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底层的“少年们”:中国西部乡校阶层再生产的隐性预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6 次 更新时间:2016-03-07 16: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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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进入专栏)  

  

  

   底层的“少年们”:中国西部乡校阶层再生产的隐性预演[①]

  

   Juveniles  from  Lowerclass

   ——A Micro Social Research on class Reproduction in rural school in West China

  

   摘要:与保罗·威利斯和周潇分别所描写的英国上世纪70年代中身处底层工业小城镇中的“小子们”、当下身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弟们”相异同,中国西部底层乡校中的少年们具有独特性的“反学校文化”生产特征。笔者对中国西部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八年级和九年级22名少年深入的微观质性研究发现,乡间少年们通过“瞧不起作为‘知识代言者’的农村老师表达对知识权威的抗争”、“在课堂中制造各种混乱对关系权威表达抗争”、“在日常规定性作息中对规定性的时间权威表达抗争”、“在摄像头下采取剧场表演对敞视化的空间权威表达抗争”、“组建多类型的同辈群体(兄弟帮、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等)采取“计划式”违规范式对关系权威表达抗争”、“以找乐子、暴力与偷窃等方式摆脱无聊和寻找刺激”等方式共同构成了反学校文化。这种在底层学校中由乡间“少年们”所生产的“反学校文化”明显具有与英国工业镇中的“小子们”、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子弟们”所生产的“反学校文化”相似又相异的特点:首先,相比于“反学校文化”生产中小子们的“优越性”心态和子弟们的“自卑性”心态,少年们具有“屌丝”与“土豪”的交替性心态;其次,相比于“反学校文化”中对待“知识和文凭”,小子们具有明确“否定性”和子弟们具有明确的“肯定性”而言,少年们却在话语言说和行为表达中凸显出明显的非统一性和态度模糊性;再次,相比于“  反学校文化”中对教育结构真相是否“洞察”,“小子们”显然达到了“部分(局部)洞察”,“子弟们”显然没有“洞察”,而“少年们”则具有“部分(局部)洞察”的痕迹。

  

   关键词:底层的少年们;反学校文化;阶层再生产;教育筛选

  

   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Boys described by

   Willis Paul and Xiao Zhou in 1970s in the industrial towns in England and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Beijing, the low-class juvenile in rural

   school in west China hold a unique "anti-school culture". 22 juvenile,

   which is from eight grade in a K-9 school in Yun Xiang, a west China town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of this in-depth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key findings

   are the boys generated the anti-school culture in the following way: by looking

   down upon rural teachers on expression of struggle to knowledge authority, by

   manufacturing all kinds of chaos in classroom on expression of resisting to

   relationship authority, by disordering the prescribed time schedule to resist

   to time authority in daily, by taking a theater in the camera to express

   resisting to space authorities, by formatting multiple types of peer groups,

   such as brothers, mentors, relatives, lovers, etc. to resist violation

   paradigm, by making fun, violence and theft to get rid of boring, etc.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d the Juvenile anti-school culture features by comparing

   to the Boys in England and the Children in Beijing, first these juvenile have a

   psychology alternately between "Diaosi" and "Tuhao";

   second, the expression in both utterance and behavior of the Juvenile is  fuzzy and disunion. third, concerning insight

   into the truth in education process these juvenile is partly apperceived.

   Keywords: Juveniles

   from Lower class; Anti-school culture; Class Reproduction

   Educational Selection

  

   一、英国的“小子们”、北京的“子弟们”与云乡的“少年们”:“再生产”的三类“当事人”

  

   再生产的理论研究大致有三种范式:一是作为“功能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这种再生产的理论肇始于涂尔干,涂尔干认为教育转型总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和表征,学校是社会秩序中至关重要的融合性机构。沿袭这一理论传统,当今的功能主义认为学校即是一个传授和维持社会秩序所需知识和行为的再生产场所,是合理支持统治集团利益实现社会整合和平衡的机构,在这个机构内教育的目标是以共享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是一种促使个体按照适合维持社会平衡状态方式去行事的手段,功能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是对学校教育功能可再生现存社会结构的价值合理化描述;二是作为“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这种再生产理论发端于马克思和韦伯,理论前提是预设了社会及其组成部分中个体和群体之间利益竞争存在一种张力(tension)[②],这种无可调和的张力实质上正是引起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有产者总是使用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强制性权力来控制社会并对资源和权力进行再分配,而无产者则总是在抵抗强制性社会控制时通过阶级斗争来争取对资源和权力的分享权,这种结构性对抗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只可能使社会组织具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化属性,而教育正是有产者(统治阶级)实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学校则是在满足工具理性或者科层统治多维性控制原则基础上对不同的特定群体传授特定地位文化的领地:或为精英所控制和剥削的领域生产温驯的劳动力,或作为理性的教育培养专家类型的人以适合特定的位置。相对于功能主义者关注“整合”,冲突主义更关注“分化”和“变革”,研究者认为通过筛选和分配功能,统治者对更高层次的教育加以控制,进而操纵社会,教育内部的这种冲突与对抗是由地位、文化资本、机会以及其他资源不平等分配所导致的,要改变这种不平等教育紧张关系,只有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是对学校教育功能可再生现存社会结构的价值批判化描述;三是作为“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理论,事实上无论是功能主义再生产理论还是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他们都更多是从中观和宏观的角度试图对再生产做出总体性解释与概括,更强调研究组织结构与过程,但其诸多内在逻辑勾连事实上却缺乏经验性研究材料支撑,现实个体、微观场所以及日常行为在总体性的理论叙事面前也是被忽视的,他们对个体本身以及个体情景化下的教育互动过程也缺乏关注,而理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和C·H·库利(C. H. Conley)对学校或其他情境下社会互动中自我发展的研究则开启了再生产的第三条路径——“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理论。该理论更强调在日常学校生活中去发现再生产的隐性逻辑,揭示在学校微观场域内学生同辈间、师生间等多元主体内部互动的复杂关系,从而在普遍性和平常性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再生产的真实内在状态,进而将微观观察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结合,综合寻找再生产的真实状态与深层逻辑。

   笔者试图在情境化的微观底层学校内部通过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研究理论范式去探索底层循环的内生逻辑。2013年6月到12月,笔者进入地处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为期六个月的驻村研究,2015年8月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后续跟踪,发现和揭示底层村落农家子弟们尴尬的底层再生产微观运转机制和日常行动逻辑。本研究尝试在与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对身居工业小城镇的英国底层“小子们”)、中国学者周潇(对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弟们”)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观察身处中国底层村落的云乡“少年们”。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一书中所揭示的“小子们”(Lads)身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名叫“汉默”的底层工业城镇,这帮被选中作为研究样本的十二名“小子们”是汉默镇男子中学中的工人阶级子弟,他们作为与循规生相对立的反学校文化生产者——违纪生,在“抵抗权威”、“建立非正式群体”、“找乐子”、“无聊与刺激”以及“性别和种族歧视”中逐渐形成所谓的“反学校文化”[③]。威利斯发现“小子们”正是通过反学校文化抵制学校教学目的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同时而使自己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这与传统一般意义上泛泛论及学校通过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再生产了一批新的社会劳动者的线性决定论观点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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