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制度现代化的现象逻辑

——从现代专制主义批判的角度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6 次 更新时间:2006-06-15 1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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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  

  

  制度现代化有三大结构领域: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整合结构。本文试图从现代专制主义批判的角度对制度现代化的现象逻辑作一简略分析。

  从历史哲学意义讲,制度现代化之结构分殊作为现代知识学对现实运动的合理抽象,本身就是现代历史发展之产物。20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经历过多重曲折、反复,但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今天的全球民主化进程已经把制度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相当清晰地呈示出来,试想,如果没有中国的六四民主运动和整个苏东“共产主义”专制体系的崩溃,我们对民主政制普适价值的认识、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关系的理解、尤其是对公民社会在促成专制主义走向死亡方面的作用的理解,就绝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

  还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本文对制度现代化结构分殊的处理及对政治、经济、社会整合之具体内容的“规定”、描述与分析,除了汲取、借鉴现代世界发展进程的普遍性经验以外,亦必然体现中国批判学术之制度现代化理解视界的特点。换言之,当我们讨论那些具有普适特征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诸要素时,我们当然并没有、也不可能忘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会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进行如此这般的归纳与分类的解释学理由及其现实根据。我们承认这样一个解释学上的现实,恰恰是为了战胜普遍性与特殊性相扭结对我们提出的挑战。

  本文对“利益”范畴和“公共理性”范畴的分析,是制度现代化研究的纵深部分。这项分析在本文中只在现象逻辑水平上进行。制度现代化之本体逻辑的研究,我将另外撰文。

  

  1、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民主政治

  

  政治结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政治结构涵盖了所有与公共事物相关的领域,狭义的政治结构则只关涉政治权力的基础、组成与运用。比如,根据这个原则,在很多学术文献中被列入政治结构范畴的社会监督机制,本文是将其作为广义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在公民社会中予以讨论的。本节所谈的“政治结构的现代化”仅指狭义的政治结构,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变更合法性基础和运作方式、规则实现的现代化。

  

  从前现代君主专制到现代民主政治

  

  君主专制政体曾是前现代农业文明时期世界各地区广泛存在、甚或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形式。在亚洲和北非各古老文明国家――埃及、两河流域国家、印度、特别是中国――君主专制政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历史延续力。欧洲的早期历史虽曾闪耀过共和制的绚丽火花,但希腊、罗马古代文明衰落后,中经千余年基督教神权与世俗权力的斗争,欧洲版图也大半被日益强有力的专制王权所占据,并延续了数百年的时间。

  不管专制政体采用的具体统治形式是什么,它们的核心特征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不是公共权力,而是专制者手中的个人权力。“天子”可以向他的臣民施以恩惠,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予。皇权统驭下的前现代官僚机构可以(事实上也确实)担当着一部分公共管理甚至服务的职能,但这并没有否认这些官僚机构首先是皇权的奴仆。从前现代皇权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由原来的、建筑在各种非人格证明水平之上的皇权权力独断向建立在委托-受托关系基础上的现代公共权力的转变过程。

  那么,谁是现代公共权力的委托人呢?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每一个公民。不像古代皇权专制下的臣民,现代民主体制预设了所有公民政治上的平等。他们都有其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包括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乃至决策的政治民主权利。然而,现代社会人口规模的巨大和社会运行的复杂,决定了在大部分场合公民人人直接参政的不可能和建立委托-受托关系的必要,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作为受托方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通常,这样的受托方被称为公共权力机构或政府。

  公民的个人权利和为实现、保障个人权利而产生的公共权力,是理解现代民主政治的两大根本要素。

  

  个人权利及其基础

  

  在18世纪启蒙哲学家看来,个人权利中的“权利”指那些无需证明,生命中与之俱来、不容侵犯的东西,包括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合法拥有财产并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等等。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都曾是阐释此类“天赋人权”理念的最著名的历史文献。

  这些文献中包含的那些最具普适性的人类价值准则和生活原则,已经被当今文明世界所公认。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以非历史形式出现的“天赋人权”观本身却是历史的产物。那些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并作为个人拥有物的人类权利的获得,曾经经历过长期的、痛苦的历史演化过程。这个权利发生学的逻辑与利益问题有关,因为恰恰是对利益、尤其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保障合法物质利益不受侵害的需要,成为成长中的公民高扬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权利的基本动因。同时还应看到,抽象的“个人权利”的获得恰恰不是单个个人的努力所能达至的,它必须有赖于整个社会法治系统的形成与制度化。比如,一个普通公民就某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固然是其个人权利的明确体现,但只有当这位公民的意见有合法表达的渠道、并受到尊重时,才说明这个社会是文明的。

  从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因果关系看,个人权利是“因”,公共权力是“果”――这是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各种版本的社会契约论所共同告诉我们的东西。公共权力是为个人权利服务的设施,个人权利才是公共权力的前提。然而,与公共权力相比,个人权利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又是脆弱的,易伤害的,这与公共权力――或者更准确地说――与权力本身的某种内在秉性有关。我们就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形。

  

  公共权力的易异化性

  

  与表征生命尊严,然而又是在个体意义上呈示的个人权利不同,公共权力中的“权力”有着截然不同的指涉,它必然涉及某个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

  抛开权力的社会属性不论,任何权力形态本身都包含如下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是权力的使役性,即权力是某种具有指挥或掌控能力的力量,握有权力的人可以凭藉权力对别人(权力掌控范围内的群体成员)发号施令,只要这种行为没有超出权力行使范围的规约,就不会失其正当性。这样,当我们使用“权力”这个概念时,我们事实上已经预设了某个群体范围内指挥者与被指挥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甚至掌控者与被掌控者关系的存在。其次,是权力的强制性,即在必要时,权力可以通过强制的形式贯彻其意志。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强制”并不完全等同于哈耶克对“强制”概念的界定,[1] 强制的施行不一定要以被强制者利益的损害为前提,强制可能造成这样的损害,也可能没有。但强制概念的中性化并不排除强制能力被不当运用的可能。权力本身越是某种专断的、可任意行使的东西,权力之强制能力的不正当运用――即对被强制者造成实质性损害的运用――就越具有现实性。

  公共权力并不因权力的公共属性而使权力本身的上述性质消失,它同样具有使役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只不过由于公共权力的受托性质,决定了公共权力应该是,理论上讲也只能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它的所有使役性或强制性施权行为,都应该以公共利益,也就是全体公民个人权利与合法利益的集中表达,为出发点与根本归宿。

  然而,任何权力都是具有腐蚀性的,它的根据来自权力本性的最深层规定。我们至少可以指出:权力的腐蚀性与掌握权力的人都会谋求一己私利的自然趋势直接相关。公共权力也不例外。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虽然只是接受全体公民委托的、公共事务的受托管理者,然对权力的掌控这个事实本身往往会自发地促使掌权者利用这个条件追求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或少数人利益。一旦这种情形向瘟疫传染一样蔓延到权力运作的整个机体,公共权力的性质就将发生变化,由原来体现、表达公共意志的工具异化为少数人或个人以公共利益为名攫取一己私利的手段。我在这里借用了“异化”这个哲学术语,其基本含义是某物在发展变异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变成与自己直接对立的东西。公共权力的异化意味着异化了的公共权力不再是公共权力,而成为公意的敌人。权力的使役性和强制性,在公共权力的异化过程中,则可能充当帮凶、打手的角色,而背弃自己原来在公共权力框架内的中性品格。

  必须指出,公共权力的异化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若如此,则我们这里的讨论就将变得毫无意义。本节要点意在说明:由于权力本身内在的腐蚀性,公共权力始终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且制度层面公共权力的不当设计有可能加剧这种危险。这就是我所谓“公共权力的易异化性”。理解这一点,是理解现代民主体制全部制度设计合理性的关键,也是洞察现代专制主义何以会在条件适宜时产生的关键。

  

  利益范畴作为现象逻辑在政治行为分析中的作用

  

  现代文明所内具的逻辑已经昭示:个人权利乃是民主社会的真正基础;如果个人无价值,社会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另一方面,与虽然是受托的、但拥有强大使役手段和强制手段的公共权力机构相比,呈示为个体要求的个人权利又往往是脆弱的、易伤害的,二者表现出明显的力量不对称关系特征。

  进一步看,无论权利还是权力,都与利益相关。“利益”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个关键性、枢纽性术语。在目前这个讨论阶段,我们可以把利益界定为表现为个人或团体动机的、人们在政治行为或经济行为中意欲追求的东西。抽象的、非历史的个体单独性存在,无利益范畴可言,利益总是预设了行为目标即包含一致一面、又包含冲突一面的某个范围的人类群体的存在。人们对自身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文明进化的根本原动力。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研讨,我们目前还只是在现象逻辑的水平上进行。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要做的,只是通过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中那些可观察对象的分析,来把握利益范畴的批判学术内含,并通过这种把握深化当下主题的讨论。

  现在分别考虑权利、权力与利益的关系。

  在现代政治行为范畴内,与权利相联系的利益诉求通常是以政治形式表达的经济诉求。比如,公民通过要求新闻公开、透明而获得知情权,或通过规范选举程序获得政治参与权,在大多数场合是为了保障其合法经济利益得到承认、尊重且不受侵害。中文的“权益”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权利”与“利益”的这种内在联系。普通公民当然也希望扩展他们的经济利益,但这种扩展不是通过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公民、借助政治手段来进行,而是通过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厂商(商品生产者或经销者)、借助市场手段来进行。正因为如此,公民的个人权利与利益之间,不存在后者依托前者的扩张性关系。

  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则不同。权力本身就是攫取利益的手段。权力的使役性和强制性使利益的获取变得轻而易举,且这种攫取往往呈扩张型的膨胀趋势。这是权力与利益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种现象,当然,在前现代皇权专制时代,通过权力谋取巨大利益乃是社会的常态。现代民主体制从理念上本来是拒绝这种权力与不正当利益的联姻的。然鉴于前文所述的公共权力的易异化性,公共权力的受托管理者借助手中拥有的权力谋取非法的、不正当的、且日趋膨胀化的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就成为一种非常现实的危险。公共权力的受托者对非法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扩张性攫取,必然造成对公共权力委托人,也就是全体公民个人权利与合法利益的损害。而一旦公共权力的异化过程完成,原来公共权力的受托者转变成了新的、握有强制手段的独裁者,公民的合法权益就将丧失最起码的保障。

  总之,公共权力的受托者也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如果这种追求限定在一个理性的、合法的范围内,本来无需更多讨论。关键在于权力的本性、特别是权力的腐蚀性会使几乎每一个执政者在条件适宜时产生攫取非法利益的冲动,这种权力与非法利益的联姻所具有的社会诱导性是可怕而巨大的。在名为“民主”实则腐败盛行的现代专制主义社会中,人们常能见到这种现象:一方面每个人都在痛斥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每个人又似乎都愿意加入到“为官者”的行列中去参与、加速、扩大这种异化,从而导致社会法治与道德的整体性坍塌。

  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被权力的本性所腐蚀,监督、制约公共权力受托者的行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为了根绝权力腐化势将给社会伦理造成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后果,建构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以规范现代政治行为就成为必然。数百年来,特别是最近100年来人类的政治实践史已经为此积累了极为丰富、亦相对成熟的经验。宪政民主体制就是这些经验的结晶。所谓“宪政”,指通过制定具有实质约束意义的宪法规约公共权力受托者、特别是最高决策者的权限与行为;明确公共权力委托者拥有批评、且在必要时通过合法程序更换不称职的公共权力受托人的最终权利;借助不同组织机制之间的相互咬合与相互制约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衡以避免专权或权力独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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