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29 次 更新时间:2016-06-02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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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  

本文系李洪林2012年接受《财经》的专访


“我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李洪林坦率地说,“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李洪林曾是一位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党内理论家,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他撰写的《读书无禁区》《科学和迷信》《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文章传诵一时,既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又得到了胡耀邦等高层领导的赏识。他参与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等重大事件,是历史见证人。


作为当年的风云人物,87岁的李洪林冷静地回顾了参与见证的“理论风云”。30多年过去了,历史逐渐冷却,但是站在今天回望,人们不禁慨叹当年的一些历史命题并没有过时。


如果说,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是30年前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那么,在“文革”重演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的今天,继续思想解放,反思造成历史悲剧的制度根源,就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解放运动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李洪林看来,今天的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大道,符合全社会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


“冲破现代迷信”


《财经》:你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比较早的一篇文章是1978年初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上的《科学与迷信》,你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篇文章?


李洪林:“文革”前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中被下放到农场工作,后来调到河北省委宣传部。1977年我重新调回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我在历史博物馆担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参与修改“党史陈列”。“党史陈列”包括从1921年到1949年的中共党史,原 来搞了好几年也搞不出来,因为政治风向转得快,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历史展览也要跟着变。


当时“文革”还不许碰,不许反“左”,领袖更是丝毫碰不得。陈列室里到处是毛泽东的语录,文物和照片都是为了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没有位置,彭德怀也不见了。虽然“四人帮”垮台了,可是意识形态领域依然禁区重重。后来在一次陈列室的现场会上,我对党史和党史陈列坦率地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提出“打破党史禁区”,把党史作为一门科学,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极左的禁区开始被打破,党史陈列的修改工作就比较顺利了,1979年国庆期间终于正式对外展出。


现在看来,当时所能打破的党史禁区还是极其有限的。其实直到今天,禁区依然存在。老的禁区还有许多不曾打破,新的禁区又出来了,什么时候能真正彻底破除呢?


《财经》:一个政党的历史被塑造成为一个领袖的个人英雄史,这就是典型的个人迷信。这种个人迷信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峰。


李洪林:不过这已经不是古代迷信,而是用新式油彩粉饰的现代迷信。而且这种迷信一旦产生,就可以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有感于此,我在1978年春节期间写出一篇比较长的札记《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成发表,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


到了夏天,《中国青年》正准备复刊,向我约稿。我把它压缩一下,题目改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他们送去了。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现代迷信”的概念,胡耀邦看了校样,很赞成,让《中国青年》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杂志复刊第一期上。


《财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知识分子开始活跃起来,涌现出了一批社会知名度很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表达了对极权专制的批判和对人的人文关怀。你作为一名党内理论家,反对“现代迷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官方意识形态范围而具有更不一般和深远的意义。


李洪林:知识分子对于思想解放是欢迎的,总是受压,谁也不舒服。在思想的破冰时期,知识分子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时候大气候比较好。胡耀邦对思想解放很坚决,他还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如果没有胡耀邦的支持,思想解放运动也搞不起来。所以胡耀邦是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总司令。


“读书无禁区”


《财经》:1979年3月,《读书》杂志创刊。你在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


李洪林: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范用和董秀玉来约稿。我首先想到,读书也应该解放,要打破禁区。“文革”是一场从文明向野蛮的大倒退,凡是和人类文明有关的事物都遭了秧,记载人类文明的书籍也纷纷成为禁书,许多书都被付之一炬。1978年,国家出版局宣布35部名著“开禁”,每部名著印刷30万到50万册,共1500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人们排队买书,很快抢购一空。有感于书的命运,我就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文章并不长,主要是提出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我的回答是:法律没有限制人民读书自由,人民也不是“阿斗”,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人民作出决定。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目的是愚弄人民。


编辑部很欣赏这篇文章,但是觉得题目应该更有力一些,于是范用、陈翰伯等人一起研究,将题目改为“读书无禁区”,没有和我商量就用了这个题目,而且作为《读书》创刊号的第一篇,正文一字未改。写文章首先要取一个简练的好标题,这是中国的好传统。原来我的题目“打破读书禁区”更严谨,不过“读书无禁区”更简洁有力,朗朗上口,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财经》:不管是《打破党史禁区》,还是《读书无禁区》,这些题目都富有时代特征。“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读书》创刊号印刷5万册,几天后又加印5万册。《读书》杂志也由此一炮打响。


李洪林:以前知识分子一直受压抑、受束缚,现在说要打破读书禁区,他们当然很高兴,《读书》一下就拥有了很多读者。可是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一些人批评和质疑。他们首先是冲着标题去的:读书怎么能无禁区呢?都随便看书,那怎么得了?推而广之,这也无禁区,那也无禁区,不是乱了套吗?其实不管什么标题,要挑毛病也是躲不过的。我觉得文章主要是看内容,在文章里上我也没有主张放任自流。事实上,批评者也主要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内容。


《财经》:《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文化舞台。


李洪林:这是一场真正的风波。有人质问说:“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读书》杂志为此还组织了公开的讨论,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作为一个作者,我很喜欢看这些讨论的文章,虽然自己并不参加争论。不过,对于“小学生看《金瓶梅》”的指责,我觉得应该答复一下,就写了一个短文《<读书无禁区>的风波》作为这篇文章的附录,并且声明:文章原来的题目是《打破读书禁区》,是杂志编者改成《读书无禁区》。我曾打算恢复原题,现在既然引起争论,我倒不想恢复原题了。


其实我的意思无非是:既然对它有争论,就不应该再改了。如果有错,应该公开承认,而不应该自行修改。这是论战的起码规则,但批评者却认为这是“坚持错误,拒不改正”的声明。事实上,真正反对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道学家”。


《财经》:在创刊两周年时,《读书》杂志在《两周年告读者》里说:“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读书无禁区”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


李洪林:到了1983年底,事情突然严重了。《读书无禁区》被认为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的文章。而且提到文章作者的时候,直呼其名,不加“同志”二字。本来直呼其名并没有褒贬的含义,不过在空气较为紧张的时候,再加上批评者的精心安排,对谁称“同志”,对谁不称“同志”都是经过一番斟酌的,问题就升级了。其影响之大,竟使得原来发表文章坚决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一位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就不同意《读书无禁区》!”


“理论工作务虚会”


《财经》:《读书》创刊的时候,正在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你也是与会者之一。


李洪林:我不但参加了会议,而且起初还由胡耀邦指定,为中央起草闭幕报告。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很多,叶剑英建议在会后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务虚”就是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1979年初“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成六个组,我在第三组。不久又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所以大家都非常高兴,思想解放,畅所欲言。


《财经》:你在会议上有什么发言?


李洪林:1月26日,我在会议上有一个长篇发言,主题是破除现代迷信。我的发言主要围绕“领袖与人民”“领袖与党”“领袖的威信是怎样树立的”等展开的,我提出,“终身制”“个人指定接班人制度”都是封建遗产,应该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称人民当家作主,就应该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先进,“如果说连资产阶级都摒弃了封建主义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更应当如此。”


理论务虚会的规格以及开放程度和社会影响,都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与会者发言踊跃,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人提出废除终身制,有人提出应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并剖析其实质,有人激烈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等。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于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问题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因此,这次会议是三中全会在理论方面继续。会议是春节前开始的,2月过春节,对越自卫反击战也开始了,所以务虚会就休会了,3月下旬才会继续开会。


《财经》: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又改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李洪林:邓小平的讲话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我原来起草的稿子,而是由一个新成立的起草组起草的。成员有吴江、宋振庭、滕文生,还有我。不过这个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写的。其实,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早已有之,只不过邓小平把它们条理化了,再次强调一下。


于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就从解放思想开始,而以坚持四项原则告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原来被压制的一方都出来了,所谓的“闹事”多起来,比如知识青年要回城,等等。四川、上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地方闹得太厉害,都不能办公了。还有一个因素是有人在西单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批评邓小平。后来,彭真把大字报拿给邓小平看。激进主义最吸引人,但是也最容易坏事。在中国的现实境况下,这个大字报就被人抓住了“辫子”。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酝酿、突破,打破禁区,发展到理论务虚会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思想解放的势头一时也收不住,所以1979年思想仍然是很活跃的。


另外,在中国各单位是“干部决定一切”, 上面的风向当然起主要作用,但是到了下面也不一样。比如人民日报就不一样,它受到读者的尊重和爱戴,当时发行量达到六百万份,成为思想解放的旗帜。


上书取消“恶毒攻击罪”


《财经》:理论工作务虚会时,你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吗?


李洪林:开理论务虚会的时候,胡耀邦就要调我到中宣部,当时我还在历史博物馆修改党史陈列,我要求等展览开幕再走。到国庆节陈列一开幕,我就到中宣部报到了。


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通过理论务虚会的《简报》发往各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起到特殊的作用。当时辽宁省委在任仲夷主持下,正在讨论是否为张志新平反的问题,双方争持不下。主张平反的人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


《财经》:今天看,你的发言不过是公民社会的基本常识。例如,你提到“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既然宪法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即使贵为“英明领袖”的国家领导人应该、也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听取公民的批评。但在每天播放《东方红》,宣扬“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时代,你的观点在一些人眼里当然是“离经叛道”之论。


李洪林:我在发言里就指出,《东方红》和《国际歌》是不一致的。《国际歌》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而《东方红》却说“他是人民大救星”,在很长的时间里要求人民“忠于伟大的领袖”,动辄三呼万岁,这和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多年的政治习惯,特别是1966年林彪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以后,任何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已经成为大逆不道。各种谬论更是横行一时,例如,“文革”期间流行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里说:“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人民居然成了“鱼”,共产党成了“水”,完全颠倒了鱼水关系。其实,人民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如果党是“水”,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可是种种颠倒是非的说法不但到处灌输,而且以专政手段维护领袖的权威。


《财经》: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李洪林:这个规定就是所谓“恶毒攻击罪”的根据。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人。“文革”中,因“恶毒攻击罪”而被捕、坐牢者不计其数,还有许多人被判处死刑。张志新就是其中之一。


幸运的是,毕竟经过了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流,支持我的观点的一方占了上风,张志新不但平反了,而且成为人们传诵一时的英雄。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撤消了“公安六条”。但许多因“恶毒攻击罪”而坐牢的受害者,仍没有获得昭雪。他们在监牢里,不可能看到理论务虚会的《简报》。


一年多以后,1980年9月18日、19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我的观点才公之于世,传遍全国。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受害者,从这篇文章看到了希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我写信,要求帮助伸冤。这些人有的在监狱,有的在劳改农场,没有通信自由,想方设法写信,又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狱外,投递到邮局,寄到《人民日报》,由报社转到我手上。黑龙江有一个人,1959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当时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请我搭救。我一边看信,一边掉眼泪,立刻写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写信告诉我,已出狱回家,和老母亲团聚了。


可是,同类的信件越来越多,如果将这么多信件一一转给地方党委,不是解决问题的上策。于是我把信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明地介绍了信中所反映的问题,然后把那些申诉信一起送了上去。


《财经》:结果如何?


李洪林: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批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200多桩这类冤案平反了。有一次,胡耀邦到中宣部来,当面对我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


其实,我是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没有拨乱反正的大形势,别说一封上书救几百人脱离苦海,就是救一人脱离冤狱,又谈何容易!遗憾的是,“公安六条”虽然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因言获罪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绝迹。根本之道,还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保护言论自由,杜绝因言获罪。


“我们坚持什么”


《财经》: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你连续发表了三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为什么想到要写这些文章呢?


李洪林:由于三中全会所实现的是历史性的根本转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短期内是难以理解的,还有少数人是不愿意接受的。在某些地方或部门掌权的人,多年来从上面接受的,是“左”的一套,向下贯彻的,同样是“左”的一套。多年的积习,养成了“左”的眼光。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有人认为这是“纠正”三中全会的右倾,证明他们抵制三中全会是做对了。于是在这些人掌权的地区,又把他们熟悉的那一套左倾货色理直气壮地拿了出来。例如,我就听说河北省连夜开会传达四项基本原则,收回农民的“自留地”。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


1978年、1979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比较多,人民日报每天收到大量读者给我的信,我也通过来信跟读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各个地方普遍反映这种情况: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没有更具体的阐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听任“左”的那套鱼目混珠,必将阻碍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因此我写了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表在5月9日的《人民日报》。


《财经》: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把普遍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并且按照这种原则将人民拖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李洪林:我在文章里就批判了这种贫穷社会主义的论调,提出社会主义应该坚持两条:第一,坚持能够发展生产力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如果不能发展生产力,说得再好听也不应该坚持;第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在文章的结尾说:“我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防止从右面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尤其要反对从‘左’面来的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


本来想写一篇文章就算完了,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不料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来信说,这篇文章很及时,给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人以支持,使大家知道我们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左”的一套。因此报社的同志把大批读者来信送给我看,坚决要我继续写下去。我也受到鼓舞,便接着写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要想真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真正实行人民民主。民主首先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国家制度问题。


《财经》:这篇文章里有些话富有哲理,例如“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恩赐的权利可以收回,争来的权利是可靠的”。


李洪林:三个月后,我又发表了第三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党的领导是领导什么?我的回答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第二,由谁实行领导?不是个人领导,而是集体领导;第三,怎样实行领导?只能通过说服群众自愿接受,决不能依靠强制。


《财经》:30多年过去了,这三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例如,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还是行政领导?虽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可是后来充分实现。


李洪林:今天不但没有很好解决,也很少有人敢提这些问题了。


这三篇文章非常得人心,读者来信多极了,都是表示支持的。这三篇文章其实没有讲出多少新东西,不过是讲些浅显的常识罢了。现在回头看,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够到位。它们之所以引起反响,是因为现实生活当时需要这类常识。如此而已。我自己对这一点很清楚,并没有对它估计过高。当然,我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因为文章发表之后,从来不曾听到谁说过它有什么理论上或政治上的错误。当时我所得到的唯一批评,是一位读者来信指出:我所引的一句名言出处有误。我在1980年编选文集的时候,也把这封来信收了进去。


《财经》:1983年冬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全国展开,运动涉及到青年人烫发、跳集体舞、穿款式新颖衣服的日常生活,更涉及到思想领域,你的三篇“我们坚持什么”的文章成为批判的对象。


李洪林:“清除精神污染”对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倒春寒,有人借反对精神污染搞起了运动。有人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这三篇文章断章取义,给我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说我“歪曲”中央的方针,从“反面”提问题,“制造了”混乱,“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禁区重重,我为自己定下写文章的原则:自己找漏洞,自己抓辫子。写文章时就想到,文章发表后人家会怎么批评和反对,我事先把反对者可能攻击的方面写出来,据理反驳。所以,我写文章是很费劲的,都是三遍五遍地改,甚至重写。这样文章就能够比较严密,别人难以反驳。反对者抓不着什么把柄,就断章取义,摘引我几个词组,加上他们的“润色”,拼成另一句话栽到我的头上。另外还凭空捏造,说:“李洪林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就受到批评,但是他执意不改,又发表了后两篇。”


其实当时没有任何人向我提出过批评意见。如果说领导上有什么意见的话,那就是我第二篇文章发表后,胡耀邦当天就把我找去,不但说我“又写了一篇好文章”,而且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正是在他的鼓舞下,我又写了第三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第三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才当面听到了胡乔木的评论。对这几篇文章的内容,他没有挑出毛病,但他认为“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是次要问题,首先应该写的是“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原则”,这是首要问题。我还间接听到当时北京市委一个有名的官员的批评:“李洪林这几篇文章是反对四项原则的。”此人原是“四人帮”北京写作组“洪广恩”的重要成员。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这话也符合实际,因为我正是要反对“四人帮”所坚持的那种“原则”。


《财经》:“我们坚持什么”本来应该有四篇,为什么只有三篇呢?


李洪林:第四篇我一直没有正式写出来,因为我在中宣部工作,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开会。直到1989年才写完《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那时我已经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了,就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的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上,那是一本学术刊物,读者很少。


从北京到福建


《财经》:在中宣部你主要做什么工作?


李洪林:我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副局长,不久部长胡耀邦调走,王任重接任,1982年4月又换成了邓力群。人们往往爱用气象术语形容政治局势。那时我觉得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是“晴好天气”。就是1983年冬天我所经历的风雨,也不过是一个“小气候”,可以叫作“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我恰巧处在这个“局部地区”,自然要经受一下“阵雨”的洗礼了。


《财经》:周扬由于发文探讨社会主义异化问题,也是当时被批判的对象。


李洪林:批判对象除了周扬,就是我。中宣部开了五次全体大会,批评我一个人。这个大会批判有一个优点:允许我讲话。你批评,我就反批评,所以会开的很热闹。我的一篇文章被香港杂志《九十年代》转载了,也被说成是“立场有问题”,都是诸如此类的低水平批判。我反驳说:香港报纸杂志还经常转载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呢。底下哄堂大笑。我在批判会上说:“我的文章,都是黑字印在白纸上的,已经成为客观存在,应该由实践来检验。错误的东西,我硬说它正确也没有用。正确的东西,别人硬说它错误也不行。”这句话被认为“态度不够端正”。


其实我态度很“端正”。对于错误的批评当然要反驳。而且我还在大会上批评部长,指责他背离中央精神。所以外边传“李洪林大闹中宣部”,像武侠小说似的。其实哪里是我在“大闹中宣部”?我不过是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作困兽之斗罢了。本来新部长一上任我就要走,可是不放我走,一直到整党完了。1984年我被赶出北京。当时福建省委书记是项南,欢迎我到福建。我原本想做一个研究员,可是他非让我当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不可。项南和胡耀邦很要好,思想也很解放。


《财经》:一个是广东的任仲夷,一个是福建的项南,是当时全国两位最思想解放、勇于改革的省委书记。可是由于“晋江假药案”,1986年项南被调离岗位。


李洪林:所谓“晋江假药案”,本来是福建省晋江县一个村庄做一种“银耳冲剂”,实际上是一种饮料,冒充药品,没有什么功效,吃了也没有什么危害。福建自己已经发现,而且已经解决了。不料1985年中纪委忽然重新翻开老账,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封措词严厉的《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追究福建省委的领导责任。最后把项南搞下来了,还给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以前从来没有这种做法。在党内有问题,一般都是党内解决,发表公开信就是不打招呼,直接捆起来示众。


1986年我曾专门到晋江去做调查,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晋江观花记》。为什么呢?项南支持乡镇企业,称赞说“乡镇企业一枝花”,可是一些人蛮不讲理,他们整项南时,就抓住这句话,诬蔑他表扬假药。《晋江观花记》披露了“晋江假药案”的真相,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报社怕我的名字太敏感,就给我起了一个笔名,而且把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给删掉了,但是基本的内容还有,也等于我给福建、给项南喊了一次冤。


“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财经》:你一辈子搞理论工作,经历坎坷,有哪些经验教训呢?


李洪林:我曾经写过一幅对联“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就是我从自己的理论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做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现在既说不清“理论”的定义,也说不清“政治”的定义。但我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却有一点重要心得,这就是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财经》: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谁也脱离不了的政治,理论也不是处在真空当中。


李洪林:理论确实不是处在真空当中的,但是理论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在政治角斗场上,是强者胜,而强者未必“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恶丑”。特别在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厌诈,纵横捭阖,声东击西,变幻无常,理论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够跟上,这种“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因此,要处理好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超脱于政治之外。理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应该把政治本身也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应当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例如《孙子兵法》就把最为变化无常的战争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探求那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在这个过程里,最不可取的是为现实的政治“量体裁衣”,用理论给当权的政治进行包装。这种做法,即使从执政者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了错误将失去纠正的机会。


我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财经》:不讲假话是需要勇气的。古人推崇“三达德”:智、仁、勇。“讲真话”需要“勇者不惧”的精神,但是在犬儒主义横行的时代,很难看到“勇者”。


李洪林:“三达德”里,论起智力来,中国人绝不比别人差,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在当代中国谈到仁和勇,就另当别论了。“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基本要求。可是“斗争哲学”训导了中国人几十年,社会通行的美德已经不是“爱人”,而是“整人”“斗人”和“坑人”了。至于作为“三达德”之一的“勇者不惧”,在当代中国就更稀缺了。


越是稀缺,越应该坚持。理论研究不是设计政治方案。政治设计可以有步骤,有妥协,有过渡。因为各个政治主体的立场不同,力量强弱也不同,彼此的诉求都不相同,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十分不易,很难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带水。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讲理论就要抛开一切利害得失,剥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问题说透。讲理论只问真不真,不必考虑谁看了会不会喜欢,尤其不可以专门去投合当权者的口味。事实上你即使想打动当权者,也是把问题说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动他的心。


《财经》:1976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的开端,在理论上已经触及了许多敏感问题。当时在理论上已经解决的某些问题,今天似乎再次成为问题。


李洪林:是有这种回潮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半途而废。所谓解放,首先要搞清楚谁把人们的思想捆住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原则上说得非常清楚,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要改革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要全面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要改革。1980年邓小平也讲话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1987年中共十三大决定“党政分开”,但此后除了经济,许多改革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财经》:有些人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完成,只剩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其实,石油、电信、铁路等还是国企垄断,金融的垄断没有打破,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完全到位。


李洪林:造成改革不到位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不能放权。经济改革都意味着松绑放权,让人们按照经济规律去办事。政治改革同样也要放权,还权于民,不再捆住人们的手脚,中国社会自然就会向前走。


《财经》:由于改革滞后,社会矛盾无法化解,导致一些人开始怀念“文革”,甚至有人鼓吹为“文革”翻案。所以,有识之士呼吁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在你看来,“文革”重演的可能性还有没有?


李洪林:重演?不容易,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式拥有绝对权威能够独断专行的人,已经没有了。中国的命运已经不会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生死了。


《财经》:那么,整个国家因为不能及时纠正像“文革”那样的错误而陷入危机的局面能够避免吗?


李洪林:不能,因为造成这种悲剧或危机的制度还在。在这种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有权就有一切,滥权不可避免。因为没有一种机制来逼迫掌权者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有掌权者用过激主义毒害群众,发动“文革”式的政治运动,就像某地方搞的“唱红打黑”,也确实有些人拥护这套做法,更多的会被裹挟进去,因为在那种环境和气氛下,不跟着跑还不行。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别人明知皇帝光着屁股也得跟着欢呼叫好。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合“潮流”,成为“异类”。不过“皇帝的新衣”毕竟是未掌权的骗子搞的骗局,所以一个小孩子喊出一句真话就把骗局拆穿了。“文化大革命”是由掌权者制造的骗局,能用暴力维护这个骗局。你要是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小孩子一样,用真话来戳穿骗局,就会被掌权者认为对权力构成“挑战”。


如果改革仍然像现在这样停滞下去,就会促进过激主义的发展,危险性还是很大的。要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财经》: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郑重其事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可是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现在都到了21世纪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提上日程。


李洪林:由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矛盾在不断积聚。为了“加强社会管理”,对内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对外的国防开支。作为执政者,当然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用高压来“维稳”,恰恰是加剧矛盾,可以说是“抱薪救火”。


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腐败已经扩散到整个机体,成为制度性的不治之症。这一点,高层内部已经有所认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党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也越来越强。


如今,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大道,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管是否被看成“挑战”,实际上都是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醒的当政者应该是明白的。


对未来我还是乐观的,我总觉得时势会造英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时候,似乎没有希望了,突然就峰回路转了。这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过“转”的形式有不同,我们都希望和平地理性地转变,这是最佳选择。但这需要掌权者的理性。历史转折往往是通过一些偶然的点、一些偶然的人、一些偶然的事。据说自然界有所谓“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一下翅膀,连锁反应越来越大,结果就会引起一场暴风雨。其实社会生活也会有这种效应。当政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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