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工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深层构境——马克思《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学笔记”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 次 更新时间:2023-02-09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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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摘  要:马克思知道,李嘉图难题中的核心思考点是劳动价值论在大机器生产中遭遇的困境。在农业生产和斯密的手工业生产中,劳动价值论的地位是稳定的,可当机器化大生产中工人的劳动作用开始下降,主体性的劳动生产率开始由科学技术提高的客观生产率所替代时,是否还能坚持劳动价值论,这涉及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成败,以及更微观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布鲁塞尔笔记》中的“机器与制造研究”只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机器化生产方式筑模的专题性思考,马克思还需要对整个劳动生产与产品效用(使用价值)的关系作更深一层构境中的方法论研讨,特别是对怎样劳动-怎样生产的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探究。这构成了马克思《伦敦笔记》中工艺学研究的迫切缘起。


关键词:《伦敦笔记》;工艺学笔记;失形;脱型;社会负熵


在《伦敦笔记》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通过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的专题研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3-153页),马克思已经知道,在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上,李嘉图与斯密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李嘉图已经处于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大机器阶段。马克思当然不会忘记一个重要的文献群,即他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已经初步涉猎过的机器生产和制造问题。不过,这一次研究的主题已经从机器和制造的“怎样生产”的实证考察,转向了带有抽象方法论意味的生产塑形和构序的工艺学研究,它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伦敦笔记》第15笔记本里集中摘录的波佩、贝克曼和尤尔的工艺学史著作。在过去对这一笔记的有限研究中,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被当作他对生产工艺方法的关注,而我的看法却不同。我认为,马克思此次工艺学研究的目的,仍然是破解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遇到的难题,它的理论核心是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产品使用价值的技能,如何被客观抽象为工艺技术构序,最终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完全转换为全新的非及物的科学技术实验和观念负熵运作的“一般智力”。这将是马克思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必然在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相对剩余价值的科学学说的前提性思考。并且,这一重要的工艺学研究,也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深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伦敦笔记》的第15笔记本(Heft  Beft)共计44页摘录中,马克思分别对波佩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力学》(1807)、《一般工艺学教程》(1809)、《手工艺、工场手工业及其他实用工业专用物理学》(1830)、《从上古到现代的数学史》(1828)、《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1811)五本著作进行了摘录。此外还摘录了尤尔的《技术辞典》(1843-1844)、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1780-1805)。显然,“工艺学笔记”的重点关注对象是波佩对工艺学和工艺学史的研究。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大约完成于1851年9月到10月之间。1851年10月13日,处于紧张的经济学文献分析和思考中的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近来我继续上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Technologie)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玩意儿有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12页)显然,此时这个工艺学马克思还并不熟悉。当然,他这时心中想着力去了解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即对农业和工业生产物相化具体塑形和构序机制进行科学分析的“农学”和“工艺学”。从《伦敦笔记》前面马克思的“李嘉图笔记”中可以得知,李嘉图遇到的难题中的核心思考点是劳动价值论在大机器生产中遭遇的困境:在农业生产和斯密的手工业生产中,劳动价值论的地位是稳定的,可当机器化大生产中工人的劳动物相化作用开始下降,主体性的劳动生产率开始由科学技术物相化提高的客观生产率所替代时,是否还能坚持劳动价值论,这涉及到马克思将来剩余价值理论的成败,以及更微观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布鲁塞尔笔记》中的“机器与制造研究”,只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机器化生产方式筑模的专题性思考,马克思还需要对整个劳动生产与产品效用(使用价值)的关系进行更深一层构境中的方法论研讨,特别是对怎样劳动-怎样生产的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探究。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此时工艺学研究的迫切缘起。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这个十分陌生的Technologie(工艺学)概念。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曾经在乌尔的《制造哲学》一文中看到过工艺学概念,但并没有引起他的格外关注。(vgl.MEGA2,1998,IV/3,S.348)西文中的工艺学一词,源自于希腊语“τεχνολογία”和拉丁语“technologie”,其希腊语词根“(τέχvη)”(“technē”)的原初语义为技艺。工艺学在西方科学史上,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据塞贝斯蒂克的考证,英国词典编纂家托马斯·布朗特(Thomas Blount)在其《词集》(Glossographia)第三版(1670)中指出,工艺学是一种对于手艺(crafts)、技艺(arts)和工艺(workmanship)的论述或描述。这里有一个从农民和工匠的“手艺”到手工业劳动者的“技艺”和机械工业生产“工艺”的有序递进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从单纯的“人手”技能,通过使用工具的技艺向客观的技术能力的转换过程。而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首次赋予了“technologie”以科学的地位,并对这门新学科作了初步规定:“工艺学是关于操作规则和工艺产品的研究,或者是关于人类通过身体器官(主要是双手)的劳动而生产产品的科学。”(Sebestik,p.27)沃尔夫的工艺学定义,突显了人的双手作为身体器官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社会历史负熵的操作法则,这当然只是早期手工劳作中主体性的手艺和技艺的表征。工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由德国工艺学家约翰·贝克曼在18世纪下半叶创立的。贝克曼在《工艺学导论》(1777)中指出,工艺学是“讲授如何加工自然物(Naturalien)或手工业知识的科学。它不是在作坊(或工场)中所看到的如何遵循师傅的规定(Vorschriften)和习惯(Gewohnheiten)来制造产品。工艺学是对如何从真实规律和可靠经验中找到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如何解释和利用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说明”。(Beckmann,S.XV)


这里的“如何加工自然产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指认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也是物相化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质内容,这恐怕是工艺学能够引起马克思高度兴趣的缘起。在贝克曼这里,工艺学的研究对象明确指向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中如何生成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技艺,或者说,是对手工业生产中“一切劳动及其结果和原因的全面、系统和清晰的说明”。(ibid.,S.XV)而“手工业知识”,已经不完全是师傅的劳作经验习惯,而是在强调工艺学同时也是提升为从劳动技艺的客观抽象到观念抽象的过程,即“关于如何从本质规律和可靠经验中找到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或如何解释和恰当地处理加工中所产生的现象的一种系统全面指导”。(ibid.,S.12)这是劳动生产中对自然物的具体塑形和构序技艺的学理化,也是历史认识论的真实基础,因为这呈现了人类认知主体的创造性实践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的真实前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那个“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的起点也在这里。只是马克思将发现,这种认知前端和逻辑起点将在工艺学的历史逻各斯中发生巨大的异质性改变,因为手工业生产中的主体性手艺的客观抽象与机器生产中的客体工序(技术的反向物相化)的认知运行机制和认知结果是根本不同的。工艺学中这些重要的理念,与我提出的塑形-构序-赋型-构式-筑模链接起来的社会场境存在论以及观念构境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内部关联。这可能也是我在第二次“回到马克思”的归基实验中的最大收获之一。这一重要的理论意义,我们在下面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的具体分析以及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研究中还会更深入地讨论。贝克曼的这些观点,在他的学生波佩那里得到光大。波佩认为,工艺学就是“根据不同工作中的相似操作而将所有必要手段、工具和技巧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的一切手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中的工作原理”。(Poppe,1816,S.25)波佩将生产劳动中的工具引入到工艺学中,并且他的着眼点更集中于劳作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中的操作一般,劳作活动中固化功能性构式的物性手段、工具和技巧“按一定的顺序”构序起来,在一个完整“手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生产社会历史负熵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其中的“工作原理”。这简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塑形与物相化生产力构序微观机制和历史性分析的专题研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马克思在“工艺学笔记”中关注的内容和相关思考。



马克思手中拿到的波佩的第一本书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力学》,他只摘录了一句话就放下了,因为他知道这并不是自己目前主要想弄清楚的问题域。马克思迅速拿起《一般工艺学教程》,并且立刻就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住了。这是波佩的一本关于一般工艺学的教科书,其主要内容是深入到我们前面看到的他所定义的工艺学所涉及的手工艺(Künsten)、手工业(Handwerken)、工场手工业(Manufakturen)和工厂(Fabriken)四种主要的怎样生产的物相化方式,即人的主体爱多斯(eidos)通过各种不同劳动生产物相化的劳动塑形、构序和关系赋型,进行了操作分类和归类。能看得出来,这有一个十分精细的劳动者(具体劳动)“怎样生产”(使用价值-社会历史负熵)方式的历史线索。这种关于物质生产本身微观机制和关系场境赋型的研究,当然会立即激起马克思的兴奋。并且,这也会是走向经济学中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产品-商品使用价值的微观实证思考。马克思先对此书的六章内容作了如下的概括:在所有手工业(Handwerken Künsten)、手工工场(Manufakturen)等领域中,主要工作包括:1)对自然体(Naturkörper)的粉碎或对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的分割。2)促进机体(Körpertheilchen)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减少与其他物体部分的联系。3)自然体的相互分离的、相同或不同的部分结合在一起。4)机体的各部分相互集聚,因而压缩在一起,同时变得更加坚固。5) 这些机体(Körpern)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场境(Gestalt)、形式(Form)或筑模(Bildung)。这些劳动(Arbeiten)还需要一些辅助劳动(Hülfsarbeiten)和辅助工具(Hülfsvorrichtungen)。(vgl.Müller, S.3)


与《布鲁塞尔笔记》中的第五笔记中的“机器和制造”的关注焦点不同,马克思这里思考的问题已经是手工业劳动-生产中客观抽象出来的工艺学方法论构式了。马克思可能思考的问题有:一是这里波佩聚焦的问题首先是马克思关心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可工艺学具体分析的对象已经不是主体性的潜能(dynamis)意义上的劳动活动,而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改变对象所发生的结果,所以这是劳动对象化的具体物相化过程。以后马克思会慢慢地知道,这是具体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商品使用价值的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看,这将会是直观实体对象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在一般物像直观迷雾的真正破解。二是波佩没有使用马克思熟悉的通常经济学研究中的劳动对象或者生产资料的Ding(物)或者Sache(事物),而使用了körper(身体)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词,回到波配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会看到人类生产活动之初所加工的对象,除去一般的无机物,其最贴近生存需要的东西多为动植物的身体,比如野兽的皮毛为衣,以植物器官中的果实为粮,另外,这些生命体的本质是自然进化中所发生的自组织构序——负熵。所以,这会使下面发生的劳动物相化塑形、构序和赋型的讨论处于马克思原先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并没有进入过的更加复杂的关系场境之中。


首先,劳动物相化塑形与构序的前提是自然对象的失形(disfigure)和祛序(disorder)。这是第一条,“对自然体的粉碎或对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的分割”的哲学意味。过去,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讨论劳动和生产,总是直接从人的爱多斯(eidos)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创造性活动开始,比如木匠制椅或皮匠做鞋,而马克思在波配面对的所有生产劳动中看到,所有物相化活动的起始步骤都是对劳动对象本有存在形式和生命负熵有序性的“粉碎”和“分割”,因为木匠手中的木料,已经是从山上树林中砍下的树木躯干,而皮匠手中的皮革已经是从动物身上剥得的,这都自然界生命负熵进程的中断。这个“本有”,正是海德格尔秘密文献中本有(Ereignis)哲学的核心构境意向,而这里失形和祛序则会是海德格尔解蔽本有的第一步“打开”。他也曾经指认,在黏土变成了“碗”的过程中,土地也失去了本有的形式。我还注意到在芬伯格的技术哲学中,他关注了这种发生在生产劳作前端的“失形”,比如“树被砍倒,树枝和树皮被剥离”的“初级工具化”(primary Instrumentalization)环节。(芬伯格,2018年a,第81页)在他看来,这一过程是“将它脱离其自然环境,并把它与其他对象,如锯子、剥去技干、去树皮等联系起来,这些过程都与选择一个特定的参考系有关——比如,将树当成盖房子的木料”。(芬伯格,2018年b,第211页)在马克思摘录的波佩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描述的对劳动原料中的“沿着其纤维纹路进行分解的木材和其他植物性材料所做的分离就称为劈分(Spalten)或撕开(Reissen)”。(Müller, S.3)。显然,这种劳动物相化活动的首要环节是将植物从原有的生命负熵中的自然塑形和构序中脱形和袪序出来。当我们要通过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依自己的目的(telos)创制一张人所能坐的“椅子”的时候,前提是通过劳动将树木从原有的自然生命负熵进程中的塑形和构序关系中脱形和祛序出来,这是制作椅子的前提,或者是劳动生产物相化的首要环节。这恐怕是我们过去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讨论劳动或者生产时严重忽略的方面。并且,波佩十分具体地交待了这种劳动脱形和祛序所需要的手工工具,即“木制或铁制楔子、斧、凿子和刀具或刀形工具(messerförmige Werkzeuge)以及与楔子具有同样功能的工具”。(Müller, S.4)。这里需要注意的逻辑凹点,会是工具在场时,它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中一种过去劳动活动塑形与构序的不在场,因为,制造工具的劳动活动已经经过客观抽象并再一次反向对象化在物性的工具之中,在当下发生的失形和祛序劳动中,这种过去的劳动活动是隐匿的。之所以指认这一点,因为这将是马克思以后在面对机器生产中,那个不在场的劳动价值转移问题的前提。劳动物相化创造物品新的塑形和构序的前提条件,也会是物品获得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使用价值)的先行构成部分。从历史认识论的视角看,我们面对一张椅子,通常会破解木料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获得功用性赋型的过程,往往容易遗忘的方面,恰恰是这个先行性的“自然体”的失形与祛序。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那个“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中,容易被忽略的不在场环节。用海德格尔本有哲学话语来看,这恰恰是让自然从本有状态中被抽拔和解蔽出来,入序于向我们(for us)“涌现”的前提。这当然也会是一般物相化错认生成的隐性逻辑凹点之一。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层面上,我们遭遇周围世界中的到场事物,非物像透视的第一环节就不再是创造性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而是同样作为物相化环节的失形和祛序,这可能会是传统认识论普遍丢失的逻辑凹点。


其次,劳动物相化关系赋型是脱型(deformating)对象自然关联且重构社会定在关系。这是“促进机体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劳动或减少一机体与另一机体相互联系的劳动”、“物体相互分离的、相同或不同的各部分的结合”和“对物体进行压缩和加固的手段”的深刻哲学意味。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所有劳动对象,都会处于原先自然物质存在或生命负熵进程的联系之中,劳动物相化生产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解构劳动对象在自然和生命负熵中的本有关联,按照人的需求给予物品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联系,这就是劳动物相化创造的更深一层关系赋型作用。这同样是原先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构境中没有意识到的物质生产活动发生的先在环节。比如,马克思摘录了我们多次提及的皮匠制作皮鞋前的皮革备料,就是一种“通过工具(Instrumente)减少相互联系(Zusaihenhangs)。比如皮革(Leders)的刮软、涂抹和揉搓”。(Müller, S.10)。这里减少的“相互联系”,恰恰是生物体原来负熵系统质中的本有联系,这是必须首先完成的脱型。依我的理解,这正是海德格尔意识到的从自然本有到for us涌现为存在的根本转换进程中,失形和祛序之后第二重先在条件。也是在芬伯格的技术技术中,他深刻地注意到海德格尔存在论中这一重要的去蔽(disclosure)或“解蔽”(revealing)环节,芬伯格还是用“初级工具化”来表征这一本有自然关联的脱型。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个将自然对象“从其原初的情境中割裂出来的”的“祛与境化”(decontextuation)过程,比如从矿山中凿出的石料,“石头失去了与其原初环境的联系”。(芬伯格,2015年,第81页)同时,自然关联脱型也是生产和劳动活动新的关系赋型的前提,由此才会有通过切割和缝制重新使分割的“不同的各部分的结合”、“压缩和加固”起来的“再与境化”(芬伯格语)的关系赋型。波配十分精细地发现,这里的脱型和重新赋型活动中,除去皮匠的双手外,还应该有刀具和缝制工具的中介。我推测,马克思可以体会到,这里发生的事情,不是无机物的简单位移(前述李嘉图所述金银从矿床中掘出和运输劳动),其实质是先将动物的皮毛从原先生命负熵关联中脱型出来,以建立一种新的适合人脚走路的用在性关联,这是使原来的自然物质构序或者生命负熵返熵后,赋型于物品全新的社会历史负熵(物品直接效用的“使用价值”)的基础要素,使之入序于人的周围世界之中。返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这也说明一定生产关系赋型的前提必定是生产对象物(或人)原有关系场境的脱型,由此才会发生新的场境关系赋型。从这里马克思遭遇的工艺学构境层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我为什么会启用失形-塑形、祛序-构序、脱型-赋型等一系列新概念来微观化地精准指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思想构境。在芬伯格那里,这一重新“世界化”的社会关系赋型过程,也被指认为所谓“次级工具化”(secondary Instrumentalization)过程,比如上述自然关联脱型后石料会被赋型新的社会场境关系,“通过将其固定到木棍上制成一把对建筑工程有用的锤头,再与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石头变成了更大实体的组成部分”。(同上)波配指认说,在这一手工生产活动中,“揉”是双手的直接劳动支出,而“刮”则是使用工具中介过的劳动支出,切割和缝制会是更复杂的使用工具的劳动。完成这些不同的劳动,还需要一些“辅助劳动和辅助工具” (Müller, 1981,S.13),比如制作一双皮鞋时的内撑模具和支架等等。马克思在此有可能思考的经济学问题是,在劳动价值论的构境中,具体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应了这里的物品使用价值,而劳动一般的价值又是如何转换的。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方面,即将来在机器生产中,哪些劳动物相化中的步骤是可以被机器替代的,而作为工匠爱多斯之相本质的劳动技能如何被客观抽象为离开劳动过程的科学技术的;上述已经指认的那种隐匿在工具中的不在场的对象化劳动,将来如何从机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这一切,对于劳动价值论又将意味着什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这仍然可能进一步透视一般物相化的隐性成因。


最后,劳动生产的社会历史负熵构式,即“赋予物体一种独特的场境(Gestalt)、形式(Form)或筑模(Bildung)”。这当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那个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的历史在场性中最重要的非物像本质。这是令我十分吃惊的19世纪工艺学科学构境已经涉及到的思想深度。准确地说,这是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改变对象(对象化)的最终成果,即劳动给予对象一个不属于它本有自在的非自然的负熵质存在形式。在马克思的摘录中,一是波佩这里使用了作为劳动塑形外部规定的了Form(形式)概念,这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思考的与质料相对的通行概念,它可能是“通过按压和捶打”、“研磨、磨光和锉削”(ibid)等可见的特殊塑形,而机体新的负熵形式是劳动塑形的直接结果;二是也用了功能性的Bildung(筑模)一词,这是一个不可直观的内部有序建构,比如在上述那个皮匠如何切割和缝制皮革的构序技艺方式,一个新的产品的构成是劳动生产构序的直接结果;最后是十分独特的Gestalt(场境),这是我们熟知的“鞋”背后这一特殊的用在性场境关系存在,它合脚的上手性和行走于世的社会在场性,这个场境不是物本身的自然属性,而只突现于鞋的穿着活动中,场境存在是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目的指向,也是产品在社会关系赋型中获得的社会历史负熵质的结果。一双皮鞋,当它被放置在鞋架中时,这个特定负熵质中的Gestalt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鞋是不在场的。由此推延开来,所有社会生活中的人与物的关系Gestalt(场境)或者“在世之中”的在场性,都会是当下发生和消失的。我体会,这正是海德格尔那个拒斥认识论的意蕴观的真实生活基础,这个场境关系存在是当下发生和消失的,它也会是黑格尔那个“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最深构境层。历史唯物主义场境关系存在论的本质,也会由此真正确立起来。这也会是更加复杂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的本质,也由于波佩这里只是在讨论发生于生产物相化的微观机制,所以人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系统的建构问题不会是关注的焦点。而当马克思在进入到资产阶级社会复杂经济关系场境时,不断发现和透视作为Bekannt(熟知的东西)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物,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中隐匿起来的场境关系构式。一张人们都熟知的100美元的纸币,当它被封存在货币收藏册中,与它出现在拉斯维加斯赌场换取筹码时的社会关系场境质是完全不同的。在此,历史认识论的逻各斯构式张力在此也会受到挑战,因为,感性到场的金钱不可见的复杂交换和支付关系往往遮蔽了它自身不在场的真正本质。当然,我们一定注意,这里所举出的例子还是局限于手工劳动生产的过程之中,在这里,木匠和皮匠的双手劳动中的手艺(主体性技艺)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工具(不在场劳动的产物)只是劳动的中介性手段。可以看到,波佩在此并没有对工具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因为,在以后的工业生产和今天的后工业生产塑形和构序中,我们与对象世界的机器工序关系场境赋型和技术筑模方式是更加复杂的,有如当下的网络条件下人与物的数字化负熵存在。我们很快会看到工艺学史中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换。


从波佩的一般工艺学原理中,马克思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第一,劳动生产过程发生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者、工具和劳动对象,这应该是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研究中将物质生产过程重新还原为劳动过程的理论塑形基础。并且,在手工业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发动和掌控者,生产物相化的过程也是劳动者自身的主体物相化;工具是劳动生产必不可少的中介,最初的工具会是直接对自然力的利用,如经过加工的木器和石器,而工具本身作为“正消失的东西”,其本质实际上是对不在场劳动技艺构式的客观抽象后再一次反向对象化为外部持存模板的产物;劳动对象是生产加工的目标和劳动活动对象化的物质依托,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原料已经是劳动的产物。第二,劳动生产的本质是人通过劳动活动使对象自然存在状态先发生失形和祛序后,再重新塑形和构序的改造过程,这一改造的结果是使劳动对象得到社会历史负熵的赋型,并成为社会场境存在中的特定关联物。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劳动生产是产品这一存在者成为社会历史负熵质场境的存在。这也意味着,整个形而上学的现实基础是自明性的直观到场物像(“形而下者谓之器”)。第三,劳动生产过程是物品使用价值生成的过程,其中,具体劳动对象化是这一使用价值形成的关键。这直接使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提出的劳动外化于自然且生成对象性定在的观点,从天上的抽象思辨落地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可能,这也会是海德格尔从上手状态的功能链接,环顾建构周围世界的本质。第四,手工业生产是历史性的简单生产形式,在后来的机器化复杂生产过程中,这一劳动生产过程的实质被逐渐遮蔽起来。这些新的看法,将大大深化原有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理论构境,当然,也会促进历史认识论的深度和广度。





从现存的手稿中我们能看出,在对波佩的《手工艺、工场手工业及其他实用工业专用物理学》和《从上古到现代的数学史》进行了摘录之后,马克思“工艺学笔记”中另一个关注的重点,是他对波佩三卷本的《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以下简称《工艺学史》)的摘录。这也是马克思“工艺学笔记”的主体内容之一。在我看来,波佩的《工艺学史》其实就是上述劳动者(具体劳动)“怎样生产”(使用价值)方式的历史分析,他在此书的序言中提到,这将是“一部关于手工业(Handwerk)、工场手工业(Manufaktur)和工厂(Fabrik)的历史”,这与上面那个关于工艺学的定义是一致的。马克思也注意到波佩指认出,是“贝克曼(Beckmann)于1772年第一次将关于手工业、手工业工场(Manufacturen)和工厂的知识称为工艺学(Technologie)”。(Müller, S.51)这是对老师的思想史定位。波佩这本写于1807年著作的写作意图很清楚,他说,这是一种“工艺学史下理解关于加工自然产品的(广义上的)一切工艺的历史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若干科学” (Poppe, 1807, S. III),即研究劳动物相化活动“加工自然产品”的怎样生产的工艺方法的历史演进。显然,这种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开始被强调的人改造自然关系中“怎样生产”的历史发生学研究,将对马克思产生深刻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影响。


波佩在这部《工艺学史》中,几乎依时间线索,历史地说明了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从11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各国的发生发展进程。其中,最终是以英国和法国为盛。我们不难看出,波佩的这本工艺史几乎就是按照人类直接生存需求中的劳作发生的历史构序逻辑所作的理论描述,他自己说: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工艺学的一般导论,第二部分是关于机械加工(Bereitung)(这种调节在这一部分中只是作为机械手段);第三部分是关于机械-化学加工(这种加工在这一部分中主要是被用作机械手段,而不是化学手段);第四部分是关于化学-机械调节(购置这种必要设备主要是用作化学手段,而不是机械手段);第五部分包括化学调节(在这一部分中只用作化学手段)。(cf.ibid)乍一看,我们会以为波佩的工艺学史会是一部关于机械加工和化学调节的工艺史,可实际上,这里的机械和化学都是为了人的生活必需品(“直接生活资料”)所进行的物质生产的手段。从书的第二部分(“机械加工”)的第一章开始,波佩讨论的是人每天要吃的粮食(Nahrungsmittel),即“人类食品加工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其中有粮食加工中的磨具的工艺、榨油的工艺等,这是自然生命负熵进程中的少量植物,在脱型于自然生存关联后,从“杂草”转换成人的主食来源的“粮食”的生产加工方法的研究。第二章和第三章,则是在讨论将人与动物的身体在场方式区别开来具有特殊社会历史负熵质的衣物(Kleidung)生产。衣物已经是棉花和动物皮毛等彻底失形和脱型于自然关联后,被劳动生产重新塑形和构序的产品。波佩详细讨论了入序于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的织物制造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劳动生产,其中会具体到毛、棉、亚麻、丝及其他织物来制造衣物(Kleidung)和装饰物(Putzsachen)的生产工艺。再后面,则是人类生活超拔于动物生存方式的“满足居住(Wohnung)和其他大宗需求的各种商品的制造”( Müller, S. 82),这已经是人类生活中社会历史负熵的微观层面。其中,精细到包括了制造房屋和家具的木工(Scheinerarbeiten)、窗户制造(Fenstermacher)等工艺;以及更加丰富的“有助于人类工作构序(Ordnung)、智力筑模(Bildung)等方面的商品” (ibid. S. 84),包括了动物生存中没有的计算时间的钟表制造技艺(Die Uhrmacherkunst)、供拥有语言文字表达的造纸技艺(Papiermacherkunst)、人所独有的磨玻璃业(Glassschleifen)等。这里,我们看到波佩直接使用了Ordnung(构序)、Bildung(筑模)这样一些重要的场境存在论概念。其中,智力筑模涉及到科技物相化活动中的设计操作方式。这几乎包括了人类现代生活基础的全部社会历史负熵进程。在后面几个部分的讨论中,在机械与化学制造的标题下,却是仍然中围绕上述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进一步深加工的工艺,比如冶金制造中的铜制餐具生产、化工制造业中的饮食调味品的生产等等。马克思可以发现,波佩的这个工艺史的理论构式线索,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关心的人首先要吃喝穿住,所以必须进行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原则是一致的。这有可能让马克思意识到,工艺史既是经济学中产品的使用价值塑形和构序“怎样生产”的历史,也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构式第一手的实证史料,这有可能成为他在整个经济学研究中深化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参照。并且,他此时所直接关注的机器化大生产中劳动价值论的坚守问题,也会获得一种来自工艺史发展本身的细节性深入。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直接大量使用了自己在此的摘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9-50页)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马克思“工艺史”研究摘录中的两个不同类型的具体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手工艺劳动生产活动的工艺史研究。马克思的摘录,一上来就关注了波佩书中第一部分“概论”里对工艺史的综述线索:他是从野兽的皮做成人遮蔽身体的“裙子(Weiber)的手工业”开始的,并且,他看到“这场人与动物之间的战争(Kriege)主要是男人的工作”。(Müller, S.47)之所以动物的皮毛的手工业成为马克思摘录的着眼点,应该是与上述波佩的工艺学原理中的对皮料的去毛(自然失形)和揉搓动作(劳动塑形的最初准备环节)有关,这让马克思刚刚遭遇的劳动中陌生的失形和重新塑形有了一个更完整的功用性指归。马克思的摘录,从男人的这种“以斧头(Axt)和砍刀((Beil))的形式”完成的狩猎活动开始,这是从动物身上获得皮毛的劳动过程,动物从原先的自然构序环境中被撕裂开来,并且从原有生命负熵的机体突然解构和返熵于无机的自然碎片;在经过初始清理和加工后,然后才是女人们“织造(Weberei)、镶边(Stickerei)和缝纫(Schneiderei)”那些主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专门制作裙子的手艺”(ibid)。这些皮衣物(功用性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制作是一种与人的主体劳动意图(eidos)重新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活动密切关联的手工艺赋型过程,从本质上看,这恰恰是一种自然生命体在生命负熵断裂后入序于人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成为服务于人的生存需要的用在性产品,这正是我所指认的劳动生产物相化的本质。也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人的爱多斯(eidos)的物相化活动作为生产劳动的本质,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取之于经济学中的生产概念。依海德格尔的本有哲学话语,则是从自然本有转为for us的功用性存在,这是人的周围生活世界中存在者(器)的生成根据。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构境中,这也会使马克思原先已经意识到非物像透视得到深化,因为做实了感性直观物成为“正在消逝的东西”中物相化功用性关系被遮蔽的脱型/赋型细节。在后面对波佩衣物生产工艺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生动的历史性概述:“最初人类没有衣服。但在恶劣气候下,衣物对人类来说就是必需的了。第一批衣物是从动物身上剥下的毛皮。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衣物,直到发明了制革术开始对兽皮进行加工。于是,在夏天这种温暖的气候里,这种衣物不再令人难以忍受,因而成为常备的衣物。首先想到的是,将已经剪短或清除了的动物毛发或动物皮毛相互拼接在一起,将其制成有长和宽连接起来的整体(Ganzes),这样人们就得到了一种长袍(Gewand)……毛毡(Filzen),毛毡制作(Filzmachen)。然后,出现一种发明能够使毛发不再相互缠绕而杂乱无章,它事先通过毛纺而将其变为一种沿着一定方向而缠绕在一起的被构序(ordentliches)的线,再通过织(Weben)而将其制成某一长宽的织物(Zeug)”。(Müller, S.61)


这应该是波佩的有趣推测。一是人类的“衣物”新的社会负熵质开始于动物生命负熵构序中的自然失形与祛序,起初,只是直接将通过劳动分离出来的皮毛直接当作衣物,在这种简单挪移中似乎完全没有新的劳动塑形和构序。二是在这种简单的“衣物”穿着中,先祖的人们遭遇不同季节在用在性上的不适,所以,生活中衣物的直接用在性则需要新的劳动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这就出现了“对兽皮进行加工”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衣物生产进步的关键性一步,是通过劳动活动使兽皮与毛发从原来的自然关系中脱型后,再“将已经剪短或清除了的动物毛发或动物皮毛相互拼接在一起,将其制成有长和宽连接起来的整体”,这种非自然皮毛的新的衣物有序形式,当然就是人的衣物生产中出现的劳动目的(telos)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努力。这意味着,人的生产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加工和产出,而是有具体目的的物相化活动,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将人的爱多斯之相在劳作生产中的实现与动物结网、筑巢和作茧等生命活动彻底区分开来。三是如果再进一步让“毛发不再相互缠绕而杂乱无章”,并且再让毛发变成“一种沿着一定方向而缠绕在一起的被构序的线,再通过织而将其制成某一长宽的织物”,这就生成了全新的毛纺衣料,这已经是多重复杂劳动物相化关系赋型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四是再由此缝制出可以穿着的毛衣,这就是彻底解构动物生命负熵质后完全由社会历史负熵赋型的成熟衣着场境存在了。其实,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关系构式中,衣物与人的场境关系赋型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波佩所讨论的毛衣,在他所说的那个时代,显然不会是劳动者遮体的衣物,而是资产阶级在场于上流社会富有者的体面穿戴。需要注意的方面是:第一,这里从兽皮衣物到毛织衣服的生产制作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工匠的双手,离不开手工艺主体劳动物相化的塑形、构序和赋型活动,这简直就是一幅完整的手工艺劳动潜能(dynamis)实现出来的图景。固然,我们也会看到工具在制革、处理毛发和毛纺编织的作用,但这一生产的主体却是手工艺劳动。第二,后来出现的纺织机器发展的路径,是手工艺劳动技艺的客观抽象并反向物性模具化的结果,这恰恰是马克思此时格外关注的李嘉图经济学背景的机器化生产进程。对此,我们可以来看一些马克思的具体摘录内容。


首先是波佩所描述的从手梳理毛发到“开毛机”的演进。这是从主体性的人手劳动物相化活动失形/祛序-塑形/构序、经过抽象-物相化工具中介再到非主体的机器生产客观工序赋型进化的一个生动个案。马克思摘录到,在我们的经验直观中熟知的一件毛衣背后,它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隐匿着一个复杂的劳作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过程,人们“为了将羊毛做成一件衣服(Zeug),必须首先将羊毛捻成干净利落的线,再将线变成纱(Garn)。这些线必须以相同的间距平行着绷紧,以便能用另一根线在它们之间来回穿梭”。(ibid.S.63)。要实现这种毛纺生产,前提是“把毛抖开和打松”,开始是用双手,然后是简单的“开毛器”,到了18世纪则出现了机械的开毛机,“1775年,第一次使用了用水轮或蒸汽推动的梳毛机或粗梳机,理·阿克莱(R.Arkwright)第一个为这项发明铺平了道路”。(ibid.S.64)这是一个从手艺、简单工具技艺构式到机器技术对象化实现的完整演进过程。其实,在劳动者用双手“把毛抖开和打松”之前,已经发生了上述将动物的毛从自然负熵关联中脱型和解构出来的过程,用手将羊毛捻成干净利落的线,是劳动者通过劳动物相化活动重新塑形的生产过程,原先从毛到线,再到纱,都是通过双手实现爱多斯(eidos)之相的主体性劳动塑形,之后人们将双手的塑形的技巧的构式被客观抽象出来并反向对象化到“开毛器”这样的简单工具上,每一次新的劳作活动的发生,都会是内化在开毛器中的劳动技艺构式的惯性激活和重构,而当开毛器上的坚硬的物性梳齿撕扯替代了肉身的手指“松抖”,这还是手艺中对自然力的借助。进而,“水轮或蒸汽推动的梳毛机或粗梳机”的出现就完全改变了原先开毛器的一切惯性实践,因为,这已经是创造性地将劳动者主体经验中手艺的完整物相化技能构式客观抽象为非及物的技术构式和实用知识,并重新反向对象化为系统的工具——非主体的机器。机器本身已经是特殊的科技物相化的结果,因为它是科学技术非及物塑形、构序和场境关系赋型的设计操作完成后,重新对象化应用的系统模板,机器进入生产过程时,它的非主体工序替代了原先属于劳动者创制工艺技能在场的物相化核心。人在劳动生产中的目的(telos)和爱多斯(eidos)之相,被彻底挪移到科技术实践和设计操作中,改变对象的物相化塑形、构序和关系赋型现在不再与劳动者的直接体力劳动相关,而是由独立的科技脑力劳动潜能(dynamis)的历史在场性完成的。这里的描述,并非经济学,也不是哲学话语,可是,它对从手工业生产到机器化生产进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生成却是重要的微观确证,也必然会呈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概念的微观运行机制,并且,对历史认识论中的实践筑模阶梯式递升和转换为科技逻各斯构式,也提供了需要深入理解和思考的构境层。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能呈现透视一般物相化图景(“正在消逝的东西”)生成的微观机制。之后,马克思会形成自己的双重客观抽象理论:一是劳动者手艺和工序构式的客观抽象(I)并反向对象化为物性工具,进而客观抽象为技术并反向对象化为机器系统;二是在商品流通领域,劳动交换关系客观抽象(II)为价值关系并反向对象化为货币。


其次是波佩眼中的从手纺线到纺织机的具体演进。在马克思的摘录中,我们看到,“古代人已经掌握了将梳过的毛捻成线,通过纺变成纱的技能(Kunst)。为此目的, 古代人使用的是纺锤(Spindel),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使用它。纺车(Spinnräder)是近代的发明。最初是手摇纺车(Handräder), 这是大轮子, 人用右手转动, 同时用左手牵线。一直到1530年,不伦瑞克(Brauchschweig)附近乡村(Watenmüttel)的尤尔根斯(Jürgens)才发明了小型脚踏式纺车(Tretrad)。” (Müller,S.64-65)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劳动者用双手梳理毛并且捻成线的直接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到中介性的纺锤工具,再到劳动物相化构式革新后手摇和脚踏的机械纺车,这是人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中的技艺构式的客观抽象和对象化工具从直接主体活动在场到纺织品机械生产工序的转换,其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劳动者双手的“梳”和“捻”的直接塑形手艺,已经开始退隐到纺车转运的动力作用,“大轮子”旋转替代了双手的直接塑形。其实,这里发生的工具改良与革新是复杂的。如果说,纺锤是人手直接塑形和构序手艺构式的客观抽象并反向对象化为惯性实践重构的工具模板,那机械纺车已经是打破手工纺锤劳动塑形和构序新的技艺构式的客观抽象和反向对象化的创造性机器模板,它所激活和重构的纺纱劳作将是非主体的惯性实践。后来,马克思自己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纺织生产从手工劳动到纺车的进化,也作过一个更加详尽的描述:“在用脚(Fuß)的动力推动轮子,用轮子推动纱锭的脚踏式纺车上,直接与羊毛这种材料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即纱锭,具有独立的存在,它实际上是一种与接受动力的轮子不同的工具。开毛和把羊毛捻成线,实质上也就是纺纱,原来是用手(Hand)进行的,并且只有在这些手工操作(Handoperation)完成以后,羊毛才被绕在线轴上。从工具本身承担了以前用手完成的操作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工具本身开始纺毛,即同一动力既推动轮子,同时又让工具本身纺毛,而工人的作用因而简化为推动轮子,调整并照看由工具所进行的纺毛过程(例如接断纱),从这时起,脚踏式纺车便转化为机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36页)显然,马克思的描述更加细致和精妙,他是从机械纺机的运作开始的,脚踏驱动纱锭,使原先需要用双手开毛、捻线和绕线的“手工操作”劳动物相化塑形与构序,直接由科技物相化结晶的纺纱机本身的塑形和构序工序所取代,工人劳动的作用“简化”为动力源泉和调整和看管纺机。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对工具进化史的微观构境。


在马克思对波佩《工艺史》的摘录中,到了18世纪中叶,“精纺机(Spinnmaschinen)或加捻机(Spinnmühlen)。这种或用人手转动曲柄(Kurbel), 或用水车, 或用蒸汽机(Dampfmaschine)推动的机器, 可以同时纺成60、100和更多根非常细的同样的线,甚至同一个发动机在推动它时还可以同时推动开毛机(Flackmaschinen)和梳毛机(Krempellmaschinen)”。(Müller,S.65)在这里,生产过程中工具-机械工具-机器系统的出现,完全是原先纺织工人双手主体性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技艺构式的客观抽象和重新物性模具化历史进化的结果,其中,科技物相化后的机械系统的工序和客观运行机制取代了工人主体性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技艺构式,水力和蒸汽机的发动机根本取代了人的手和脚的动力。我以为,马克思这里所看到的工艺史研究,将对他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生产发展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的历史认识都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也会使他在经济学语境中面对资产阶级生产的历史本质时得到有力支撑,进而创立揭示资本家相对剩余价值来源的科学理论。



第二个实例是模具生产的工艺史研究,这主要表现为加工粮食的磨的工艺史。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波佩关于粮食的加工工艺史描述中,十分仔细地摘录了麦子加工的工艺进化历史。可能,这会是斯密《国富论》中轻松提及的人们熟知的面包师与面包故事背后的“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这又是在场与不在场的辩证关系。人类的祖先与动物一样,会“生吃未经加工的果实”,人的生存基本上还是依存于自然生命负熵总体的。之后,人们在漫长的千尝万识中开始将一些植物的果实(比如麦子)“砸碎”(Zermalmung)再煮熟食用,这就是脱型于自然关联入序于人的爱多斯(eidos)之相,在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中入序于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的“粮食”之for us“涌现”(海德格尔的存在)。于是,劳动加工的过程会是“人们将晒干的谷物放入容器或臼中,用杵(Keule)将谷物捣碎”。(ibid,S.84)。这里,从果实本身来说,有一个从自然植物生命体的负熵-构序到使之解构,然后再通过劳动物相化让其获得社会历史负熵质(可精细食用)的塑形过程,其中,人是用劳动改造过的工具(臼和杵)完成这种自然脱型,比如麦子的粉末状态已经是新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结果。这会让马克思意识到,人在生产中的劳动塑形和构序会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人的体力劳动的直接支出,比如这里砸碎谷物的发力;二是以物性工具在场的对象化劳动结果,有如这里的磨;三是人利用外部自然构序的重组获得的对象塑形和构序,比如这里坚硬的杵与臼波相互碰撞产生的粉碎力。这已经预示着后来的生产过程中劳动与对象化劳动(机器)、劳动物相化技艺与科技物相化工序的历史性的分离。这一点,会成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新的塑形层面。


依马克思的摘录,我们看到波佩进一步讨论了在小麦的加工过程中,“人们发现研碎(Zerreiben)比捣碎(Zerstossen)更好。于是,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Kurbel)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和我们现在使用的咖啡磨(Kaffeemühlen)差不多一样。手(推)磨(Handmühle)就是这样发明的。”(ibid,S.51)我推测,磨作为劳动工具的出现,会让马克思眼前一亮,因为几年前《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刚刚说过“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144页)。这里,他却直接遭遇到从手推磨到蒸汽磨的具体工艺进化。我想,他会很深地体验到工艺学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式的内在关联。从波佩的讨论看,研碎虽然也是自然负熵的进一步失形和祛序,但较之捣碎,手推磨已经是生产工艺构序方式的改变的重新客观抽象且反向对象化结果,如果说,原先的臼-杵工具捣碎小麦的劳作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技艺构式客观抽象出来并反向对象化到物性持存中的生产模板,那么手推磨已经是突破了旧的惯性实践构式后新的碾磨小麦劳作塑形和构序技艺构式之客观抽象和反向对象化的结果。并且与上述我们例举的木匠和皮匠的手工劳动不同,手推磨的生产中,已经没有了劳动者双手直接塑形的手艺和技艺,这里的改良是劳动之外的工具模板本身的改良。并且,改变工具的劳动活动只能对象化在磨的构件(臼和杵)上,在即将发生的生产过程中,这种制造和改进工具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同样是不在场的,然而这些劳动塑形和构序产生的用在性,会在工具本身的反复使用中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意味着,工具本身也是生产物相化显相中“正在消逝的东西”。之后,这将会是马克思非及物技术活动的客观抽象和脱离劳动生产过程的科学理论研究活动的历史缘起。


与上述手工业生产不同,这里的生产本身就缺少了劳动者主体直接塑形的技艺,这也有一个从劳动者直接塑形和构序的“怎样劳动”到“怎样生产”的转换。在此,最初的手推磨只是石臼的改良,谷粒的自然负熵失形和祛序,从上下的砸碎变成水平研碎运动,人手的动力还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人手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动力源泉,并且处于可以随时被替代的位置上。麦子由自然果实的颗粒变成粉末,这是在场的手的劳动推动和不在场的工具改进劳动对象化共同塑形的新构序。而到了马拉磨(Rossmühlen),“杵(Keule)有了更为合理的、最初是球形的形状(Gestalt);杵在其中旋转的臼也变得更为方便了。以后,人们将杵改成大而重的圆柱形石块,它在另一大石头块上转动,以磨碎谷物。上面的石块称为上磨盘(Läufer),下面的石块称为下磨盘(Bodenstein)。在圆柱形的上磨盘中央有一个孔,谷物从孔倒入,在上磨盘与下磨盘的表面之间磨成粉。” (Müller, S. 52)正是这种物质生产中作为工具的磨本身的工艺改良,使马克思产生的巨大兴趣。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重新回到这里摘录的马拉磨,他非常细致地注意到,一是马拉磨中“杵和杵在其中转动的臼的形状也改变了;但是,经历了很长时间,臼和杵才被两块圆柱形的石头所代替,其中一块在另一块的上面转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页)。这里,从杵到上磨盘,臼到下磨盘的改变,并非人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手艺的改变,而是工具自身的客观赋型工序的改变。同样,这种改良工具的创造性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是不在场的,它反向对象化为每一次惯性实践重复中的功能性模具激活。马克思还意识到,“辕杆先是由人推着转运,后来由牲畜推着转动”。马克思后来评论说,入序于生产过程中的牲畜,是“活的自动机”。(同上,第37页)在农业生产的牛拉犁中,劳动生产还处于采用“在单纯采用畜力的情况下,随意运动(freiwillige Bewegung)的原理仍然占主导地位,纯机械动作隐藏在随意运动的外表之下”。我理解,这里的“随意运动”,即在自然力范围内运动,而当马拉磨中马围绕磨的圆圈运动取代人成为动力时,它的“已经是反自然的(widernatürlich),并且形成有规律的机械的路线(regelmässige mechanische Linie),形成圆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3-6,S.1919)马克思这里的评点是极其深刻的,因为这里出现的运动圆圈已经不属于随意性的自然力,而人所制造出来的反自然的社会历史负熵的构序“路线”。马克思这里使用的widernatürlich(反自然)一语,是他对社会历史负熵本质的指认。当人手的劳动从动力源泉转换为倒入谷物,在物品的使用价值塑形中,劳动的作用被减轻了。这在工具改良中逐步增强的现象,就会导向劳动价值论后来在机器大生产进程遭遇的“李嘉图难题II”。我推测,这正是马克思思考构境中的开窍点,即制造工具的劳动价值的转移问题。


显而易见,这里对波佩工艺史中关于磨的工艺工序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摘录,对马克思后来经济学研究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一,他后来认为,“磨可以被看作是最先应用机器原理的劳动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页)马克思以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犁作为对比,他认为,“犁完全不包括新原理,而且不能引起工业革命。它完全属于小生产的范围”。(同上,第39页)而磨的使用,已经包含了后来机器内部工序和机制的全部内核。马克思指认的另一个重要的装置是钟表,因为后者代表了“关于自动机和在生产中采用自动运动(automatischen Bewegung)的观念。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gleichförmige Bewegung)理论的历史”。(同上,第50页)引申开来,这也资产阶级工作节奏的根本构序机制。第二,马克思认为,“从磨的历史可以研究力学的全部历史”,这提示我们,工业生产物相化工艺的历史发展其实也会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并行史。比如,从动力机制上看,磨的工艺史中,“我们可以找到按一定顺序相继采用的、而在很长时间内又是同时并用的所有种类的动力:人力、畜力、船磨、风磨、马车磨(磨装在马车上,靠马车的运动来带动,在战争等时候使用),最后是蒸汽磨。”(同上,第41页)看起来,这是一个畜力代替人力,自然力代替有机生命动力的过程,其实,其中却深嵌着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力学不断在实践中获得深入发展的进程。


我们看到,在对波佩的《工艺学史》摘录中,马克思还关注了磨的工艺发展与技术的关联性。马克思后来指认,“磨可以被看作是最先应用机器原理的劳动工具。在磨中应用机器原理,要比在纺纱机和织造的机器等等上容易,因为机器的工作部分(arbeitende Theil der Maschine)本身,即用来克服阻力和夹持加工对象的部分本身,一开始其动作就与人手(menschlichen Hand)无关,并且不需要人进一步干预”。(同上)比如水磨的发明中,齿轮和传动装置与水轮的轴相联,把水轮的运动传到磨碎谷物的磨盘上。这里,一是原来由人力和畜力实现的动力,现在完全由自然水力取代。石磨上的人力手柄和马拉柄被“齿轮和传动装置”所替代,自然构序的利用完全变成了反自然的人工构序结果。因为“齿轮和传动装置”本身,是更加精密科技物相化的双重复杂劳动所制造:一是非及物科学技术塑形和构序的智力劳动,二是制造机器的反向物相化劳作,之所以指认这种物相化劳动的反向性,是因为它不是生产机器的劳动者的直接爱多斯(eidos),而是科技劳作者纯粹爱多斯之相的反向物相化。并且,当它们以物性机械装置的方式参加生产时,仿佛它们也在创造使用价值,并且表现出与体力劳动没有任何关系。这恰恰是那个李嘉图难题II生成的根据。这种反自然的客观构序慢慢地从生产过程被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非及物技术研究中的发明,这就是科学技术研究和实验的缘起。马克思不难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后来与劳动生产的关系完全是颠倒过来的观念负熵赋型,即“不在场”的技术发明本身在物质生产物相化中的反向对象化应用。我不知道,此时马克思会不会去想黑格尔那本唯心主义《自然哲学》的秘密。因为,不在场的观念负熵成为到场物质进程的本质,开始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过程倒置关系的真实写照。马克思在波佩那里看到,恰恰因为“摩擦学说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才为“齿轮的轮齿(Zähne)找到了外摆线形态(epicycloidische Gestalt)。这种外摆线(Epicycloide)是圆周上的每个点所构成的一条曲线,它会围绕其他圆转动,这样一来,每个圆周的接触面总是保持垂直。根据这种曲线,轮齿就被加工成圆形,保证了旋转的同一速度;它们不会受到碰撞和震动,咬合时的摩擦也大为减少, 从而使得运动更加轻快和更加完善。” (Müller, S. 55-56)这里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劳动技能或者客观工序从生产过程中被客观地抽象出来,而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实验室和理论研究活动中发现了科学原理,再将这种“一般智力”的精神负熵质重新对象化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这种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结合,必然迎来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机器化大生产的全新科技物相化时代。


在马克思的摘录中,我们看到18世纪下半叶,也是在水磨的技术改进中,人们发明了“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水磨。这种水磨是应用所谓反作用机或塞格纳水轮的结果”,通过水的力量推动“圆筒的轴同磨盘以及与磨盘有关的全部机构联结在一起”的新型水磨,然后,“水管中流动的不是水,而是水蒸气。借助蒸汽的喷出,同样也产生了一种旋转运动。于是,从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水磨中就产生了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蒸汽磨(Dampfmuehe)”。(Müller, S. 57-58实际上,我们已经看不懂这里出现的十分专业化的技术术语了。但是我们和马克思都会懂得,与前述手推磨和马拉磨中那个不在场的制造和改良工具的劳动不同,这里作为机器的蒸汽磨本身的生产已经不再是工人主体性劳动工艺的事情,而是技术专家和科学家的非及物研究中发生的纯粹构序活动,在客观工序之下的操作构式后,再由工人通过劳动物相化将蒸汽磨生产出来,于是,蒸汽磨在进行磨面的生产中,除去看管机器的工人劳动,所有其他对象化的劳动都成为不在场的力量发生作用。显然,李嘉图遭遇的劳动价值论上的经济物相化迷雾正是这样生成的。


马克思认为,到了蒸汽磨,就已经是李嘉图属于的“机器体系”时代了。在他看来,“人们用‘磨’[‘Mühln,mills’]这个词来表示一切由自然力推动的劳动工具,甚至表示那些以手作为动力的较复杂的工具。在磨中,已经具备或多或少独立的和发展了的、相互并存的机器基本要素:动力;动力作用于其上的原动机;处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传动机构——轮传动装置、杠杆、齿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0页)在马克思的眼中,磨的工艺学史研究,从人手到由自然力推动的劳动工具,再到机器系统的发展,其实是劳动物相化和对象化在工具中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进化史,看起来,处于生产过程中的机器中“工作机”与“传动机构”,似乎都与劳动者无关,可人们却忘记了这些机器正是由当下不在场的工人的劳动制造出来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第一批机器(erste Maschinerie)是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用手工劳动(Handarbeit)制成的”,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驱动纺织机和蒸汽机的“第一批蒸汽机是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方法制造的”。(同上,第72页)机器参与物质生产,但它永远不创造产品中新的劳动价值,而会以转换价值的方式参与商品的价值构成。这是在马克思后来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念中逐渐清晰起来的道理。



我注意到,除了《伦敦笔记》笔记本XV中直接对波佩、贝克曼和尤尔的工艺学著作的研究和摘录,马克思还参观了当时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并利用了关于这届博览会的实录著作《各国的工业》,即1852年出版的《1851年大博览会展品所代表的各国工业及工业原料》和1855年出版的《各国的工业,第二卷:工艺、机器和工业的现状概述》。在1856年写下的笔记本B79中,马克思再次摘录了尤尔的《技术辞典》中关于金的物理性质的内容,以及波佩的《工艺学史》中关于镀金、镀银和铸币(Münzen)的工艺史内容。重要的是,此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机器化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感慨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页)这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公开文献中,马克思第一次发表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作为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的负面社会作用的看法。人创造了使劳动有效的技术与机器的“神奇力量”,但这种“魔力”竟然也畸变为“贫困的根源”;科学的“纯洁光辉”造成了新的“愚味无知”,“控制自然”的物质力量同时生成了饥饿和过度疲劳的现代奴隶生活。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恶果。实际上,从中可以看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前期线索。


1863年1月2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在那里也讲过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7页)这说明,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写作的最后,再一次重新思考了工艺学问题。他不仅重新阅读和思考了《伦敦笔记》中涉及波佩等人的工艺学笔记,而且旁听罗伯特·韦利斯的技术课程。1863年春,马克思写下了八个摘录笔记,并将其统称为“补充笔记本(Beihefte)”,编号为A—H。其中的“补充笔记本C”中就有对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的重新摘录。我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研究的意义,可能会超出工艺学自身的物质生产构境层,而成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里新质。因为,基于物质生产劳动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活动的工艺学,完全有可能挪移成社会物相化关系赋型的“社会工艺学”、经济物相化关系构式中的“经济工艺学”和历史认识论中的“观念工艺学”。所以,在不久之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探索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的物质生产过程(劳动过程)的全新本质分析,始终是他在可见的使用价值塑形与构序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方法论构境。


参考文献:


[1]芬伯格,2018年a:《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金城出版社。


2018年b:《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吉田文和,1987年:『マルクス機械論の形成』,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1962年、1975年、1982年、2007年、2019年,人民出版社。


[4]张福公,2021年:《重读马克思——工艺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大学出版社。


[5]Beckmann, J.,1777,Anleitung zur Technologie, Göttingen: Wittwe Vandenhoeck.


[6]Dussel ,E.(ed.), 1984,Carlos Marx: Cuaderno tecnológico-histórico (extractos de la lectura B 56, Londres 1851), traducción Enrique Dussel Peters, Puebl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7]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1982,1986, Berlin: Dietz Verlag.


[8]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1998,Ⅳ/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9]Müller, H. P.,1981, Karl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 Exzerpt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Berlin:Ullstein.


[10]Poppe, J. H. M. , 1807,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en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d. I, Göttingen: Olms Verlag.


1816,Technologisches Lexicon, I, Stuttgart: Cotta.


[11]Sebestik, J.,1983,“The Rise of the Technological Science”, History and Technology, 1.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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