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6 次 更新时间:2006-05-26 2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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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1957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55万人的右派命运。20年后,中国为"右派" 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罗隆基、章伯钧、 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 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一生作了评价,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恢复了名誉。 他称罗隆基是 "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指出"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

  

  出身清华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夏 天毕业,秋季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离美赴英,入伦敦 大学研究。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 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这使他较早地离开了大学讲坛而投身现 实政治,也使他终身在著述上不够丰厚。1923年,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在 美国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学会,这是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鼓吹 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 当年的29名成员中[2] ,如吴文藻、吴景超、吴泽霖、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 潘光旦等,后来都远离了现实政治,而走上学术道路。虽然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都 很坎坷,除了离开大陆的几位,几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罗隆基的命运最令人深 思。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出身的这批人,可以说对政治都抱有热情。当年罗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可以想见青年 学子的行动。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不超过14岁为限"[3]。可以设想, 当一个不足14岁的少年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堂中呆够八年之后,他们身上究竟 是传统的影响重,还是西化的影响强?可以说他们是从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观念,这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热情上。罗 隆基是将年轻时对政治的热情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位。他的老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在 清华辛酉级(即1921年毕业班)同学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的当推罗努生、 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说:"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 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 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 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 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 '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 防宦海风波。"[5]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新月》时期的政治言论

  

  1928年, 回国不久的罗隆基才30岁。是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而"新月 书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时罗隆基显得非常活跃,很快便进入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积极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先后担任了《新月》3卷2期 至4卷1期的主编。《新月》本来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编后,陆续登载了 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时南京方面延揽过他,胡适曾将戴季陶的一封信转给 罗隆基,从他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的热衷,他说:"惟原函中所谓在 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覆"。 最后他告诉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6] 。虽然后来罗隆基并 未赴考试院,但他热衷现实现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显。

  《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著述颇丰,是为《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 文章都在政治学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言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自己深厚的 专业知识,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二是以自己对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来批评政府 行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篇文章是罗隆基一生思 想的重要代表。罗隆基热衷现实政治,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强的理性支配。他 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宣称,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 只问行政,不管主义。"[7] 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 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 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8]。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 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行政上的专家政治 愤体说, 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 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 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他又认为,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 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 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是要先除 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9]。

  《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他指出,人权简 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不过罗隆基的人权观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衣食住行、温饱小 康固然是人权,但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10]:

  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 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 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 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 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学家的话 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 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 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 厄单地说,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 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1]。说到 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他亦认为人权有时 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 罗隆基以"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为题,开列了35条,可以说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 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仍然振奋人心[12]。

  罗隆基还发表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 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他认为,思想 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 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 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 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 血一条狭路[13]。

  此外,《论共产主义》是罗隆基在《新月》时期集中阐述对共产主义看法的一 篇论文,文中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都给予了批评。他在援引一位 英国教授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的、 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 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14]?之后,他又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再次 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并建议他们"解 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15]。罗隆基在文章中集 中分析共产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壮大,他认为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第一,国民党宣 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成了时髦, 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汪精卫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的功劳。第二,国民党采用 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有党的组织,其党治的策略,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 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热衷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 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党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 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现制造 机会。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 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 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 发展的机会。

  整个《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用"鲁参"、"卤"等笔名 写过许多书评。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人权、宪政、约法等政治学理论的观 念有关。他接近共产党,是由于它当时的政治地位还没能将"党在国上"的观念体 现出来。

  

  罗隆基与"党天下"

  

  1949年,罗隆基留在新政权内,这时的罗隆基已不同于年轻时期。40年代末期, 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激烈交战的年代,他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帮共产党的 忙,而当时共产党为了尽快获得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许下很多诺言,对于民主 人士也表现出尊敬和宽容,这些因素对罗隆基的政治选择可能都有影响。

  1950年,他和朋友吕孝信交谈时,曾对吕的抱怨解释说:"我怎知道国民党这 样不堪一击?连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产党也不致有 这样高的气焰。"[24]当吕劝他申请出国时,他说:"你不知道,如申请不准,以 后将被歧视,认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25]可见,罗隆基 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是有所不得已的。

  1949年后,罗隆基一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够自信,并曾幻想以自己 当年所做的贡献,可能会成为外交部长或驻英大使的人选[26]。虽然同时代的人公 认他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但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他的书生气就流露出来了。他 渴望成为新政权中的一名阁员、一名部长,但他最终获得的职位不是外交部长,也 不是驻外使节,而是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他留美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公认的中英文 水平,加上出众的辩才和口才,结果也只能管管木头。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27]看他在《新月》时期对政治、国家、政党、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1949 年以后的不适应也是情理中事。

  1949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情况比较复杂。出于种种原因, 当时中共对知识分子还表现出一种欢迎态度,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已使他们绝望, 1948年底,大批知识分子由香港进入解放区。1950年左右,全国的安定局面使他们 一度兴奋。可是正当他们对新政权产生好感之际,中共却制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原罪 论的神话--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居然 相信了这个神话。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 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28]一方面说明他有想不通之处,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的社会意识已渐趋以 "无"为荣,以"资"为差了。在新的环境中,罗隆基的心情并未感到舒畅,而是越来越感到压抑,他所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出现,而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却很快发生了。1957年的到来,将这位复杂的、充满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仅剩的一点梦想也打破了。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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