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制度现代化的本体逻辑

——从现代专制主义批判的角度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4 次 更新时间:2006-06-15 1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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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制度现代化的本体逻辑。一方面,这当然是对制度现代化之现象逻辑分析的深化:我们不但应该知道何以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公民社会取代臣民社会乃是社会结构变迁意义上具有普适特征的制度演化过程,还应该知道这个过程之所以是普适的深层根据何在;换言之,我们要把社会的结构变迁分析上升为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性分析,因为只有在那里,制度现代化的普适性及其丰富内涵才能得到最深层次的阐明。另一方面,作为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的基础环节,本文的讨论又将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铺垫。比如,人们都知道毛泽东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荒谬与悖理,但却很少深究导致毛一意孤行之战略的认知背景,尤其是毛对人性的理解和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设。而本文关于人性和社会进化问题的讨论,就是在为后续研究中分析有关问题,占据思想的与学理的制高点。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对中国前现代专制文化遗产、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等问题的分析。

  本文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界定制度现代化之普适性原则内含的文明发展动力的二律背反。这同样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其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部大部头专著的讨论对象。为了不致使主题过于分散,在本文中,我对“二律背反”问题的处理将以阐明基本逻辑、不做深入展开为原则,重在阐释社会进化之负面现象(如“征服者逻辑”和“资本逻辑”)及其产生机理对专制主义研究的历史和方法论意义。如此,我们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考察,将获得一个更加宽广的历史视界。

  

  1、建立在哲学人类学基础上的“普适性”原则的社会进化本质

  

  本文所界定的哲学人类学

  

  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代表着一系列从整体意义上研究人、理解人的哲学努力。这种努力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那里获得了早期的、同时又是权威性的历史形式。哲学人类学被认为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学,但又不局限于对人的具体科学意义上的研讨;毋宁说,哲学人类学要揭示人的自然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而上本质,并反过来为所有关于人的具体科学提供统一基础。

  我赞成哲学人类学的这一基本学术定位;在1988年出版的中文著作《经济行为与人》和1994年出版的英文专著《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中,我曾提出从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角度理解人性的“总体人学”构想。至今,我仍然坚信这个构想在立意上的正确性。本文的着力点则是在社会进化领域内深化人性问题的讨论,通过生物性和社会性这两个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引入,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进化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可理解性提供更为基础的人类学平台。

  

  人的双重本体性存在:生物性与社会性

  

  人类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生物性是人性的自然之根。这是一般常识都承认的东西。我所理解的生物性则不但指人作为类在种系发生学上的那个原点,而且――更重要的――乃是指人的一种本体性存在状态及其规定。作为本体论界说,“生物性”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而是哲学人类学概念;但这个概念的抽象,又离不开百年来进化理论与生命科学提供的日益丰富、日益系统化的经验科学事实。

  人的行为的自私性是本体意义上人之生物性的最普遍、最外在化的表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都会验证这一点:当自己的所欲、所求与别人的所欲、所求发生矛盾或冲突时,我们会本能地产生追逐自身所求的心理意向,哪怕这种追求可能要以他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人性恶是对这种现象的哲学概括。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已经就此发表过无数见解。我在这里尤其想强调“意向”这个概念:说自私是人的心理“意向”或自然“意向”,表明“自私”与“不自私”并不全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也不全是逻辑判断的结果,而是有某种“前逻辑”的东西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这是某种“深层结构”,是一般思维行程由以构成的自然基础,是一种以本能形式存在的东西。不管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如何“现代”的水平,我们仍然可以从人类个体乃至团体的基本行为模式中窥见到它的存在。

  关于这种东西的可能生物学起源,社会生物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已经分别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进行过大量研究;方才提到的、我本人的两部旧著也就此作过研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对本文主题来说,我们现在必须确定的一个命题是:生物性是人之本性的一部分,它不但代表着人类与自己的自然起点之间的联系,代表着自然强加给人的一种力量,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要素,它还制约着人类的行为,并以主观可感知的方式激发人的行为动机,使人类行为凸显其“自私的”、“为我的”乃至“唯利是图”的特征。千百年来,无论哪一个种族,哪一块地域,人类经过无数次繁衍和生命的代际相传,这个基本的事实却从未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某种内在于人的东西,是人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之一,也是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之一。

  然而,仅有生物性,我们还不足以解释历史,甚至历史一天也不会存在。因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并非离群索居,而是社会性的集体合作。如果人们的行为只有“自私的”、“为我的”、只尚竞争不善互助、甚至具有狼一样凶残好斗本质的单一向度,则这个逻辑的推演结果只能是人类自身的毁灭。人类的合作也不能仅仅在蚂蚁或蜂群合作的意义上去理解,因为后者仍然是基于纯粹生物学力量的本能行为,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是纯粹服从自然界法则的结果。人类的社会性与此有本质的不同。构成人的社会性的根本点是人的理性,这既是一种只有人才能实施的文化创造行动,同时又是该行动的产物,是文明积淀――也即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代际累积――的产物。语言和经由恩格斯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劳动乃是文明创造之所以可能的重要支点,正是它们使人类摆脱了纯粹由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普通生物界,而成为这个宇宙里特立独行的一族。理性认知能力、理性判断能力、理性交往能力都是成熟人类个体之社会性的重要表征,社会性使人类学会合作,学会抑制自己的自然冲动,学会理性地反观自身、反观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从而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创造自由。社会性还使人类学会创设各种各样的制度设施以调节、整合人类的物质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整合体现在这些再生产过程中、并使之由以进行的各类人际关系,使人类个体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我们必须说,社会性也是某种内在于人的东西,是人的重要的本体性存在方式。

  “显然,无论从逻辑角度还是历史-发生学角度,人的生物性都构成其社会性的前提;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提供对人的总体性解释。至于过去那种传统理论下的‘标准模式’,由于把人的‘社会性’不适当地置于凌驾一切的位置之上,结果,只能在导致‘社会性’与人的其他属性割裂化的同时,使这一本来带有相当多真理成分的命题本身虚无化。当然,另一方面照样成立:无论生物性对理解人的本质如何重要,却恰恰是社会性这个包容着种种人类精神文化、物质交往、理性积淀、价值追求全部丰富性的本质属性,才是人作为人、以人的名义立于宇宙的最终根据,人的生物性必须通过社会性得以升华。”【1】这些写于1988年的概括性文字,我认为基本上还是站得住脚的。

  现在考虑“元规则”一说。我把生物性和社会性理解为社会进化之哲学人类学的“元规则”,其意是指它们构成了历史运动之可见系列的更深层次的规则系统,是在历史背后起作用的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它们代表着历史深处最为隐秘的力量;除它们之外,我们不可能再发现其他始基性力量的存在。元规则系统构成历史解释的始基点,所有有关历史运动的现象描述的规则都可以从这个元规则系统中找到最终根据。当然,鉴于人的双重本性问题的复杂性,有些命题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明,这使本文关于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论说仍带有某种假设(或假定)性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据此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判断一个学术命题的价值和可靠性,很重要的是看它的逻辑可接受性和科学可延展性,看它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概念问题时所拥有的战略价值。我深信,就制度现代化之普适性原则的社会进化本质这个课题来说,哲学人类学关于双重人性存在的元规则论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武器。借助于它,我们会对既往历史萌生某些全新的理解。

  

  作为本体逻辑的利益范畴

  

  利益乃是表现为个人或团体动机的、人们在政治行为或经济行为中意欲追求的东西。――这是前文有关利益作为现象范畴给出的界定。利益范畴之本体逻辑则是要揭示以利益关系为轴心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之演进成因的哲学人类学根据。

  先来看政治领域。我们可以说,寻求政治制度安排中连接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建构要素,以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又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效能,达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谋和双赢,这是现代社会之民主宪政结构设计的根本目的。对每一个公民而言,借助宪政体制既保障其个人不受政府压迫的权利,又保障其通过合法方式参政、获得权力(成为公共权力受托人)的权利,这两个方面都与利益有关。公共权力产生于多元的、分立的乃至对立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益)之要求,又要以超越所有这些要求的形式出现;然而,权力的诡秘性恰恰在于,不论谁当政,几乎都会由于这个位置而自然产生利用手中权力攫取不当甚或非法利益的冲动。欲使此种可能不变为现实,政府(公共权力)就必须是一个可制衡的、受监督的政府。――以上论述无疑都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考虑:为什么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会由于这个位置自然生出独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追求?为什么对这种常常是非法的特殊利益追求的遏制必须借助同样基于利益考虑、但以合法形式存在且予以实施的手段?或者换个说法,为什么权力天然就具有腐蚀性?为什么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每个人、每个权力的持有者都有天生“为恶”的倾向?这是一个只有在哲学人类学层面才能回答的问题。人性自私,人在政治行为中的诡诈、贪婪、龌龊、无耻,归根结底都与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生物性存在相关,甚或都可以归结为这种存在。当我们承认权力的腐蚀性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承认“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制约野心”乃是一种英明而又无奈的制度安排时,我们事实上已经承认了人的生物本性的存在,承认了生物性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对社会制度建构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制度不仅与生物性有关,同样与社会性有关,而且更加有关。所有政治结构中的分权、制衡理论固然都以人性恶的假设为前提,但我们不要忘记,包括分权、制衡等要素在内的现代民主宪政体制乃是数千年人类文明积淀的结果,是作为社会的人经过一代代摸索、探求,在合理规约人的政治行为、合理规约政治范畴内人与人之权利-利益关系的历史实践中造就出的理性产物。法治是从利益范畴中必然要引申出的东西,其本体论根据就是人的社会性通过公共意志的形式对生物性进行制约,遏制其自私、为恶、侵占他人利益的自然倾向。不过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政治领域内以法治、法律形式实现的人的社会性对生物性(自然本性)的制约,还只是一种外在的、带有强制色彩的制约,且这种制约仍然建立在承认自私为人的行为动力之源、且必须加以利用这个基础上。

  经济领域的情形与此大体类似。前文已指出,借助劳动从谋生向谋利的转化机制,利益获得了经济结构意义上最抽象、也最普遍的现代形式。市场经济就是牟取利润的经济,“尽可能赚更多的钱”构成每一个厂商行动者的自然动机。另一方面,谋利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资本化”后,又成为一种适应性行为,这反映了谋利之主观动机与市场竞争的客观压力共同构成一种合力,迫使厂商行动者必须遵守、服从其游戏规则。从本体论角度讲,自私的经济行为的终极解释只能是人的生物性。这不仅是说,人的生物学历史可能构成经济行为自私性的自然发生学基础,而且是说,以自私为特征的人类经济行为势必成为人的某种本体性的存在状态。当然,就现代市场经济而言,重要的是厂商行动者不仅具有谋利动机,而且可以借助合理的制度形式、使用合理的经济手段来实现这个动机。这就把我们引到市场经济之制度建构所蕴含的人的社会性这一本体论规定上来。如同政治领域里的情形一样,社会性在经济领域的本体性存在表现为对谋利行为的一系列制度约束,以防止或减少膨胀化的个人利益追求对他人利益的非法侵害。但,作为哲学人类学元规则,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在经济领域中似乎呈现出更加复杂、也更加奇特的关系特点,那就是社会性还有一种存在方式,即以合法制度的形式激发人的谋利冲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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