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辰: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动因、目标与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5 次 更新时间:2015-12-30 23: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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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辰  

   【内容提要】 近年来,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其动因来自三个方面:在全球层次上,全球治理变革为韩国提供了扩大国际权力份额的机遇;在地区层次上,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安全困境并存,为韩国发挥中等强国角色创造了新空间;在国家层次上,政治精英对国家战略定位的持续追求是内在动因。韩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协助大国维持全球治理体系和东亚秩序稳定,收获和平红利。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韩国的基本策略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大国间实行追随与平衡的两手策略,确保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关 键 词】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

  

  

013年,韩国朴槿惠总统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信任政治”的施政纲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韩国构建为一个“负责任的中等强国”。①其实,中等强国并不是朴槿惠政府的首创,早在卢泰愚政府时期,“中等强国行动主义”的字眼就频繁出现在高层政治话语中;②随后的金泳三、金大中政府相继跟进,卢武铉、李明博政府更是加大力度,积极致力于推行中等强国外交。从冷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推行中等强国外交已经成为韩国历届政府的战略共识。韩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在我国大周边外交中居于“战略支点”的位置,因此,探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等强国:韩国的身份定位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千差万别,存在霸权国、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划分,国际体系呈现“金字塔式”的结构。“等级结构的始终存在,代表着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而等级结构的层化,则体现了国际格局的复杂性。”③国际关系的等级制,反映了国际政治的“自然状态”,国家互动存在着不公平和非正义性,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利益偏好与行为选择,塑造着国际关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中等国家在等级结构中处于一个相对独特的位置,它们介于霸权国与大国、霸权国与小国、大国与小国之间,是各方都可以争取的力量,国际空间较大,拥有重要影响力,“中等强国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次体系的力量中心,在某特定区域内如果不具有主导地位,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④因而,中等强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不可小觑。

   早在威斯特伐利亚战争期间,中等强国的概念就已在欧洲大陆盛行。⑤但是,它的内涵一直没有定论。学术界认为,这个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这类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在世界上处于中间地位;二是指这类国家在国际冲突中处于中间、中立或缓冲的地位。⑥有学者从中等强国外在的物质形态和内在的功能形态考察它的定义;⑦也有学者从国际体系视角对中等强国进行了厘定,强调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中可以发挥“管理介入”的作用,认为中等强国“潜在领导力的角色”是基于相互依赖、应对国际挑战的多边合作、解决霸权国领导能力的困境这三个方面因素而确定的。⑧综上所述,中等强国的内涵应该包含三个基本要素: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政治意志参加国际事务,不会完全依附大国;国家拥有较大的国际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有能力对大国进行某种软制衡;在世界力量格局中居于中间地位,能够对国际关系进程发挥独特影响力。中等强国就是指“那些在国家规模、物质资源、行动意愿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影响力和稳定性都接近于大国的国家。”⑨这个界定对中等强国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学术界的认同度比较高。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韩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强国集团”。⑩经济上,韩国拥有较大的实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被世界称之为“汉江奇迹”。1996年12月韩国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工业化国家俱乐部”,成为其第29个会员国。(11)自2002以来,韩国的GDP总量一直位居世界的第11~15位之间。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突破24000美元。它的人口有5000多万,人口总量在世界居第23位,2011年人力资本发展系数排世界第15位。(12)另外,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14年国家竞争力年度报告,韩国总体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26位。(13)由此可见,韩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已经跻身中等强国行列。

   政治上,韩国塑造了民主国家的身份,有助于提升国际认同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韩国已经从军人主导的威权政府逐步向民选政府过渡,法治比较健全,市民社会获得了较大发展,从军人威权的抗争者转变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合作者和监督者,顺利实现了民主主义场域的角色转换,(14)市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增强了韩国公共外交的活力。韩国的新政治属性也获得了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在战略价值上,韩国在东亚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美国知名学者布热津斯基把韩国视为“远东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他认为,“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势力范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必然改变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因此而改变日本的作用。”(15)这既是对韩国地缘战略价值的充分认同,也是对韩国中等强国身份的政治支持。

   外交上,韩国编织了较为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格局发生变化,虽有许多因素干扰地区和平,且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但国际情势已经缓和许多,毕竟地区内国家不再轻易把其他国家视为敌人。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韩国以大国关系为主轴,立足国家安全,着眼半岛和平,发展经贸关系,推动区域合作,为自己争取了灵活的战略空间。在大国关系中,美国是韩国的军事盟友,是韩国对外关系的战略基石。除了继续强化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外,韩国还利用其他因素试图拉近韩美关系:一是宣示政治效忠,韩国的保守派更是心甘情愿地推迟美国的军事指挥权移交,不顾国内反对,签署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此表达对美国的政治忠诚;二是强化身份认同,2008年4月时任总统李明博访美时提出,韩美要构建价值同盟、互信同盟、和平同盟,借此“标榜韩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价值观以提升自身的地位”。(16)2008年韩国相继与中国、俄罗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日本存在相互依赖的经贸关系。韩、日虽然没有结盟,但由于美国因素的干预,两国关系保持了相当弹性。韩国构建的大国关系架构可以使其左右逢源,周旋于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并借重大国关系网络对其他大国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软制衡”,(17)从而获取与新兴大国、霸权国家互动的最大化收益。可以说,韩国保持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平衡关系,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较大的回旋空间,使外交更具有灵活性。

   总之,韩国的独特性使其具有了中等强国身份,有人指出,“在亚洲即将出现的区域结构中,韩国位于主要集团的中心”,“矗立在事关亚洲未来秩序的主要裂隙和不确定性的关口”。(18)这种认识并非夸大其辞,韩国处在西方民主规范与亚洲价值之间、在亚洲陆权与海权之间、在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在东亚一体化和跨太平洋自由贸易之间,可东可西,可南可北,非常灵活,这种独特性使韩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二、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多维动因的考察

   冷战后,韩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利益也因观念认知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些因素为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提供了强大动力。政治精英们把致力构建一个“先导性的中等强国”作为国家使命,中等强国外交成为韩国政府持续推动的外交课题。

   从全球层面来看,在国际权力再分配中争取有利的权力份额是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的直接动因。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国际权力转移趋势加快,国际社会面临着新一轮权力再分配改革。在此背景下,韩国的中等强国意识增强,希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以此提升国家声望。对此,有韩国学者认为,全球权力关系的重构可以为韩国“延伸外交地平线”提供良好机遇。(19)20世纪后半期,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和跨国犯罪等各种全球性问题,霸权国没有足够意愿和能力继续有效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全球治理失败。面对治理困境,需要创新治理思维,同时需要包括中等强国在内的各种国际力量共同合作,克服主权国家的有限性,抑止国家的自利性,走出治理失败的困境。“现实已不再回避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全球治理不再受强国霸权的操弄。”(20)因此,去霸权中心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取向,(21)国际社会纷纷要求中等强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面对全球治理的挑战。(22)韩国政府从全球治理改革的浪潮中看到了中等强国的机会与希望,大力推行中等强国外交,共同倡导全球治理改革,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

   从地区层面来看,抓住东亚经济合作机遇,防范和应对区域安全危机,增强在区域议题上的存在感,是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的深层动因。经济上,中国经济崛起加速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10+1”和“10+3”、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欧会议(ASEM)、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规划在内的各种层次的对话与磋商机制相继建立,东亚区域整合正在有序推进。在新情势下,韩国深知区域合作机遇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借助中等强国外交,确立其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有利位置,规避被边缘化风险。安全上,东亚是目前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复杂、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首先,中、美、俄、日等世界主要大国云集,大国矛盾错综复杂,既有区内大国的矛盾,也有区外大国和区内大国的矛盾;同时,冷战遗迹依然存在,朝鲜半岛上韩国与朝鲜划线而治,海峡两岸大陆与台湾仍未统一;再者,各种领土争端和冲突日益激烈,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最后,朝鲜核危机阴影笼罩,半岛无核化进展艰难,六方会谈陷入停滞,“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等不确定性冲突时常发生,南北双方对峙的紧张局面并未消解。为了增强自身安全,韩国政府认为,必须运用外交、经济和国防等一切手段,构筑一个具有整合性的综合安全保障框架,这种框架由三大支柱构成:巩固美韩同盟关系并充实日韩安全保障关系的机能;积极参与和构筑世界及地区规模的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23)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努力与大国加强沟通协调,目的就是通过灵活外交拓展政策选择空间,把危机化解为转机,加强东亚区域的危机管理,保障东亚长期稳定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治精英致力于提升国家威望,增强民族自信,彰显执政成就,这是韩国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的内在动因。在经济现代化成功后,韩国获得了极大民族自信,期冀在国际事务中做个“优等生”。于是“中等强国行动主义”成为韩国政治精英的一种政治信念和追求。(24)中等强国意识贯穿在冷战结束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卢武铉政府强调,韩国要做一个“区域平衡者”,(25)力图通过平衡中美关系来扩展韩国的影响力。李明博政府则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那里借鉴经验,力图推进“积极的区域主义”,因为“成功的中等强国外交需要一些利是,霸主的支持或至少善意的忽视,可靠的联盟伙伴,以及适当的制度建设和管理,”(26)其意图就是致力于推进韩国的安全与繁荣。朴槿惠政府上台后,把“中等强国行动主义”的外交传统沿袭下来,借助“战略性资产”努力追求韩国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话语权,充分利用经济发展成果对外进行发展援助,推广韩剧和“国家品牌建设”活动,传播韩国文化软实力,使国际社会深切感受“韩流”影响;积极推动国际维和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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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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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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