共同体或附属共同体都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个人相识不再是专业人员关系中的主导性特征。在新“共同体”条件下，熟人间的管理任务必须变得“更具客观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将“科学”方法应用在科学管理任务中直接导致了腐败，因为任何一种管理系统都能被当作游戏来玩。与那种发展变化结盟的是第二个变化，即资本密集型科学的大幅度增加，科学发现的典型背景不再是手拿试管的科学家而是产业规模庞大、劳动分工明确的庞大实验室。因为缺乏客户对产品的约束（无论产品有多么腐败），除了那些已经过时的非正式系统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确保质量控制。
就在这种新系统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之时，第三个因素闯了进来，这可真是残酷的偶然命运：停滞。科学再生产的社会附属系统，即研究生培养和认证体系取决于招收至少相当比例的少数学生的可能性。即使科学的稳定增长传统只允许招收少量人员成为职业科学家，这个队伍必然不会太大。
但是，当这个前景消失，停止招募新人，现有的研究者队伍遭受挤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病态。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工作的无产阶级化。新成员（和老师）都面临这样一个职业前景，一辈子都在从事短期合同制的工作，缺乏任何安全保障和权利，就业合同续签与否取决于项目首席科学家（principal investigator）的恩惠。维持独立和诚信的高尚理想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此严峻的情况下，质量逐渐被工具化。竭力追求“卓越”或许已经不现实；争夺“影响力”成为游戏的名称。牺牲自我追求科学严谨性却被展现为需要耍各种手段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参加到“p值黑客”（p-hacking指操作科学数据，从而使结果看上去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行为---译注 ）中以便获取有趣的结果。这种情况可进一步解释约翰·艾恩尼迪斯（John Ionnidis ）十年前首次发现的那些令人担忧的结果。但是，这里起作用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些参与所谓“假冒科学”（shoddy science）甚至“肮脏科学”（sleazy science）的人甚至不知道它是不合标准的行为。问题或许是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果，科学研究的标准逐渐下滑，听任严谨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逐渐衰退。统计学实践的现状可以作为证据，虽然最好的研究尽可能复杂和自我批判，但是也有很多不良行为简直就是对科学家的侮辱。
科学问题的另一个元素是科学的自我形象问题。对科学生活充满理想化的描述有漫长的历史。这些是与有组织的宗教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自然结果，科学的象征被卷入斗争中。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复杂历史中，可以说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波普尔（Popper）和拉卡托斯（Lakatos）为启蒙理想辩护，库恩（Kuhn）和奥地利裔美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严厉批判启蒙，两派进行激烈的辩论。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注意到辩论双方都没有提到科学研究的质量问题，如今它已经变成主导性议题。后来，在“科学战争”（以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在《社会文本》上发表虚假的论文攻击文学和社会科学中对科学的分析的论战---译注）中，社会批评家攻击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但是并没有攻击科学实践中的种种缺陷。我的早期著作的确将科学研究质量变成核心议题，但是我的著作《科学知识与社会问题》虽然在科学家中赢得某些赞赏之声，却并没有在学界的科学哲学内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事先缺乏训练有素的讨论，在质量危机爆发之时，科学界惊慌失措，完全不知该怎么应对。当然，对各层次的质量议题，学界应该说都不陌生，但是种种学术不端事件从来没有成为适当的、公开讨论的数据。如今，科学界正在迎头赶上，但正如《新科学家》所承认的那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种场景绝非彻底令人绝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科学内部的真正政治组织。这些议题被公开辩论。当威廉·蒂莫西·高尔斯爵士（Sir Timothy Gowers）出于道德理由呼吁学界抵制一家大型学术出版社（Elsevier 请参阅知识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译注）时，社会现实和科学的自我形象无可挽回地发生了改变。考虑到公众已经意识到科学的质量很差而且腐败不堪，整个领域可能被操纵误导了几十年（请参阅营养学、胆固醇和糖的研究），有些基础领域在缺乏实证检验的前景（弦理论（string theory弦理论是理论物理的一个分支学科，弦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基本单元不是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之类的点状粒子，而是很小很小的线状的“弦”（包括有端点的“开弦”和圈状的“闭弦”或闭合弦）---译注）肯定取得了进步时，若无视当前的现实，前辈的那种幼稚的理想主义显得就像中世纪那样愚昧。
当然，还存在与科学实践的非正统形式的更深层次互动，包括公民科学、垃圾生物学、自己动手科学（DIY）、博客空间和扩展了的同伴共同体的笼统实践等。
在正统科学界，有些迹象显示那些对科学负责的人提出现实检验比研究内部检验更加紧迫的建议，他们已经学到一些重要的教训。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科学内部的“同伴共同体”扩展，把研究者看作类似于技术员、教师和咨询师的职业科学家。职业责任议题是伦敦的科学委员会（The Science Council）提出的。在很多论坛上开始讨论质量和诚信问题，整个场景在新书《悬崖边上的科学》都有系统的评论。
所有这些积极的发展都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新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也不能保证我们知道的那种科学会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们纳入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战争技术、金融操纵和环境掠夺，文明灾难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但是，至少掩盖丑闻的盖子已经被掀开。我们能够集体面对问题和矛盾，也可以合理地表达不同的看法。
作者简介：
杰罗姆·拉维茨是牛津大学科学、创新和社会研究院教授。
译自：How should we treat science’s growing pains? By Jerome Ravetz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political-science/2016/jun/08/how-should-we-treat-sciences-growing-pa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