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新报刊史的书写——范式的变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7 次 更新时间:2016-03-24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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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 (进入专栏)  

(全文摘自2015年7月21日,黄旦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第十一期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生暑期学校学习班。)


一、新报刊史书写的背景


“让历史研究跳动自己的心脏”

何谓新报刊史的书写?我们研究新媒体不是只是研究手机,是要用新的思维反看我们新闻史的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新媒体研究,为什么不是呢?

展开这一话题时,要提到两个背景:1、中国报刊史研究的状况。2、新传媒技术革命带来的问题。

目前的新闻史研究根本回应不了目前的传播现实。历史研究不是无病呻吟,历史研究回应不了现实,就是自娱自乐。通常,关于新闻史研究,我们指导论文涉及两个问题,有没有人做过?没人做过,好。材料有没有?够多,好。

这不是历史研究,这是资料整理。

好的历史研究是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要从历史中去重新去反观,去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给我们增加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余英时先生讲,历史研究中,跳动的是你自己的心脏。

我们中国新闻史无法回应目前带来的变化。


“我们千万不能做乞丐式的骄傲”

新旧是时间链条的东西。我的新报刊史,不是时间链条,而是空间维度上展开,要有新的拓展,开辟中国新闻史新的窗口,新的路径。如果探讨报刊新闻史的写法,我主张有更多不一样的新闻史。这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史研究不行了,要树立一个唯一正确的新闻史。但黑格尔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做乞丐式的骄傲。

我们千万不能做乞丐式的骄傲。套用时髦的话,我们要创新,要开辟新的窗口,自然要对老的窗口带来压力,带来压力就很好。互相之间共同提高。

我不提我们重写新闻史,这带有傲慢,但我们要有另一种不一样的新闻史,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本自己的新闻史,那不是更好?


“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

首先要提到的是“范式”。库恩的《科学结构》中有关于科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他从科学实践入手,探讨科学家群体,如何共享一个共同的信念,科学家群体做研究都在于共同的价值、理念来做。比如“相对论”,大家信奉这一点才能做这个研究。之所以形成共同体,因为背后这样的价值理念和规范起作用。信奉了范式,就会去用。当转入另外一个范式时,就发生范式的革命。

库恩从科学实践探讨范式,对我有启发。从书写历史实践来看背后的范式。库恩主要是看范式对科学研究的作用,但对范式的呈现和结构内容很少呈现。库恩要打破的是科学发展不是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渐进式的认识论。他提出科学发展往往是断裂式的变化,而是一个个范式递进。

我更乐意引用的是海恩·怀特的历史研究的深层结构问题的思想。《原始学》里概括历史书写的类型和结构。叙事结构中的深层结构深层意识。历史是一种叙事,把你了解到的东西,转换成你可以讲述的东西,让别人可以接受。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你的深层结构决定你怎么讲故事。怎么叙事是有固定的范式的。

叙事的范式不仅决定了讲法,每个历史学家在叙事的时候,必须接受某一种范式,否则是无法书写的。我讲的范式更接近海登·怀特的深层结构、深层意识,是关于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

书写对于历史的重要性,只有纳入到范式中,这个历史才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他说提供历史解释不是描述世界,而是让它可以被理解。一个个事件并列,那是编年史,这不是历史叙述。历史如果有意义的,必须是在范式。任何人、事件、制度,都必须纳入某种范式中,否则没有解释。

中国报刊史究竟是怎样一种书写?它的范式是什么?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有新的拓展?


“中国报刊史就像中国革命史”

(对于中国报刊书写范式的认识)

“中国报刊史就像中国革命史、政治史。”这就是范式。丁淦林认为,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可以分为两种范式,一种是以戈公振、胡道静为代表,注重中国传媒自身变迁,以新闻为本位,涉及阶级广告经营,新闻法规新闻教育等等方面。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为代表。

另外一个范式,从1956年开始,中央开设马列党校,编辑中国报刊史大纲,形成的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的革命的新闻宣传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研究基本内容的这样一种范式。这样范式的代表是李龙牧《新闻事业史稿》。

丁老师放在书写对象上区分两种范式。一个讨论内容是什么,一个是讨论书写的对象是什么。这样讨论范式,就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思路。范式的不同,仅仅因为研究对象不同。但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不意味着研究范式一定不同。

复旦的王忠先生在《民立报》三篇文章,就是要打破原来革命史、政治史的范式。按照自己的说法,要把竖三民作为研究对象,突破把报刊史当成革命史、思想史的苏联模式,寻找按照报刊史本身特点作为研究的思路。

但是王忠的目标,按我看是落空了。他认为,过去的报刊史只是注重于宣传内容,忽略了如何进行宣传。因此他花费主要精力研究“竖三民”如何进行宣传,那为什么研究如何进行宣传,试图提醒我们,不能简单给报纸贴标签资产阶级报纸,实际上其内容生成呈现和动因上很复杂,资产阶级报纸也要有区分。这样研究具体的展开,细微之处,丰富了我们对竖三民的认识,但是他研究的只是对革命史研究的丰富和补充,实际上还是在革命史范畴。

研究如何宣传的历史,和宣传什么的历史,在范式上有何不一样?这本身上是一体,怎么可能有范式上的突破?从研究对象上入手,找研究突破范式的突破,这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停留在对象上。

这是我针对目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的观察。

研究方式眼光和能力决定了只能是这样。在这样的框架下,研究个案和研究通史的结果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还是引用海登·怀特的观点:叙事与其被当做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当成一种谈论世界的方式。

讨论范式不是讨论再现的问题,而是讨论它是如何被谈论的问题。

所以,奥德里库尔说,表现一种科学研究的是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很多人以为学科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比如认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是由报刊史决定的。现在发现不对了,做其他历史的人都在研究报刊,所以中国报刊史研究岌岌可危,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自己特有的。

所以奥德里库尔说真正体现学科特征的是你的观点,也就是你如何谈论。


二、我们今天该如何谈论报刊及其世界?


1.现有报刊史如何谈论世界

【1】戈公振范式。

《中国报刊史》,对报纸下的定义:报纸是报道新闻、定期为公众刊行者。他首先界定报纸。从思路上非常清晰,一开始在《绪论》中交代如何看待报纸,概括出两个原质:1、内容的原质:新闻(时宜性与一致性)2、形式的原质:公告性。两者结合一起成为报纸。

为何这样谈论?戈公振用这个两个原质,在解释什么是报纸的基础上,为自己的报刊史叙事建立第一个台阶。

报纸是由两个东西构成,两个原质的重要性不同,他认为公告性是不可缺的、是恒定不变的。但是内容的原质是会变的。为什么不会变?他认为的公告性,是多数民众、至少对于某特别关系之内的,通过报纸“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之精神公开”的事业。公告性决定了报纸和公众的关系。多数民众通过报纸上,精神上可以达到共同,报纸是人的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公众通过报纸将精神意志结合聚拢起来,决定了报纸和公众的关系。

反之新闻是要变化的,适应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新闻是公共性的里子。要适合公共性的形式。新闻公共性的变化不外乎适应社会而已。由此,戈公振为如何谈论新闻史铺垫了第二个台阶。

变和不变确立了他书写的尺度。戈公振以公告性为尺度,以内容变化为重点,铺陈整个报刊史的书写。也就是,他以报纸外观公告性的形态,书写报纸是谁的公告、是什么样的公告,然后打量新闻内容原则、历史内容是什么。整个报纸的书写和整个社会的变化发生剥裂。

什么是报学史,用历史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展经过,及其对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

也就是说报纸研究有二:(1)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就是他的内容怎么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2)与公告性之间如何发生碰撞。这就形成了整个研究的基本的逻辑。

《中国报刊史》前三篇,谋篇布局前三章“官报、外报、民报”。第五章就民国成立之后,逻辑上串不下来。接下去都是混乱一场。

塔尔德说,报纸是一种公众的交谈。公众是一种精神的集合体,完全是精神的集合。哈贝马斯说,只有当信息定期公开发送,能为大众所知晓的前提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可言。与戈公振的说法一样。

西方启蒙运动现代性的脉络里。讲的是报纸和公开的关系,理性的公共使用(康德)在一个脉络上。戈公振的脉络是现代性的脉络。他引用的基本上是美国人思维。报刊历史的过程,从未启蒙到启蒙,形成了民意,思想上的批判,有了自由民主博爱的理念,然后把清朝推翻了。因此最后戈公振说,文学之兴衰,系乎国运之龙体。因此民国成立之后,无话可说了。

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下,很多难以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所以有很多只是一笔带过,要么就是不见。

我用了李怀印的说法,戈公振的报刊史书写,是中国近代史书写中现代性流脉,与整个中国建构的叙事、宏大叙事是相关的。报刊作为公众力量,使得民众不断启蒙自主,使得国家成为现代国家。

【2】李龙牧的“革命范式”。

强调革命主题,认为是中国报刊史就是民众反帝反封的历史。理论根源上,是阶级斗争的思想。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从苏联引进阶级斗争的思想,报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从一般意义上,与革命叙事类似。

这一范式正式起步从1956年后,从马列学院新闻班的新闻史草稿。第一个讨论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座谈会,有了第一个教学大纲。革命叙事范式的起步,等于中国新闻史学科化的开始,二者是同步的。在解放后大学里形成教学计划,新闻史成为基本架构的时候,已经开始以革命叙事作为它的正统。确立了报刊史叙事的基调、范围。从此意味着,戈公振的范式没有它的位置了。

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本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廖盖隆在1960年在《新闻战线》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对新闻事业做了解释:新闻事业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也就是说,报刊是上层建筑,是阶级利益决定的,由此决定了报刊性质,决定了报刊脑袋和报刊实践。从来不需要讨论什么是报纸,报纸就是阶级斗争工具,讨论的是报纸为哪个阶级服务开始。


2.现有的报刊史建立在什么假设上?

由此可以看到两种范式,戈公正是由内而外;革命叙事是由外而内,报纸政治立场决定它在历史上的地位,评判标准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这种书写的思想很难突破。吴文虎说,这造成一种错觉,革命兴则报刊兴,事实上完全不应该是这样。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代表80年代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成就,统全国之力写成。集合了两种范式,拼贴而成。这个通史没有自己的前提,也没有独立的范式。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因此越到最后越难读。

后来,对革命叙事范式的突破,一些研究者找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范式。由此延伸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

宁树藩老师后来又树立了以新闻为本体的研究。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及社会论文集》讲到新闻是历史性的现实,它是一种由特定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明的文化形式,主要是由18世纪中产阶级发明,因此不代表普遍口味,也未必是合理知识的形式。

这背后有一种观念就是“信息”观念。新闻为本体,也就是戈公振所讲的,新闻是一种原质。走到最后还是戈公振。但是同样要交代,新闻从何而来。新闻在汉语里是街谈巷议的,是无聊至极,不登大雅之堂的。这为何能成为报纸的本位,同样是需要阐释的。


3.如何构建新的报刊史的书写?

要突破原有藩篱,开辟出新的讨论世界的范式,不能停留在原有的范式里转。新报刊史的重点不是内容,或者功能,而是把报刊、媒介作为聚焦点,成为一个理论化的视角。

【1】第一媒介作为聚焦视角:

(1)把媒介看成历史动态的过程。第一,包含历史上各种不同媒介;第二,不同地方时空里的媒介不同,需要有一种变化的眼光。

(2)媒介不是被动的。不同的媒介会产生不同的信息方式,信息存取转换、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把媒介作为书写视角,一方面是历史的东西,一方面又不是被动的,会产生不同形态。博斯特讲的信息方式。

什么是媒介?媒介运作同时在4个层面,作为一种技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组织的机器以及内容组合的方式、接受体验的空间。媒介是一个传播领域的中介。包含四层的含义。

再去探究的话,有两个问题:一,把媒介限定在收音机印刷媒体互联网,讨论的是大众媒介。例如口头文字书写问题体态都无法纳入进去。二,告诉我们媒介包括四个层面运作方式。四个层面同时起作用还是互相之间相互制约?含糊不清。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这个界定是有保留的。我更倾向于接受温纳关于技术特征的论点。

技术首先意味着一种装置——技术运用的物理装置。第二,技术需要技法;第三,技术支撑某一种社会组织,所有技术的社会安排。技术统治的方式时从技术条件到人及其社会组织的安排,而非相反。

【2】叙事路径以媒介实践

社会科学实践转向里讲的,实践就是以人为理性主体,实践是与人的身体有关的,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中介活动。所以,有学者提出媒介实践的研究范式。从媒介内容、生产,重新研究媒介的开放性实践。

把媒介看成人的活动,重新理解媒介。原来的研究,要么研究文本的意义,符号构成;要么研究效果,要么研究背后政治经济权力。把原有的范式解放出来,作为实践的媒介。

同样在一般意义上讲,这样的说法也能接受。超越了原来的功能主义研究,超越了意义建构和接受的等等,传统的研究范式。

同样有保留,在这样的说法,媒介仍然是人的工具。只是人怎么运用工具的实践活动。媒介本身同样没有地位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在各种情况中,人们用媒介来做什么的问题。

传统认为,技术是一种使用。但埃吕尔的说法,技术和使用之间没有区分,个体面临唯一选择:要么按照技术规则采用应当的方式使用它,要么根本就不使用它。我首先要批判的是,传播学里的使用与满足,把工具和人是分开的,媒介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用理论上去解释,现在人们使用新媒体的感受印证。包括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同样值得反思。

因为人与人造工具的遭逢,不被仅仅总结为使用。在一个工具具备实用性之前,人必须为其作出某种调整,必须认识到,在未来的生活过程中,与工具相适应,要求个人和社会,具备哪些行为模式。换句话是,在获得工具便利的同时,也存在微妙而重大的代价。

媒介实践不是人们用媒介做什么,而是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了什么样的传播形态,由此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温娜说,说使用不好,利用这个词比较好。

从这个角度看,媒介就成为构成、推动人类实践的基础要素。

媒介对人的影响上,不只是体现在内容和功能上,而是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基础要素,怎么对人的认知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传播系统整个变化上来讲。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传播的历史将比其他学科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占有更为中心的地位。传播的历史就不是工具的历史了,而是在人类历史中占有中心地位了。比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都要更为中心。传播学的研究构成人类社会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3】新报刊史不抱本质论和连续进化的目的论,把媒介看成是变化的,不断构成的,甚至是断裂的。

报纸广播电视这样线性的排列有问题吗?为什么不能把报纸结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与广播结成的网络关系堪称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进行研究?新闻史有什么理由一定按照报纸广播电视这样来写?

同样,即使是同一个报刊,不同时期未必是连续的。比如章士钊的《苏报》与胡璋主持的苏报不同的关系。

我使用李怀印所说的“在时和开放”命之。也就是说不是以目的在先,而是具体看怎么实践,哪些因素导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走向。本来可能有另外的可能性。按照李的说法,可以印象多种可能性,不是命定的线性的。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更能展示报刊史的风貌和意义。导致更多丰富性,并不意味着一定代表着客观现实。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清晰的材料与模糊记忆之间的一种拼合。

这样多样性的思维需要我们更小心梳理内在的关系,看出其中哪些偶然性的因素导致的变化。也许这样,我们对媒介的理解,对报刊的理解会更多样。

【4】分析单元上同样是多元的。

可以是某一时期的,不同文化特征作为分析的单元。具有不同地域、不同特征、不同文化特征的文化实践。每个媒介有地方性特征,不一定是在国家的视野上来叙述。

【5】要消除二元对立。更接受双向辨证的关系。

既不是要冲击和反应,外国侵略——我们反应。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而是把过去现在,中国外国看成相遇、对话,是不同知识、视域的融合,是双向辨证的关系交融的关系,互相打开的关系。(克拉克)

【6】目标。看上去在写历史,实际上通过新报刊史的书写打破历史和理论的界限,打破新闻学传播学的界限,打破不同学科的界限。尝试重构中国传播研究的范式。实际上做报刊史研究也还是做传播研究。

一直积极独特的谈论世界的方式与其他学科对话。从媒介进去和历史学讨论报刊的问题,可以和政治学讨论中国的问题,和哲学讨论认识论存在的问题。不是谈论对象的方式,而是谈论世界的方式,从媒介的方式进去。

没有学科界限,而是研究问题,通过问题改变我们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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