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定宇:陈寅恪在1958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8 次 更新时间:2016-04-08 10: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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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宇  

   在陈寅恪一生中,1958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年代之一。那么,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如何应对的?这些事情对他的教学、科研与心理有何重大影响?本文勾稽当时的官方文件、报刊文章、档案材料、私人日记和回忆录,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厚今薄古 边学边干”长篇讲话的摘要,透露出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22日成都会议讲话中,公开表态支持陈伯达的报告,“……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近来好些,陈伯达似乎振作起来了——一篇报告,一个通知。”[1]毛泽东又以轻蔑的口气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2]

   为了贯彻最高指示的精神,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来自延安的史学家范文澜的大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陈伯达的讲话和范文澜的文章,传达出来自最高领导层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厚今薄古,占领史学研究的制高点,在学术部门,压倒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会有用,否则就是一无是处、一无用处的“狗屁”。这预兆着在史学及其它学术研究领域,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要做“党喇叭”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领会了毛泽东讲话的意图,闻风而动,身先士卒,带头发起对陈寅恪的批判。在1958年5月16日致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信中,传达出所谓“厚今薄古”,是毛泽东的意见,并点了陈寅恪的名,把他划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要人们不要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扬言“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陈寅恪办的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什么办不到?我才不信。”同时,他当仁不让,表示这些话就是当着陈寅恪的面他也敢说[3]。远在杭州的夏承焘得到内部消息,“得文学研究所寄跃进规划,以王国维、陈寅恪为批判重点。”[4]他所在的大学领导作报告:“今年须批判人物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郑振铎等五人。”[5]如此看来,陈氏就是这次大批判的箭靶子之一。 对他的批判,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围攻。

   此时全国大学的校园,几乎都成为大字报的海洋,中山大学也不例外。各单位所召开的批判会就更频繁了。学生们贴出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之类火药味很浓的大字报举目皆是。弄得反右运动以来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稍不留神,就会成为这些政治运动的靶子。在康乐园开展的一个接一个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犹如哗哗不断的大风雨,几乎没有一个老教授,能不经受风吹雨打的折腾。

   学生们给陈寅恪贴的大字报不少。他们连陈所写的论著和文章都没有读懂,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就摭拾起时髦的词句,搬弄流行的观点,无限上纲,给他扣上诸如抱住“陈旧”的观点不放、拒绝思想改造的“老古董”,或者“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等多顶大帽子,进行人身攻击。

   当时,人民出版社奉上级指示,从北大、北师大、南开、、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历史系所贴出的数万张大字报中,精选出近百份大字报结集出版,给我们留下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中大历史系两份揭批陈寅恪的大字报,颇讲究“斗争艺术”,格外引人注目。

   一份是以批判孔子出名的中国思想史教授、系主任杨荣国等人署名的《历史系在科学研究上存在的缺点》。这份大字报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其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陈寅恪,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陈寅恪。另一份《应该拔掉这面白旗——和陈寅恪先生商榷关于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应该说在众多揭批陈氏的大字报中,这是揭批最狠、最有代表性的一份。这份大字报把学术观点与所谓政治观点混为一谈,颠倒黑白、硬把学术上的一家之言,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胡批一通,以达到全盘否定陈氏的史学思想、治学方法及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的目的。比如陈氏在讲课中谈到,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关系,汉族与外族的关系亦是文化输入的关系。大字报作者自知功底太浅,不敢正面交锋,却扯出政治的大旗,批判陈氏根本没有提到政治关系,更谈不到经济关系。又如大字报作者批判他的“唐朝道教兴盛论”,大概执笔者自己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批来批去批不出个名堂,无法下台,便讽刺挖苦陈氏对道教在唐朝兴盛原因的分析,“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这种分析,竟出自于‘大史学家’陈先生之口,是浪费我们的青春。”[6]这几句罔顾事实的话语,深深刺痛了陈氏的心。也许大字报作者也感到理亏气虚,做得太过分了,收入集子时竟然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是两本大字报集中唯一没有署名的大字报。

   大批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师道尊严的美德,遭受亘古未有的践踏。陈寅恪觉得,这些大字报真是以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自己无法看大字报,便叫唐筼每天出门去抄,回来以后再唸给他听。陈寅恪及其家人,对这种抛档案材料、揭老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大字报非常反感;更为一些知识分子对大字报所揭发的材料不做抗辩,反倒逆来顺受、屈辱认错而感到痛心。他不能容忍对传统道德的破坏,尤其不能容忍对自己的恶毒谩骂。有一天,深为了解他宁折不弯性格的唐筼,看到大字报中有“这样的作法(指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的字句,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当即表示出莫大的愤慨,敢于跑到办公室去向领导和“革命群众”直面提出抗议,维护了陈寅恪的人格尊严。

   批判运动的组织者深知要批倒陈寅恪,谈何容易,便四处物色操刀捉笔者。因此,陈寅恪的友人及学生,便面临着参不参加批陈闹剧的艰难抉择。中大的刘节、梁方仲、吴宏聪、高华年、赵仲邑、蒋湘泽等中文、历史系教授,都是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不但没有贴陈寅恪的大字报,而且还关注着他的处境。中国经济史专家、二级教授梁方仲不顾自己也是被批判的对象,公开劝说过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不要跟风起哄。他有句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7]这句话,日后在中大校园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名言。事过半个世纪之后,吴宏聪教授还愤愤地对作者说:“那时我常去校园看大字报。揭发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虽然很多,但都是些琐屑小事,无限上纲。那些写大字报的学生,读书太少,在学术上根本没有资格、也批不到陈寅恪,简直胡闹。”

   陈寅恪在外地的大多数友人和学生,顶着压力,不落井下石。在笔者过眼的批陈文章中,尚未发现与他交往甚深的重量级学人来凑热闹。他的大多数学生,如季羡林、吴晗、夏鼐等,也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可以批判别的学人,但要真正批判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却不忍下手。与陈氏教过的大多数学生一样,他们对“批陈”持不合作的保留态度,选择了沉默以对的方式,没有卖师求荣、或者表态与乃师划清界限。季羡林可算是这类学生的代表。他虽然承认“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8]

   但他的另一些学生,加入了共产党,确立了新信仰——马列主义。新的信仰,使他们把时髦的理论“驯服工具论”奉为行动的圭臬,从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学者,转化为听话的“工具”。作为党员,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指挥,而从来没有怀疑这种指挥是否正确。作为学生,陈寅恪对他们又有教育、栽培、扶持之恩,对老师的学问、人格,无不钦佩之至。所以,上级交给他们批判陈寅恪的苦差使时,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不得不服从,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私心杂念,也许出自思想深处的“左”的观念,便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但长久以来,他们的内心却挣扎在良知与功利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比如最有可能成为陈氏衣钵传人的北大周一良与中大的岭南才子,就是这样的典型。

   周家与陈家是四代世交。周一良的曾祖父周馥,出自湘军系统,曾任两江总督,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有所交往。周的祖父周学海的墓志铭,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撰。周的父亲周叔弢,曾在三立老人于南京所办的四益家塾附读,与陈师曾、陈方恪有很深的交情。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就发现周一良在史学研究上的天赋及其在国学、外语上的深厚功底。周氏在学问上一直得到陈氏的精心指点、培育,在事业上也受到陈氏的大力扶持。1936年,他未来的夫人邓懿女士考取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他还特地嘱咐邓,要听陈氏的课。可以说,周一良从陈氏那里所获甚多,每前进一步,都融注着陈氏的心血和精力。陈氏南下广州之后,他们仍有书信来往,间或陈氏还向他寄赠诗作。尔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他们互通的书信才稀少起来。没想到1958年,周一良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他在大字报中深挖自己厚古薄今的“根”,竟然是这样的:“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这分明是陈氏治学的经验之谈,与所谓“厚古薄今”完全没有关联。不料,周一良笔锋一转,“同志们!这是什么思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也是从个人成名的观点出发去搞研究的思想!我对于现代史之‘畏’,也就是这种思想,今天我决心要消灭和种‘畏’情绪,正确地对待材料,对待现代史,争取在近现代史方面多做些工作。”[9]轻轻易易地把“厚古薄今”的根,挖到昔日恩师身上。幸亏陈氏远在广州,没有听说周一良贴过这样的大字报,否则他会非常伤心的。

   与此同时,中共北大历史系总支,分配周一良写批判陈氏史学思想的文章,准备交《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他明知“是不能够驳倒陈寅恪先生的论点的”[10],但还是没有任何考虑和任何顾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可能根据那篇大字报的内容,加以扩充,写出批判文章交卷。不过由于稿挤,也许还因为批判不够深刻,未达到上面的要求。结果《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没有发表他的文章。因此,外面的人以及陈氏本人,都不知道他写过批判陈寅恪的文章。但是他在良心上感到对恩师负了罪。良心对他的谴责与鞭挞,使他愈到晚年,愈感到对不起自己的恩师,愈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心灵就愈痛苦。经过深刻的反思,终于大彻大悟。自1988年以来,中大、北大、清华等校,多次举行纪念陈寅恪的研讨活动,他都争取参加,以赎罪愆,还写下多篇追忆恩师的文章,表达深深的怀念之情。1999年11月27~29日,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病在身的周一良不能到会,却向会议提交了《向陈先生请罪》。这篇文章不但自我披露了写批陈文章这件鲜为人知的不光彩往事,而且还触及灵魂,做了深深的忏悔。笔者时在会场,当主持人代唸完了周一良的忏悔书时,会场陆续响起了唏嘘之声——周一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终于得到学林的谅解。两年后,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这个复杂的世界。

   陈寅恪不知道,恐怕周一良自己都忘记了,作为陈氏的弟子,他一有机会,也在尽可能地保护恩师。著者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外调材料-----周一良针对中山大学有关部门发函调查陈氏的五个问题,一一作了答复的亲笔回函:

   关于陈寅恪

   周一良 六二•三•十七

(一)关于陈与其父陈三立关系,所知几乎等于零。只知其父为诗人,陈写诗可能受其父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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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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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守望:陈寅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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